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南方”参与人工智能国际治理的挑战及中国选择

“全球南方”在AI治理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性。作为全球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全球南方”国家普遍认识到作为下一代通用技术的AI赋能社会经济发展的深厚潜力和未来前景，将AI 视为提升国家竞争力的战略性产业，在智能技术赋能工业、农业、医疗、教育等社会经济发展领域提出普惠性需求，其发展路径与风险挑战具有显著共性。“全球南方”的大部分国家和地区面临着智能鸿沟和治理能力不足的双重挑战，深陷经济发展滞后、研发能力弱、基础设施不足、人才培养短缺等多重困境，在AI技术格局中依然处于半边缘或边缘位置。因此，“全球南方”在AI国际治理中存在以发展为主要导向，主张对技术主权、技术可及性以及合作援助等方面的共同诉求。中国作为“全球南方”的重要成员和新兴技术大国，具备推动“全球南方”参与AI国际治理的能力。

随着“全球南方”在区域内平台和国际多边平台上主动参与AI国际治理，其在包容性AI、可持续发展、数据主权以及技术合作等方面开展治理实践。

首先，在区域合作机制方面，“全球南方”国家通过区域合作平台构建AI治理共同体。2024 年以来，各“全球南方”区域性组织加快AI治理战略文件的出台。其次，在国际多边平台方面，“全球南方”国家争取AI治理民主化与规则重构。一方面，“全球南方”国家积极支持联合国在AI治理中发挥的作用。另一方面，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全球南方”国家同样积极探讨AI治理合作，在AI伦理、数据安全和算法透明等议题上开展了诸多对话与联合研究，推动建立去中心化、尊重主权、促进合作的全球数字治理体系。

“全球南方”推动AI国际治理面临的困境与挑战

尽管已取得突出成就，“全球南方”在推动AI国际治理范式转型的过程中依然面临诸多结构性困境和现实挑战。

首先，“全球南方”国家数字基础设施短缺形成的“数字鸿沟”，造成其无法实现数字化的可持续发展。其次，多数南方国家在AI价值链中居于边缘地位。核心算法研发与高性能计算资源集中在美 国、中国等少数国家，主要投资融资也发生在技术领先国家，南方国家难以获得前沿模型设计与训练所需 的算力与资金；关键硬件（如GPU、专用加速器）和上游芯片制造被跨国巨头垄断，技术转移受限；本地数据采集与标注成为部分发展中国家的弱势环节。最 后，多数南方国家在人才培养方面存在显著缺口。

上述结构性问题在限制“全球南方”AI发展的同时，也削弱了其在全球AI治理中的议价能力与发展自主性，使其治理诉求与发展主张愈发受到多重外部挑战的制约。一方面，现有的 AI治理框架多由以欧美为代表的北方国家主导构建，在议程设置、价值标准及技术评估体系的开放性、责任性、公正性等方面都尚未获得全球共识和行动保障，在机制设计和具体 运行层面亦排斥了“全球南方”的声音。因此，现有AI治理框架无法有效回应“全球南方”国家的诉求，也更无法形成国际社会广泛认同的治理共识。另一方面，AI国际治理被大国竞争叙事所裹挟，难以形成协调合力。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将AI问题泛安全化、意识形态化，不断强化以国家安全为名的技术壁垒，推动“小院高墙”政策，限制关键技术和高端人才的跨境流动，实质上构筑起其技术霸权的维护体系。在这一逻辑下，AI合作议程的发展属性日益被安全逻辑所取代，全球治理空间被压缩，南方国家在规则塑造中进一步被边缘化。此外，在当前的AI治理格局中，西方大型科技企业（如Google、Microsoft、OpenAI、Meta等）不仅是技术创新的主要驱动者，也是事实上的标准制定者与治理议程塑造者。在技术地缘政治日益白热化的背景下，这些公司立场“国家化”的趋势日益显著，与国家利益绑定愈发紧密，更强化了美西方国家在 AI 国际治理中的优势地位。

如何构建更具包容性的AI国际治理新秩序

中国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与新兴技术大国，在推动“全球南方”参与AI国际治理中具备独特优势，能够为“全球南方”突破治理困境提供系统性支持，引领构建更具包容性的AI国际治理新秩序。

第一，中国参与人工智能国际治理的能力基础。中国近年来在AI技术上的快速突破和系统性积累，正在成为其推动“全球南方”参与AI发展的重要支撑力量。从产业能力层面看，中国在技术层面正在快速赶超美国，在算法创新、算力基础设施建设、数据资源治理和应用场景拓展等领域，已构建起相对完整的AI产业链与创新生态系统。这一综合能力不仅有效支撑中国自身数字经济发展与治理现代化进程，也为 “全球南方”国家提供了具有实践意义的参考样本与发展路径，通过中国当前实践中本地化适配与合作共建的优势，助力“全球南方”国家因地制宜地构建自身的AI能力体系。

