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演员拿全部身家给志愿军捐飞机，惊动中南海，毛主席：了不起

一九五二年四月的北京，春雨初霁。夜幕里，怀仁堂的灯光温黄而柔和，一曲《拷红》刚落，观众席爆出雷鸣般掌声。毛泽东微微欠身，伸出手，对台上那位身着水袖的小个子女演员说道：“你这个香玉，了不起嘛。”这不是一句客套，而是对她半年前那场举国皆知的义举的肯定。

毛泽东为何如此动情？时间拨回到一九五一年仲夏。全国电波里传来急促播报——“志愿军某高地连遭百余架敌机轰炸”。山河为之震颤，千里之外的西安，一位方才结束排练的豫剧名家捂着胸口听完新闻，泪如雨下。她叫常香玉，二十八岁，已是豫剧舞台的头牌。那天夜里，她对丈夫陈宪章说了句响亮的话：“咱给前线买架飞机，可行？”陈宪章只回了一个字：“行！”

话出口容易，钱从哪来？常家不算寒门，可“买飞机”是天文数字。她二话不说，卖房子、卖卡车、连孩子脖子上的金锁都摘了，又把多年积攒的公债全部兑现。三名孩子最大的八岁，最小才三岁，夫妻俩狠下心把他们送进西安保育院：“妈去替你们守大天空。”短短两日，他们凑出第一笔经费，但远不足以支付一架米格—15的价格。常香玉给剧社下命令：“走，义演！”

这一走便是半年。八月七日离秦岭，先到开封，后赴郑州、新乡，再南下汉口、广州。白天搭台，夜里赶路，连轴转。一张戏票两角钱，观众却常掏一块，找零都不要。新乡剧场免租费，工人帮忙搬景片时撂下一句：“支持志愿军，咱不能含糊。”到了广州，时任市长叶剑英送来一条写着“爱国艺人”的条幅；一位南洋归侨当场摘下手表递给后台，“拍了当票钱吧”。山海之间，陌生人暖意如潮。

一百八十场戏，足迹跨七省。翌年二月七日，常香玉把筹得的十五亿二千万旧币汇往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郭沫若亲自开收据并致电感谢——那架战机后来被命名“常香玉”号，又改称“香玉剧社”号，编号醒目地漆在机身。消息传到北京，《人民日报》连续报道，周恩来总理接见她时笑着说：“香玉同志，你做了大事，全国人民领情。”

舆论正热，外界却很少知道她早年的硝烟。常香玉本名张妙玲，一九二三年九月生于河南巩县董沟窑洞。父亲张福仙是跑码头的豫戏伶人，家族嫌唱戏丢脸，信里斩钉截铁：“不准再姓张。”于是小妙玲拜常老大为义父，改名常香玉。九岁开嗓，十五岁能连翻十几个“虎扑滚”，父亲练功极狠，练不好就断饭。日军侵华后，她跟班子一路西走，洛阳、西安，边逃难边唱戏。二十一岁嫁给爱国知识分子陈宪章，抗战岁月里义演募捐、救助难民，一句“国家的难，就是自己的难”伴她一生。

一九四九年，五星红旗升起，戏子变“艺术工作者”。常香玉自愿减薪，剩余钱都买建设公债。新中国百废待兴，她想着“帮国家把窟窿补上”。这种朴素心思，最终酝酿出捐飞机的决定。倘若没有那段积累，人们未必能在朝鲜战场的高空看到写着“香玉”二字的机翼。

飞机捐出三个月后，常香玉又坐不住。她向文联递交申请：“去前线给战士们唱一折。”一九五三年三月五日，中国人民赴朝鲜慰问文工团第五团出发，她任副团长。踏上鸭绿江那天，志愿军女兵把她高高举起，笑声盖过炮声。前线条件艰苦，野战医院里消毒水味夹着硝烟，她一口气唱《花木兰》选段，“扑咚”跪在地上，台下坐着满脸纱布的战士。有人悄悄抹泪，有人跟着哼。清晨换岗的小兵挡在她门口，“保护爱国艺术家”，一句稚嫩宣言让常香玉嗓子更哑，也更亮。四个月，她跑遍二十多个阵地，演出一百八十余场。一位机关枪射手递来用敌机残骸做的模型，“这是‘香玉剧社’号的小兄弟”，她笑得像孩子，把模型带回祖国珍藏。

战争在一九五三年七月二十七日画上休止符，志愿军打出了新中国的尊严。“香玉剧社”号安全返航，被安置在中国航空博物馆，银灰色机身依旧闪光。常香玉随后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来又筹资建戏校、救灾、扶贫，身家来来去去，总是不盈余。二○○四年六月，她在郑州病逝，享年八十一岁。临终前留一句话：“唱戏人就得唱响正气。”

今天，米格—15静静停在展馆，铝皮上还能看见补铆的痕迹；豫剧《拷红》的唱段仍在剧场回荡。飞机、唱腔与八十万里山河，被一位女演员用全部身家烙在一起。常香玉没有写过豪言，她说过最重的一句是：“我要吃一碗痛快饭。”倘若那碗饭里盛着山河无恙，盛着万家灯火，足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