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小兵：我心目中的燃灯者钱理群先生

钱理群先生 ｜图源：北京大学中文系官网，2023年

文 ｜唐小兵，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作者授权发布，原载《随笔》2026年第1期

2025年初给钱理群先生电邮拜年，他在回信中表示将在香港出版两本新书，一本是“钱说”，即以钱理群先生为主角的自我表达，另一本是“说钱”，邀请了从20世纪出生的30后到新世纪出生的00后不同代际的朋友来讲述他（或她）心目中的钱理群形象，侧重感性观察和日常交往，而非学术评价。钱先生希望我作为70后的读者或学人写一篇。我觉得“受宠若惊”，也义不容辞，就满口答应了下来。

我与钱理群先生是忘年之交，如今回想起跟钱老的相识、相交真是充满了偶然性。1990年代后期在长沙湖南大学读书的时候，追随当时校园文化浪潮，也曾一度热读北大中文系余杰的《火与冰》、《铁屋中的呐喊》和孔庆东的《47楼207》，当时就知道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老师钱理群。不过，大学时代的我在一所理工科大学就读，纯粹是乱翻书，早两年主要是读文学书和文学期刊，后面两年读马尔库塞、加缪等法国思想家的理论书籍稍微多一点，再加上一点卡夫卡的小说，对于钱老深耕细作且声名在外的现代文学史以及鲁迅研究、周作人研究几乎全然不知，更谈不上阅读他的学术作品。

大学毕业后，我到了一所地方师范学院的中文系任教，认识了一个从湖南师范大学中文系硕士毕业的同事曾锋，和另一个从湘潭大学中文系硕士毕业的同事左其福，成为交往极为密切的朋友，从他们的言谈中我逐渐对于钱老在学术界德高望重的地位和高产的学术作品略有了解。曾锋的导师徐麟教授跟钱老一样是做鲁迅研究的，因为导师的关系，跟钱老有一些书信往来，也经常得到钱老的鼓励，包括推荐文章发表到《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等。那时候的自己本科毕业于新闻专业，学术上几乎没有任何积累，但无知者无畏，又没成家，属于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的自由状态，三天两头跟两个硕士毕业的朋友闲聊，谈论的主要话题之一就是钱老的鲁迅和周作人研究等，有时候曾锋还给我们展示钱老给他写的龙飞凤舞的信件，那字里行间的情真意切，以及对后辈的鼓励提携之意，常常让我感动。不过，我那时候也没想到怎样去认识这样一个学术前辈，只是借由朋友的言说和心声畅想着一个学者的形象。

本文作者唐小兵2025年在颐和园 ｜作者供图

2003年秋天，我阴差阳错离开了原本的新闻专业，跑到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跟随许纪霖教授攻读现代中国知识分子与思想文化史的研究生。那年秋天，刚从北大退休没多久的钱老应复旦大学古代文学中心章培恒先生的邀请，到该中心做一个系列讲座，讲座主题是关于现代作家与城市的关系，涉及到鲁迅、周作人、沈从文等人与北平、上海的关系等。我也不知从哪里获得了这个信息，就坚持去复旦旁听了这个系列讲座，终于见到了钱老的“真人”，文如其人，人如其文，钱老的真诚、热忱和洞见，就如他那些汪洋恣肆如一团火的文字一样，很有感染力。在他的讲述中，现代文学史上的这些经典作家，都走下神坛，来到人间，恢复了其本来的面目和样貌，同样有着跟我们相通而又似曾相识的悲欢。我还记得他讲述沈从文对京沪两城截然不同的印象和感受时手舞足蹈的样子。

