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
我叫赵小兰，出生在陕南农村。我们村子坐落在秦岭脚下，不大不小，一百多户人家散落在山坳里。那时候的农村日子过得清贫，孩子们却总能找到乐子。
1986年的夏天，我八岁，弟弟赵小勇才三岁。
记得那天傍晚，我正在院子里帮娘剥包谷粒，弟弟蹲在门槛上玩石子。村里的广播喇叭突然响了：“今晚七点半，村部放映电影《少林寺》，欢迎社员同志们前来观看！”
弟弟一听就蹦了起来，像只小兔子似的窜到我身边：“姐！姐！放电影！我要去看！”
娘抬头看了眼天色：“你爹今儿个又不在家，铁路上忙，娘还得剥这些玉米……”
“娘，我带弟弟去！”我赶紧说，“我都八岁了，能看好弟弟。”
娘犹豫了一下，终于点点头：“那你们早点去占位置，看完电影赶紧回来，别在路上贪玩。”
我高兴地应了一声，拉着弟弟就去屋里搬那条我们家常坐的长条凳。凳子是用老槐木做的，沉得很，但我和弟弟都习惯了，一人抬一头，晃晃悠悠地往村部走。
从生产队到村部有六七里地，要穿过一片苞米地和几道田埂。夕阳西下，金色的余晖洒在绿油油的庄稼上，远处的秦岭像一道青黑色的屏风。弟弟一路上蹦蹦跳跳，嘴里不停地问：“姐，少林寺是不是有和尚打架？是不是像孙悟空那样厉害？”
“听说可厉害了，一个能打十个呢！”我逗他。
“那我长大了也要当和尚！”弟弟挥舞着小拳头，差点把凳子摔了。
我们到村部时，晒谷场上已经支起了白色的幕布，不少孩子围着幕布转圈玩耍。场边几个小贩支起摊子，有卖冰棍的、卖瓜子的，还有个推着自行车卖糖葫芦的。
弟弟一看到那红艳艳的糖葫芦就走不动道了，拽着我的衣角：“姐，我要吃那个……”
我摸摸口袋，里面有娘给的五分钱：“只能买一个啊，咱俩分着吃。”
卖糖葫芦的是个三十多岁的汉子，皮肤黝黑，眼睛却亮得吓人。他见我们过来，立刻堆起笑脸：“小妹妹，给弟弟买糖葫芦啊？又甜又脆，五分钱一串！”
我掏出钱，他却不急着接，反而蹲下身逗弟弟：“小弟弟几岁啦？叫什么名字呀？”
弟弟怯生生地躲在我身后，又忍不住偷看那些糖葫芦：“我叫赵小勇，三岁了……”
“哎哟，真乖！”那人摸了摸弟弟的头，又抬头问我，“你们爹娘怎么没跟着来啊？”
“爹在铁路上班，娘在家干活。”我老实地回答，心里却觉得这人问得有点多。
那人听了，眼睛眯成一条缝：“真是懂事的姐姐。”说着，他取下两串糖葫芦递给我们，“来，多给你一串，弟弟这么可爱。”
我接过糖葫芦，总觉得他看弟弟的眼神怪怪的，像是我们家大黄狗看见肉骨头的眼神。但我没多想，谢过他就拉着弟弟去找位置了。
晒谷场上人越来越多，我们找了个靠前的位置放下凳子。弟弟坐在我腿上，小口小口地舔着糖葫芦，眼睛亮晶晶的。天渐渐黑了，放映员开始倒胶片，一束光打在幕布上，全场孩子都欢呼起来。
电影里的打戏特别精彩，看到醉棍对打时，弟弟激动得站在凳子上学动作，差点摔下来。
电影放完时已经十点多了。晒谷场上乱哄哄的，大人们喊着自家孩子的名字，大家拎着凳子匆匆往家赶。我一手扛着长条凳，一手牵着弟弟，跟着人群往外走。
出了村部，人群渐渐分散。我们生产队的人不多，走到半路，就只剩下前面几个模糊的背影了。月光特别明亮，照得土路明晃晃的。
弟弟走了一会儿就开始闹：“姐，我走不动了……脚疼……”
我蹲下身看他，小家伙眼睛红红的，确实累了。我只好把凳子夹在腋下，背起他：“那你趴好了，别乱动。”
弟弟软软的身子贴在我背上，很快就睡着了。我深一脚浅一脚地走着，渐渐跟不上前面的人了。月光下的田野静悄悄的，只有蛐蛐在叫。路两旁的苞米长得比人还高，黑黢黢的像两堵墙。
突然，我听到身后苞米地里传来“沙沙”声，像是有人在里面走动。我猛地回头，却什么也没看见。
“大概是野兔子吧。”我安慰自己，加快脚步往前走。
刚走几步，那“沙沙”声又来了，这次更近、更清晰。我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脖子后面的汗毛都竖了起来。我不敢回头，但月光把影子投在前面的路上——我的影子后面，还有一个长长的影子，头上好像有很多触角一样的东西！
