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子旸 | 中国农村的真实情况

李子旸

贺雪峰是研究中国农业的顶级学者。他和他的团队，长期深入农村基层调查研究，在“三农”问题上有很多独到见解，被称为“华中乡土派”。最近，人大出版社出版了贺雪峰的新书《大国小农》。看了这书，纠正了我对中国农村农民很多错误的刻板印象。

虽然现在是网络时代，包括视频在内的各种信息，很丰富，传播也很容易，但是，如果没有身历其境的长期调查，对很多事情，我们的刻板印象，其实很不可靠。

以中国的“三农”问题为例，相信很多人都有下列刻板印象：

因为大量农民离乡进城，农村耕地大量撂荒，中国农业，前景堪忧。

中部西部的农村，应该效仿东部沿海农村的致富经验。这样，那里的农民才能富起来。

资本下乡，建设现代化大农业，是中国农业的未来方向。

农村的老龄化问题，因为农村的“空心化”，几乎无解，只能靠政府大幅增加财政投入，在农村大量建设养老院等设施。

对上述刻板印象，《大国小农》几乎都提出了相反的观点。

第一，关于土地撂荒问题。

大量农民进城，中国城市化水平迅速提升，这当然是事实。在某些农村，也的确能看到耕地撂荒的现象。但深入仔细访查，就会发现，整体形势其实很好。

离开农村老家，进入城市的农民，往往是那些能力较强，敢于开拓进取的人。这些人进城以后，农村的人地关系就缓和多了。留在村里的人，虽然能力差一些，但因为人均资源丰富了，赚钱反而容易了。

进城的农民，会把承包土地用各种方式转交给留在村里的人——因为都是同村熟人，这种“转交”往往不是正式的租赁，也不签合同，有的甚至是免费的。于是，留在村里的人，耕种的土地面积多了。作者把这些留村农民称为“中农”。这些“中农”，实际上是我国现在农业生产的主力。

土地撂荒问题，当然应该重视，但要看具体原因。少数撂荒的土地，大多是因为各方面条件很差，比如缺乏灌溉条件，或者地块太分散凌乱，或者地形地势不利等等。只要是条件好的耕地，根本不愁没人种。农民通过自发的合作，找到了很好的解决办法。

政府今后要做的，是有针对性地加强农地基础设施建设。只要基础设施改善了，少数因为条件差而撂荒的土地，肯定有人去种。

第二，中西部农村，能重复东部沿海农村的“致富经”么？

几乎是不可能的。东部沿海农村的“致富经”，重点其实是工业化。那些地方，虽然是农村，但因为沿海，交通便利，靠近主要工业区，是工业化、对外贸易的受益者，是靠大搞工业富起来的。

现在，我国的很多工业领域，已经产能过剩。事实上，中国的工业企业太能干了。两个三角洲——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产量之大，几乎能满足全世界的需求，还有余。

在生产过剩的大背景下，中西部农村，想要再来一轮工业化，根本就没有发展空间。而且，在配套设施、产业链、区位等方面，也无法效仿东部沿海地区，更不可能追赶。

中西部农村，只能立足于农业副业。像东部沿海农村那样靠工业致富，不可能了。中西部一些农村地区搞的工业开发区、产业园，成功的很少。原因就在这里。

第三，资本下乡搞大农业，不但不是中国农业发展的方向，还是要极力避免的错误。

中国的农民数量，有多种算法。

按照农村集体组织成员算——其中很多人已经进城了，甚至定居在城里，但他们还是农村集体组织成员，参加集体分红，中国有9亿农民。

按照户籍计算——很多农村户籍的人，实际上生活在城里，中国有7亿农民。按照实际居住在农村来计算，中国有5亿农民。

按照最低的5亿计算，中国农民占总人口比例，是35%；而农业占GDP的比例，只有7%；也就是说，按人均算，35%的人，均分7%的GDP。

这意味着，无论怎么弄，现阶段，中国农民的人均收入也不可能赶上城市居民。这个客观事实可能不让人高兴，但这就是事实。

因此，中国“三农”的制度安排，必须实事求是，不能好大喜功地追求农民全面致富，而是首先要稳住，稳住那些真正住在农村的5亿农民的收入。

不能忘记的一点是：这些留村农民，往往是能力不那么强、条件不那么好的人。能力强、条件好的，早就进城去了。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放任资本下乡，这5亿“能力不强、条件不好”的农民的处境，就要出大问题了。

对资本来说，这些农民基本多余，最好政府把他们都赶走，腾出土地，让资本放手大干“现代化大农业”。对农民来说，这些外来资本，怎么看都是掠夺者剥削者，面目可憎。双方的关系往往很紧张。

你可能听过那种新闻：某地农民冲进地里，大把争抢成熟的农作物。就算是警察来了，也法不责众，束手无策……

事实上，这种事情，基本都发生在农民和外来资本之间。双方之间的矛盾冲突，和世界上那些殖民地农场和原住民之间的矛盾冲突，很类似。

在现实中，这种看起来高大上的现代化大农业，往往得不偿失，并不符合中国农村的实际情况。不但没能增加农业产出，还破坏了农村的社会稳定，造成很多难解的社会问题。很多地方一度热衷于搞这种资本下乡的大农业，后来纷纷调整转向。

本书的标题《大国小农》，核心观点就是，现阶段，小农生产更符合中国农村的现实。不应该盲目地发展“现代化大农业”。

第四，农村的养老问题，怎么解决？

这个问题，典型表现出实地调查的重要性。如果没有调查，只是坐在屋里一想，村里的老人越来越多，子女大部分都进城了，老人生活无助，看来只能靠政府建设的养老院了。

但深入调查以后，就会发现情况其实没那么糟糕。

虽然都是老人，但老人和老人之间的差别很大。大致可以把老人分为三个年龄段。

第一年龄段：60岁到70岁的老人。在农村，这个年龄段的老人，往往并不“老”，大部分还可以参加农业劳动。现在农业的机械化水平很高，农业机械、无人机等等广泛应用。这种条件下的农业劳动，60多岁的老人，可以胜任。也就是说，这个年龄段的老人，“老龄化”问题并不严重。

第二年龄段：70岁到80岁的老人。这个年龄段的老人，从事农业劳动，比较吃力了，但生活自理能力，往往还有，家务劳动还能胜任。他们的“老龄化”问题也不算严重。

“老龄化”问题严重的，是80岁以上的老人。他们往往既无劳动能力，生活自理能力也比较差。因此，这部分老人，才是要重点解决的“老龄化”。

基于这种区别，农村老龄化适宜的解决方式，是政府出一部分钱，补贴给低年龄段的老人，由他们来帮助、照顾80岁以上的高龄老人。这种办法，一方面财政压力不大，承受得起；另一方面，充分利用农村的熟人网络，也照顾了老人对社交、情感方面的需求。政府组织之下的本村乡亲之间的互助，比养老院的陌生人，要好多了。

《大国小农》这本书，好就好在概括总结了丰富的现实经验，让读者对中国“三农”问题的认识，加深了很多。在“小农”等问题上，还有理论创新意义上的贡献。这些理论，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中国的“三农”问题，涉及面广，层次也多，其中很多超出了现有理论的解释范围。

在“三农”问题上，学者们大有用武之地。在这个领域，将产生大量具有世界意义的理论成果。

贺雪峰：《大国小农——城市化进程中的农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6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