那是我读研之后的秋天一次大快朵颐的学术饕餮，至今追想仍旧有浓浓的既视感和饱腹感，那是一个小范围的系列讲座，讨论的环节也比较自由。我记得自己初生牛犊不怕虎，还曾问钱老是否想过跳出鲁迅视角来看鲁迅的问题。钱老也不以为忤，坦然说道自己退休之后也确实在思考如何“走出鲁迅”的问题。显然，一晃二十多年过去，鲁迅在当下的中国公共文化空间急剧升温，据说年轻人以各种形式拥抱鲁迅，甚至将鲁迅的形象和话语化入他们热衷的各种二次元形象和表情包里，因为今天的中国仍旧需要鲁迅的较真和执着甚至一点点“傻和真”。我记得听完这个系列讲座，自己就写了一篇随笔《与钱理群相遇》（戏仿钱老的作品《与鲁迅相遇》）讲述我听讲座的观感，尤其是谈到现场一些学生表现出来的“精致的冷漠和世故的清醒”与钱老赤诚相见的敞开、热忱和纯粹性的对比。这篇文章发表在华东师范大学校报副刊上，后来也曾在向继东先生主编的《湘声报》副刊发表，被钱老读到后觉得很准确地描述了其作为讲者的心境，就收录在《钱理群讲学录》的附录里了。这也是我很晚以后才知道的情况。

钱理群《与鲁迅相遇》

从那以后，我就开始陆续搜集和阅读钱老的作品，包括《与鲁迅相遇》、《丰富的痛苦》、《天地玄黄：1948》、《周作人研究二十一讲》等，因为自己文学青年出身，又转到知识分子研究领域，所以钱老的作品对我认识和理解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就变得特别重要了，我也在阅读的过程中逐渐深化了对钱老其人其学的认知。不过，我私下里跟钱老并无直接的联系。读硕博期间，钱老来华师大做过讲座，我也只是远远地听过就离开了，并未前去主动建立联系。

直到我留校任教后的2015年，我有一个机会到北京大学参加一个学术会议，就想去拜访刚刚因搬入昌平泰康之家养老社区而引发轰动的钱老，此前钱老因为发表观点指出相当多的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人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而引起广泛的社会反响。受此触动，我给钱老写信表达求见之意，蒙他慨然应允。2015年的秋天，我在清华大学中文系博士生石岸书的陪同下（也是湖南人）坐地铁转昌平线终于来到了钱老在泰康的居所。当时应该是中秋前后，我随手带了一本自己出版没多久的思想随笔集《十字街头的知识人》和一盒上海的杏花楼月饼以及江南的龙井茶。钱老对待我，就像一个认识多年的弟子一样全无陌生感，直接进入畅谈环节，我也丝毫没有拘谨感。

我记得那次大约聊了四五个小时左右。期间，钱老夫人崔可忻大夫还切蛋糕给我们品尝，钱老在旁边笑眯眯地看着，眼巴巴地盯着。崔大夫说钱老不能多吃，因为血糖高要控制云云。我们也聊到很多生活化的话题，比如钱老基本上是不食人间烟火的思想者状态，而日常生活的开销、购物、看病等，都是崔大夫打理。个子小巧毕业于教会中学的崔大夫很有生活热忱，也擅长网购，是生活很潮的一个退休医生。因为是第一次拜访，钱老还给我展示了一些家族合照包括其在新中国成立前去往台湾的父亲照片，以及摆在书房和客厅书架上来自世界各地的洋娃娃、摆件等，他们到各地旅行都特别喜欢搜集，一一讲起如数家珍。其时情景，如今回想仍旧历历在目，而崔大夫后来患病匆匆而又优雅离世，想来真是遗憾之至。

崔可忻在养老社区登台演唱 ｜图源：北京晚报

在确诊癌症之后的崔大夫的提议下，钱老专门为相濡以沫一生的崔大夫编印了《我的深情为你守候：崔可忻纪念集》派发给生前好友、亲人和学生等，他虽然在生活在上高度依赖妻子，但在人格上极为尊重崔大夫，视其为一个有着内在尊严和职业自主性的独立人格。两人和而不同、取长补短、彼此欣赏的婚姻实为吾辈之楷模。告别的时候，钱老师赠送了几本他的书《知我者谓我心忧》以及一本很奇特的自印本《删余集》（将大陆出版被删节的文字集合在一起出版的书）。他语重心长地告诫我们一定要凭着良知教学，凭着兴趣做学问，这样才能生活得既有韧性也有智慧。