“啊！”我尖叫一声，丢下凳子，背着弟弟就跑。弟弟被惊醒，吓得哭起来：“姐！姐！怎么了？”
我顾不上回答，拼命往前跑。可是那“沙沙”声像是粘在身后似的，我跑多快它就跟多快。弟弟在我背上哭得更大声了，我的腿像灌了铅一样沉。
“扑通”一声，我被什么绊了一下，重重摔在地上。弟弟从我背上滚下来，哭得更凶了。我顾不得疼，赶紧爬过去抱住他。身后的“沙沙”声突然停了，四周静得可怕。
我浑身发抖，紧紧搂着弟弟，一动不敢动。月光照在我们身上，我能听见自己“咚咚”的心跳声。
就在这时，一只大手突然拍在我肩膀上！
“啊！”我又是一声尖叫，差点把弟弟扔出去。
“吃……”一个含糊不清的声音在耳边响起。我战战兢兢地抬头，看见一根烤得焦黄的玉米递到面前。
借着月光，我认出了那张熟悉的脸——是我们村的守村人杜有为。他四十多岁，因为小时候发烧烧坏了脑子，说话不太利索，村里人都叫他“杜傻子”。他住在村口的破庙里里，平时帮生产队看看庄稼，谁家有事也去帮忙。
“杜……杜叔……”我哇的一声哭了出来，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
杜有为蹲下身，笨拙地拍了拍我的头：“回家。”他说话总是很简单。
我抹了把眼泪，背起还在抽泣的弟弟。杜有为捡起我丢下的长条凳，跟在我们后面。有了他在，我的心总算踏实了些。
走到能看到我家灯火的地方，杜有为把凳子还给我，指了指家的方向：“回家。”然后转身要走。
“杜叔，谢谢你……”我冲他背影喊了一句。他摆摆手，没回头，身影慢慢消失在月色中。
娘听到动静迎出来，看见我们狼狈的样子吓了一跳：“这是咋了？摔着了？”
我摇摇头没多说，怕吓着娘。那晚我做了整夜的噩梦，梦里总有一个头上长满触角的黑影在追我们。
第二天一早，村里就传开了消息：昨晚那个卖糖葫芦的是个人贩子，专门拐小孩的！他在隔壁村想抱走一个孩子时被发现了，村民们追打他，让他跑了。
我听到这消息，浑身冰凉——那个黑影头上的“触角”，不就是插糖葫芦的草把子吗？他一定是盯上了弟弟，一路跟着我们……
后来爹回家听说了这事，特意买了半斤水果糖让我给杜有为送去。我去破庙找他时，他正蹲在门口啃生红薯。见我来了，他咧嘴一笑。
“杜叔，谢谢你那天晚上……”我把糖递给他，突然发现他的右手腕上有一道新鲜的伤痕，像是被什么尖锐物体划的。
他接过糖，剥开一颗塞进嘴里，笑得眼睛眯成一条缝：“甜。”然后像是想起什么似的，从怀里掏出一个小木雕递给我——是一只粗糙但可爱的小鸟。
“给……弟弟……”他结结巴巴地说。
我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这个被村里人叫了一辈子“傻子”的人，却有着最纯净的心灵。
如今我早已离开村子，在城里安了家。 去年回乡，听说杜有为已经去世了。村里人说，他走得很安详，是在睡梦中离世的。我去他坟前烧了纸，放了一串糖葫芦。
下山时，我遇到了当年的村支书，现在已经白发苍苍。他告诉我一个秘密：那年人贩子事件后，他们在苞米地里发现了一把刀和几滴血迹。原来那晚杜有为不只是碰巧路过，他是听到我们的尖叫声，不顾危险冲进苞米地和人贩子搏斗，才救下了我们。
我站在山路上，望着远处已经变了模样的村子，泪水模糊了视线。那个夏夜的恐惧早已淡去，但杜有为带给我们的温暖，却永远留在了记忆深处，像一盏不灭的灯。
如今弟弟也有了孩子，我常给他讲那个关于糖葫芦、月光和守村人的故事。故事的最后，我总是说：“这世上有些人看起来不太聪明，但他们心里装的，是最珍贵的善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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