第二，中国在人工智能国际治理中的价值引领。作为“全球南方”的重要成员，中国在国际治理中始终坚持发展中国家和“‘全球南方’第一方阵”身份，在多边场合积极主张发展权利的平等性与技术治理的多元性。这种身份认同不仅体现为政策话语上的自我 定位，更体现在中国长期以来对发展中国家利益诉求的制度性回应与实践承诺。在 AI领域，中国倡导以包容性、发展导向为核心的全球治理框架，强调技术应当服务于社会公共利益、推动发展鸿沟的弥合。通过这种价值共鸣的强化，中国在国际AI 治理进程中逐步形成了区别于西方主导的“南方逻辑”与“南方声音”，并以此为基础推动更加公平、平衡、发展导向的全球AI 治理新秩序的建构。

第三，中国人工智能发展的路径示范。中国的AI发展路径具有高度的技术自主性和应用导向性，区别于西方依赖私人资本驱动和自由市场机制的技术演进逻辑。中国政府在AI 发展中扮演了关键的战略引导与资源配置角色，探索出一套以国家为主导、市场为机制、协同推进技术创新与产业化的混合模式。这种模式对“全球南方”国家具有较强的适配性，能够为其提供在有限资源条件下实现技术跨越和产业升级的可行经验。其次，中国的AI发展以“发展优先”为核心逻辑，强调技术服务于社会治理、公共服务与经济转型的现实目标。这种以解决发展问题为导向的技术应用路径，更贴近“全球南方”国家在教育、医疗、农业等关键领域推动数字化转型的迫切需求。最后，中国AI发展的制度结构也呈现出较强的可迁移性。对于体制结构相近、制度能力较强但公共资源相对有限的南方国家而言，这一制度安排具有显著的可参考 性与可适应性。

中国参与人工智能国际治理的战略选择

中国推动“全球南方”参与人工智能国际治理的战略选择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从“参与者”到“引领者”的战略定位转变。正如上文所述，中国已经成为全球AI治理不可或缺的重要参与方。其一，在AI基础技术研发与产业化应用方面取得的突破，为中国积极参与治理提供了坚实的技术支撑；其二，中国通过参与国际标准与规则 的研讨，深化政策协调，推动构建更加公平、包容的发展导向治理框架，强调技术普惠与安全伦理的平衡；其三，通过多边与双边合作机制，中国不断提升自身话语权，倡导合作共赢原则，促进发展中国家在治理进程中的平等参与和能力建设。未来，随着AI技术的不断演进，中国有望在伦理监督、技术安全评估和能力培训等领域发挥更大引领作用，进一步巩固其在国际治理中的地位。

第二，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向“全球南方”扩散。中国应加强政策和制度的顶层合作、投资融资支持，以及在“基础设施”“数据”“技能”三方面的普惠供给和生态培育，为“全球南方”国家在AI 这一通用技术的采用、普及和可持续发展方面提供全方位支持。具体 而言，中国可以在以下五个方面开展行动。其一，在政策与制度方面，构建普惠性技术供给的普遍共识和协调机制；其二，在投资与融资方面，通过促进投资支持培育创新和基础设施建设；其三，在技术可及性方面，基于开源共享理念加快技术普及，加快弥合社会差距；其四，在数据资源方面，推动数据共享、规则互认与本地化数据建设；其五，在技能培养方面，协同构建技术培训体系，加强产学研协同。

第三，建构以发展为导向的“人工智能南方叙事”。国际社会应该更多地关注AI如何弥合发展鸿沟、促进社会进步与服务公共利益。因此，构建以“发展为导向”的AI 南方叙事，既是南方国家集体利益表达的逻辑必然，也是突破西方技术治理路径依赖、争取制 度话语权的关键策略。其一，在议程设置层面，中国应推动全球AI议题设置朝向“发展权优先”的方向转变。其二，在技术治理体系方面，对于中国而言，亟需推动建立更加多元、包容和发展导向的AI技术治理体系，以国际多边平台促进技术共享与能力建设，突破现有框架对发展中国家的结构性排斥。其三，在技术价值观方面，中国应主动建构具有发展性、包容性和公共性取向的技术价值体系，提出区别于霸权技术观的“中国式技术理念”，强调“技术向善”“发展公平” “能力共享”等价值内核。

（作者阙天舒、郑兆辰均来自华东政法大学中国法治战略研究院，本文已被《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2025年第11期摘录，小标题为澎湃新闻编辑所加。本文首发于《当代中国与世界》2025年第3期，约19000字。）

来源：阙天舒 郑兆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