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居住流动性、互联网使用与安享晚年的交互作用研究

【编者按】

中国正经历快速的人口结构转型，老龄人口规模的空前激增和城市化进程的持续深化，深刻改变着老年群体的生活体验，而数字技术的普及与应用也重塑着老年人的生活方式，为其适应生活变化、缓解居住流动带来的冲击提供了新的路径可能。现有研究多聚焦休闲与旅游对提升老年人福祉的作用，却鲜有研究探讨频繁居住流动对老龄化发展结果的影响，同时忽视了互联网使用在居住流动性背景下的中介作用，未能全面阐释动态发展视角下老龄化的复杂性。在此背景下，居住流动性与互联网使用如何协同作用于老年人安享晚年，成为亟待探究的重要社会议题。

此前，李罕梁博士作为通讯作者完成的《Connecting Lives: Exploring the Interplay Between Residential Mobility, Internet Usage, and Aging Well in China》一文，已正式发表于国际知名期刊SAGE Open。该研究依托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的全国代表性数据，运用二元逻辑回归、逐步回归等实证分析方法，系统探究了居住流动性、互联网使用与安享晚年三者间的内在关联与作用机制。研究创新性构建了“居住流动性-互联网使用-安享晚年”的调节中介模型，将数字包容纳入社会支持与健康公平的整合分析框架，进一步拓展了安享晚年理论的内涵与外延，也为制定兼顾流动性与数字包容性的适老化政策、推行针对性适老化数字素养培育项目，提供了扎实的实证依据与具体的实践指引。

-文章观点-

01 居住流动性频率与安享晚年

安享晚年是一个复杂的多维度概念，其内涵不仅包括无重大慢性疾病、无生活自理障碍，还涵盖持续的认知功能、身体自主性以及有意义的社会参与（(Kahana et al., 2014; Rowe & Kahn, 1997）。

居住流动性即改变生活环境的频率和模式，是影响老年人实现安享晚年的重要且尚未被充分探索的关键因素。传统观点认为居住流动性在老年阶段具有破坏性，而在中国语境下，得益于基础设施的完善、代际关系的动态变化与城市空间的扩张，居住流动性正逐渐成为老年人的一种生活方式适应策略(R. Chen et al., 2019; Hao & Xiao, 2021)。对部分老年人而言，搬迁能够使其获得更优质的医疗服务、生态休闲空间，或实现与子女的就近居住，这些因素均与老年人心理健康水平提升、生活状态更积极相关(Castilla-Polo et al., 2023; Lou, 2010)。但同时，居住搬迁也存在风险：社会资本的断裂、情绪压力的增加以及地方依恋感的缺失，这些问题均可能损害安享晚年的核心维度，如老年人的生活自主性和生活满意度(Choi& Oishi，2020;0ishi，2010)。

研究证实，居住流动性对老年人而言是一把“双刃剑”。尽管搬迁有时可能提升老年人获取医疗保健、基础设施与家庭网络的可及性，但也会产生巨大的心理与社会成本，进而损害安享晚年的关键领域。这些负面影响在中国社会背景下表现得更为突出，户籍制度和城乡发展差距限制了老年移流动人口的福利保障可及性，往往使搬迁成为老年群体面临社会排斥的诱因，而非实现自我赋能的途径(Hou et al., 2019; Vendryes, 2011)。此外，拥有频繁居住流动经历的老年人，会在生命历程中积累多重不利因素，包括医疗护理的连续性受损、社区环境熟悉度丧失等(Simsek et al., 2021; Tang et al., 2022)。

总体而言，在支持体系薄弱或搬迁非自主发起的情况下，居住流动性更有可能阻碍而非促进老年人安享晚年各纬度目标的实现。本研究提出假设：居住流动性与老年人安享晚年呈显著负相关，频繁的迁居会破坏老年人的社会支持网络、增加心理压力，进而降低其实现安享晚年的概率。

02 互联网使用与安享晚年

随着互联网深度融入日常生活，其对老年人幸福感、休闲旅游参与、社会连接及健康状况的影响受到学界广泛关注。数字技术是提升老年人社会参与度、增强自主性的重要载体，对推动老年人实现积极健康的老龄化具有重要意义(Pantelaki et al., 2023)。然而，数字鸿沟问题依然存在，与年轻群体相比，老年群体的数字技术应用能力仍处于相对落后水平(K. Chen, 2020; Macdonald & Hulur, 2021)。