事实上，这些从漫长的人生和学思生涯中凝聚的生命感悟，对我的影响是润物无声而绵长久远的。我从2024年秋天开始在看理想平台上线的音频课《回忆录里的20世纪中国》讲述了胡适、沈从文、殷海光、王鼎钧、齐邦媛、孙康宜、钟叔河、高尔泰等二十余位文史学者和作家的回忆录和口述史，都是从他们在20世纪充满苦难和动荡的人生历程出发，但万变不离其宗，最核心的主旨往往都是围绕面对一个充满动荡感和变故的下沉时代，个体如何从历史人物那里获取生命的韧性和智慧，而作为生活在学院体制里的知识人，又应该如何通过教学和研究来真正地安身立命。

如今追溯和细想这一切，真有草蛇灰线伏脉千里的惊异感，用王鼎钧先生的话来说就是“埋藏知识，留下种子”。钱老又何尝不是通过著书立说和言传身教的方式，来为下一个知识人能够有所作为的时代留下读书种子呢？！在这样一个沉疴遍地纷争万端的下沉时代，我们都能够通过阅读、教学和写作从事自己热爱的工作，这已经算是一种上天的恩典和难得的奢侈了，这正如奥斯维辛集中营幸存者、作家普利莫．莱维所言：“如果我们不寄希望于命运赋予一个人不可思议的、独一无二的机遇，那么热爱你的工作（不幸的是，这是少数人的特权）就是世界上最真实、最接近幸福的事。这是很多人都不知道的事实。”

唐小兵《行走在裂隙当中：知识人与二十世纪中国》

回沪后，我将整理好的《与民国相遇》书稿寄给钱老，希望他能为这本民国知识分子研究文集写一篇序言。钱老的阅读和写作速度惊人，很快就通过邮箱发来长达八千余字的序言《新一代学人在挣扎中奔突而出的新学术》，重点是从代际视野和学院体制的角度来讨论70、80后学人的责任和使命，以及钱老师的希望和失望等。钱老追忆了2008年北大110周年校庆的时候，他发表的《寻找失去的大学精神》谈到他期待“沉默十年”后开始发言的年轻人，却涌现了一批比例不高却能量惊人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们有很高的智商、很高的教养，所做的一切都合情合理无可挑剔，他们惊人的世故、老到、老成，故意做出忠诚姿态，很懂得配合、表演，很懂得利用体制的力量来达成自己的目的”，最大限度地维护“一己的利益”，这已经成为“他们的言行的唯一的绝对的直接驱动力”。重读序言中的这段话，我倒吸一口冷气，钱老将近20年前说的这番话精准地预言了如今逐渐掌握学界权柄的70后、80后一部分学人的性格、行为逻辑和个体选择，再回头看看钱老任教的北大人文学科一些学人的所作所为，尤其感受真切悲哀。

唐小兵《与民国相遇》

钱老在序言中写的这段话，我一直视为对自己的勉励：“我读了以后，既感到新奇，书中谈到的许多方面，都是我过去在研究中未曾注意的；又感到亲切，在学术追求上我们确实有许多相通之处。我自己的文学史研究、历史研究，关注、研究的中心，始终是人，人的心灵和精神，是大时代里的人的存在，具体的个体生命的存在，感性的存在；我要处理的，始终是人的生命存在本身，存在的复杂性与丰富性，追问背后的存在的意义与人性的困惑；而我的写作，也始终追求历史细节的感性呈现，具有生命体温的文字表达。现在我在小兵的新书里，也看到了类似的历史观念与写作，真有若获知音之感。”钱老将一个仅见过数面的青年学人引为知音，可见人之相交，贵在心灵相通，价值共振。钱老将这篇序言完整版在《书城》发表，后来作为序言出版时略有删节。而《与民国相遇》在北京三联出版后也一再加印，成为个人著作里迄今最畅销的一本，我想这跟钱老的鼎力加持也是密不可分的。

