上世纪60年代初，总后勤部组建了5个军级办事处作为战略后方基地

众所周知，从新中国成立初期至上世纪70年代，我国面临的国防整体形势一直都是较为严峻，各种复杂多变的战争风险因素纷杂多变，因此党中央、中央军委对于各种战备力量建设、后方基地建设都是高度重视的。以后方基地建设为例，在上世纪60年代初，根据中央军委的战略部署，解放军总后勤部就先后组建或升格了五个军级办事处并配有部队代号，执行军级权限，主要承担战略后方基地任务，具体分别是白城办事处（对外称“后字201部队”）、大同办事处（对外称“后字202部队”）、西安办事处（对外称“后字203部队”）、重庆办事处（对外称“后字204部队”）和青藏办事处（对外称“后字205部队”）。

而作为全军的战略后方基地，总后勤部五大办事处自然少不了下辖各类卫勤保障力量，比如兵站、物资仓库、部队医院、军工厂、军马场、工程部队、运输部分以及其他勤务部(分)队等等多样化的保障实体。总后五大办事处在总后勤部的统一领导指挥下，建立了严密完善且覆盖全国各主要战备方向的的后勤保障体系，同时也成为了保障国防建设和支持军队作战的重要依托和有力支撑。也正因如此，后方基地建设是全军后勤战备建设的重点，备受重视。

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国会从上世纪60年代初开始大规模建设战略后方基地呢？这是因为，上世纪60年代初，我国在中苏边境、中印边境同时面临着较大的战争压力，不得不做好最坏的打算，当然这种压力和态势也是有一个发展过程的。例如，实际上从上世纪50年代后期起，中苏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就在日渐加剧，特别是从1958年开始“中苏关系”严重恶化，乃至演化为后来的苏联在中苏边境集结重兵、不断挑衅。类似的，1959年8月25日，中印之间在朗久地区爆发了第一次边境冲突（史称“朗久事件”），此次边境冲突由印军越过实际控制线向中国边防部队开火导致，解放军进行自卫还击后印军撤出，此后中印边境局势一直高度紧张。

针对上述情形，1960年1月，中央军委为了稳妥应对苏联在中苏边境集结重兵向我国释放军事压力、印度也在中印边境不断制造军事摩擦等现实威胁，开始逐步做好军事部署工作，主要举措有两点。一是立足现实、着眼长远，修订完善作战预案，加紧加快落实军队战备建设工作，同时建立值班部队和战备值班制度，以应付可能发生的边境战争或大规模冲突。二是在中央军委的命令部署下，由解放军总后勤部从军队后勤建设的全局出发，妥善研究后方基地建设和作战物资储备等问题，并对战略和战役后方基地的建设作了部署。

根据中央军委指示以及结合部队领导指挥系统的实际，战略后方基地建设明确由解放军总参谋部、解放军总后勤部统一规划，并由解放军总后勤部具体负责组织实施；而战役后方基地建设则是由各军区、军(兵)种自行规划并具体负责实施。

1960年10月14日，在当时召开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时任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大将在《关于我军八年组织编制、装备规划的一些说明》中指出，根据战略布局和战场准备的需要，八年期间后勤组织建设的重点是加强战略和战役后方基地的建设，并要进一步研究改进后勤供应体制，逐步建立条块结合的按区供应。

会后，根据此次会议上达成的精神共识和任务目标，解放军总后勤部加快了战略后方基地建设的准备进程和实施工作，并于当月就开始建立或调整了直属办事处机构，加强了办事处建设战略后方基地的职能，其中新建直属办事处2个（即白城办事处、西安办事处），调整、扩大直属办事处3个（即重庆办事处、青藏办事处、集宁（大同）办事处），总后五大直属办事处具体负责各战略方向后方基地的建设工作。

在组织体系方面，总后五大直属办事处本级机关主要设有司令部、政治部、业务部和军马局等机关部门（各部局再下设相应的职能处室），其中业务部就是扮演着后勤部的角色、发挥着后勤部的作用。根据史料记载，业务部的职能范围很广，因此其下设处室也很多很全面，具体包括“财务处、军械处、军需处、卫生处、军运处、运输油料处、营房处”等等。与此同时，总后五大直属办事处根据任务需要会下辖若干个执行师级编制的兵站、工程总队以及执行团级编制的仓库、医院、工程团、汽车团、军马场等后勤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