中国青年群体居住流动性的提升给老年群体带来了诸多挑战，既破坏老年人原有的社会网络结构，也进一步加剧了其孤独感。在此背景下，互联网成为老年群体的重要工具，不仅帮助其维持与家人、同龄人的社会连接，也有效提升了整体生活质量(Aggarwal et al., 2020)。尽管互联网使用对老年人存在诸多积极影响，但学界也关注到其潜在的负面影响，例如过度使用可能导致的认知能力下降与现实社交疏离等问题(Wan et al., 2022)。

居住流动可能破坏老年人基于地域的社会联结与社区融入，而数字参与则能成为重要的补偿机制，缓解居住流动带来的负面影响。从生命历程理论视角来看，互联网使用可以通过推动老年人的适应性行为、减少信息不对称、增强决策自主性等路径，缓冲其在生命历程中积累的不利因素(Hutchison &Levesque，2017;Settersten，2018)。研究提出假设：互联网使用在居住流动性与安享晚年之间发挥中介作用，积极参与数字活动、具备一定数字应用能力的的老年人，能有效减少居住搬迁带来的不利影响。

03 年龄作为调节因素的作用

在老年人适应居住环境变化的过程中，年龄同样发挥着至关重要的调节作用

低龄老年人（60-74岁）通常身体状况更佳、认知能力更敏捷，也更愿意参与数字活动与休闲活动，而这些活动能够有效帮助其适应新的居住环境(Rasi-Heikkinen & Doh, 2023; Simsek et al., 2021)。与之相对，高龄老年人（75岁及以上）往往存在身体行动能力下降、生活依赖性增强、数字技术熟悉度低等问题，这使得其在搬迁后更难重建社会网络，也难以有效获取社区资源(Chai et al., 2006; Tang et al., 2022)。

上述诸多因素共同表明，居住流动性带来的不利影响在不同年龄阶段的老年群体中并非均匀分布，而是对高龄老年群体造成了不成比例的负担。本研究提出假设：年龄调节居住流动性与互联网使用之间的关联，二者的关系在低龄老年人与高龄老年人中存在显著异质性。

◎The proposed conceptual model

来源：《Connecting Lives: Exploring the Interplay Between Residential Mobility, Internet Usage, and Aging Well in China》

04 研究的实践启示与行动建议

在实践层面，研究为应对人口老龄化、制定科学的适老化政策提供了兼具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指引：

一是，针对互联网使用在不同年龄老龄群体中的差异化影响，需开展分年龄段的数字素养培育项目。例如，对于数字准备成都较低的欠发达农村地区高龄老年群体，可通过部署移动老年中心、推广智能电视等简易数字平台、优化数字产品界面设计等方式，降低其数字技术使用门槛，提升数字参与的可及性（Rasi-Heikkinen & Doh, 2023; C.-H. Wang & Wu, 2022）。

二是，针对老年人因健康需求、家庭责任、城市化进程等产生的居住搬迁行为，相关政策制定应将数字融合纳入搬迁后的适应支持体系。例如，可通过建立社区主导的数字包容服务中心、推动电信企业与养老服务机构的跨界合作、为老年人提供数字设备补贴与免费培训等方式，帮助流动老年人快速适应新环境，重建社会连接。

三是，医疗保健规划者和城市政策制定者应充分认识到数字参与在缓解老年人孤独感、维持认知功能、提升情绪健康水平方面的保护作用，将数字接入与数字素养培育融入中国福利体系建设与城市化发展政策中，以成本效益较高的数字包容策略，支持不同社会阶层的老年人实现安享晚年，促进健康公平与社会公平。

文章节选自《Connecting Lives: Exploring the Interplay Between Residential Mobility, Internet Usage, and Aging Well in China》

作者：Asif Khan1,2 , Sughra Bibi3, Yao Lee4 , Zaheer Udden Babar5 , and Hanliang Li1

1International School of Cultural Tourism, Hangzhou City University, Zhejiang, China

2Department of Tourism and Hospitality, Hazara University, Mansehra, Pakistan

3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Zhejiang Sci-Tech University, Hangzhou, China

4School of Management, Department of Tourism and Hotel Management,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China

5School of Media and Communication,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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