之后的这些年，但凡我到北京出差，只要能抽得出时间，我都会去昌平拜访钱老，坐在通往昌平的地铁上，感觉每一次都是通往思想和文学乌托邦的心灵奇旅。我出国前的2016年秋天，钱老研究知识分子尤其左翼知识分子的新书《岁月沧桑》出版，我自己从2015年开始做一项左翼文化在上海的传播及其影响的研究，就想着趁着这次拜访的机会集中谈谈左翼文化与知识分子的问题。这一次，《读书》杂志一个编辑朋友饶淑荣女士得知我要去探望钱老，她表达想同去拜访刊物作者的愿望。我就给钱老写信，他说既然是我的朋友就应该是信得过的欢迎同去。我记得那一次，我们在钱老居所外的走廊上畅谈了很久，围绕左翼的定义、左翼知识人与中国革命等各种问题深入地展开了讨论，那简直是一场触及灵魂密码的头脑风暴，在访客餐厅吃完中饭后，我们陪钱老师在庭院漫步，后来又坐在院中石桌子周边畅谈。

钱老将一辈子对于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认知、研究和反思和盘托出，全无一丝一毫的保留，他将感性的体验和理性的思辨融合一起，用充满感染力的语言表达出来，仿佛郭小川、胡风、沈从文、赵树理等那些饱经岁月沧桑的知识人就一个个环绕在我们的周边。钱老的嗓音很有磁性、浑厚，有时候突然压低声音，讲话的时候喜欢微微笑着，有时候又眉头紧锁，语速大多数的时候都很快，但全无半句虚与委蛇的话，也无半句学术黑话。人与人之间的这种坦诚交流是最让人感到身心愉快的。

钱理群与夫人崔可忻在贵州安顺

我记得那次崔大夫还给我们三个人拍了一张合影，钱老笑得像一尊可爱率真的弥勒佛。这篇访谈的删节版在《新京报书评周刊》以《钱理群：一个老理想主义者》为总题刊发了出来，一篇是我的访问，另一篇配置的是我对《岁月沧桑》的书评。我还记得是在那一年国庆前夕刊发的，当时的执行主编朱桂英女士担心按原计划国庆后未必能刊发出来，就当机立断，与我商量之后卡着时间点发表了访谈，尽管不是完整的呈现，但总比稿子可能“胎死腹中”更有意义，不完美的发表毕竟也是发表。后来，我将这个访谈的完整稿《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与命运》交给台湾《思想》杂志刊发了。时隔多年，重温这篇访谈，字里行间似乎仍旧跳荡着当年我们在泰康畅聊时的思绪和情怀。

2018年秋，我从哈佛燕京学社访学归来，到下一次能够去北京探访钱老已经是2021年的秋天了，中间隔着的是我们共同被新冠疫情偷走的数年时光。那一次也是与淑荣一同去昌平，记得当时在泰康一个可以点菜的餐厅见面，刚搬入养老院的赵园老师应邀也参加了这次餐聚。聊天很尽兴，钱老也兴致颇高，还点了几罐啤酒，我也陪着喝了一杯，谈话内容主要是关于智识界，尤其谈论上海知识分子和作家较多。那里我们也聊到知识分子的选择问题。

钱老有一个精神原乡就是在毛时代待了十八年的贵州安顺，他在那里一所中专任教开始讲鲁迅，结识了很多爱思考的学生和当地人，他称之为民间思想村落，在那里他超越了一己之苦难和愤懑，扎根在中国的土地上与爱思考者形成精神的联结。后来他考研到北大，毕业后留校任教到2003年退休，他多次回返安顺，编写了《贵州读本》、《安顺城记》反哺那个在他青年时代曾经滋养他的身体和心灵的“异乡”。不知怎么又聊到1980年代末的政治动荡之后知识人的去留问题，就如1949年那个历史的风陵渡口一样。我至今清晰地记得钱老铿锵有力地说道当时答复有关方面时说的几句话，第一，不离开中国，第二，不离开北大，第三，不离开鲁迅研究。我想，正是这三不决定才造就了今天在中国社会和智识界具有广泛影响力的钱老。

