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对北约，有所为有所不为

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近日发布的报告显示，2021年到2025年，韩国成为北约欧洲成员的第二大武器装备进口来源国，其占北约欧洲29个成员国装备进口总额已升至8.6%，凸显韩国同北约在军工领域密切的合作关系。由此引发思考，韩国当今如何定位与北约的关系，以及塑造对北约、对欧洲，乃至于国际治理中的自身角色？ 历史视角下，韩国与北约的关系呈渐进式演变。整个冷战及卢武铉时期，绑定于韩美同盟的韩国与北约交集不多。李明博时期与北约签署《情报安全谅解备忘录》《个别伙伴合作计划》等，开始确立机制性合作框架，也借助北约开启安全合作多边化。朴槿惠时期，北约秘书长首访韩国，双方延续基本合作。文在寅时期聚焦与北约在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保持低调务实。尹锡悦时期，韩国与北约关系升级。随着尹锡悦参加北约马德里峰会、韩国设立驻北约代表团、双方签订“量身定制伙伴关系计划”等，韩国与北约关系进入“准制度化”升级时期。 现实维度下，韩国与北约关系呈现出在战略自主下主动推进务实合作的态势。与前任大幅推进同北约的“政治军事关系高级化”做法不同，李在明执政以来，奉行“实用外交”下的国家利益优先、韩美军事同盟下的国防战略自主原则。在处理北约关系上，既维持现有机制的延续性，同时又维护战略自主的适配性，对北约战略定位为不寻求成员资格、拒绝卷入阵营对抗，但不放弃务实合作。李在明缺席北约海牙峰会、低调处理“北约亚太化”、稳定处理对中俄关系等都折射了上述考量。同时，韩国推进与北约围绕军工及安保合作协商，聚焦非传统安全、军工互补、规则制定等合作，也凸显韩国将北约作为自身提升全球地位、平衡大国关系的工具研判。 透过上述考虑，不难总结，对北约“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功能性定位，最符合当下韩国利益，也印证韩国定义本国在对北约、欧洲，乃至国际治理中的自身角色时，将更多追求功能性合作，摸索双向赋能地位。 其一，塑造对北约“功能性合作者”角色。从韩国与北约关系的核心逻辑看，塑造涵盖经济利益、安全利益和战略利益的“利益优先”格局，确保外交和安全“战略自主”的“功能性合作者”角色将是其经略北约的基本定义。这种角色要求韩国一方面要借助北约平台应对朝核问题、全球恐怖主义等挑战，借助成员国防务需求提升军工出口，打造具有竞争力的新增长极，并将合作领域向人工智能、量子技术、生物防御等新兴领域延伸；另一方面也要避免沦为北约军事附庸和地缘扩张的棋子，减少北约军事外溢义务绑定，确保功能性灵活支撑战略自主和利益优先。 其二，塑造对欧洲“双向赋能者”角色。从韩欧关系的现实逻辑看，借助俄乌冲突和中东乱局下欧洲防务需求扩大的现实，塑造韩国对欧洲防务贡献和市场拓展相结合的“双向赋能者”角色，是其调度对欧关系的基本逻辑。这赋予韩国承担欧洲安全语境中的“防务供给者”和“军需贡献者”角色。过去5年，韩国对波兰、挪威等北约成员国的大额军备输出，乃至通过技术转让向欧洲转移军备产能，不仅使该产业成为韩国对欧合作的核心增长极，也刺激半导体、汽车等出口，带动科技和网络等市场化合作，这也印证了韩国对欧军工和经济反哺的“双向赋能者”角色正在成型。 其三，塑造在国际治理中的“全球贡献者”角色。“功能性合作”和“双向赋能”等尝试，让韩国在国际治理中的规则参与和安全协作获得更大空间。塑造基于实用平衡的“全球贡献者”角色，将成为韩国树立“多边贡献”的核心定义。这种角色推动韩国摆脱国际规则和受援国的被动，依托联合国、G20乃至北约等多边机制，积极参与多边规则设置，力争跻身国际标准供给国行列。在安全协作上则要求韩国摆脱对同盟的过度依附，塑造战略自主下的多边贡献，形成自主国防与韩美威慑同步、区域安全对话与参与北约伙伴协作并行等安全贡献框架，推动自身在全球规则和安全治理中发挥桥梁与推动作用，塑造在规则主导和安全协作上的“全球贡献者”新形象。（作者是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东北亚研究所研究员、中国东北振兴研究院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