钱理群重回精神基地，与老友戴明贤（左）、袁本良（右）在贵州安顺畅叙 ｜图源：北京晚报

正如阿伦特所言，真理就是笼罩着我们的头顶上的天空和脚下的这片土地。钱老就是立足中国大地而仰望中国星空的知识人的典范。赵老师在场，钱老感觉就不是那么滔滔不绝，说话多少有点自我克制，不过那次聚会总体上还是极为愉快的。再就是2023年我又一次到北京开会，事先跟钱老约好见面。在他的房间里，他很兴奋地跟我谈论荣剑先生送他的新书《世纪的歧路：左翼共同体批判》，还问我是否读过，果然之后在台北《思想》杂志读到了他写的书评。那天我和淑荣在他的客厅，听他讲到了很多晚年苦境，尤其是老伴去世后的孤独和寂寞。

他讲到有一次起夜，摔倒在卧室地面，不能动弹，直到第二天上午有工作人员来查询才扶起来，还有一次是中午坐在客厅沙发上，起身去拿茶几上的东西不小心摔在地上，也是苦等了几个小时才被工作人员发觉，从那以后才给他戴上了紧急求救的sos手环。钱老师没有自己的孩子，崔大夫之前的婚姻有子女，已经移居海外，但每次回国都会来探望他们，崔大夫去世后，他们也一如既往来看望他。钱老还有一个侄儿一家人住在北京，经常会在周末来帮他添置物品，而出版、学术活动方面，则大都是北大中文系博士毕业已在北京师范大学任教的李浴洋博士帮着处理。得力于亲人和学生的协助，钱老仍旧一如既往地保持着阅读、思考和写作的知识者生活，如今又转入养老生活研究和写作，我时常在《财新周刊》副刊读到他最近的思考，仍旧是一如既往的真诚，钱老真是苟日新，又日新，日日新的典范。钱老师关于养老生活和观察思考的新著《养老人生》也刚刚出版面世。

2025年，唐小兵访问钱理群，在客厅的合影 ｜作者供图

由此，我想起了台湾诗人瘂弦在回忆录的序言中提及的一个命题：人生完成度。他如此写道：“到了我这个年龄，觉得世界上最大的悲剧，其实是没有完成自己。记得杨牧诗中有一个句子，大意是：在维也纳郊外的墓园里，躺着一个完成了的海顿。是啊，完成了的海顿！弘一法师用‘花枝春满，天心月圆’来形容完成的感觉，最为贴切。是啊，完成很重要。而我就是一个没有完成的人。”

钱老一生如狮搏兔，元气淋漓，他的学问是走进生命的学问，而他的人生更是浸透了思想和学问的生命，可谓王元化先生有思想的学术和有学术的思想的内在融合，更难得的是一辈子都活得真诚自在率性，是一个有趣好玩知行合一的灵魂，晚年就算疾病缠身孑然一身，也丝毫不带苦相和怨恨，照样燃烧着自己的生命去阅读、去思考、去写作，这就是我心目中的钱老，是北大真精神的化身，也是中国知识人的典范，他对人间充满大爱的心灵正如一炬之火，万火引之，其火如故，甚至更加真纯炽烈。我这匆匆记录的，不过就是从他身上因偶然机缘引来一团照亮我自己的学术生命之火后的所见所思所感而已。

作者简介：唐小兵，湖南人，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华东师范大学现代中国知识分子与思想史研究中心主任。哈佛燕京访问学者、加拿大哥伦比亚大学访问学者，看理想平台音频课《回忆录的20世纪中国》主讲人。主要研究领域为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史、左翼文化与中国革命、回忆录、口述史与20世纪中国的历史记忆等，曾被遴选为《东方历史评论》当代中国杰出青年历史学人，近著有《与民国相遇》、《行走在裂隙当中：知识人与二十世纪中国》、《北美学踪：从温哥华到波士顿》等，学术作品主要发表在《中共党史研究》、《新闻与传播研究》、《史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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