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希丰：南宋蜀口军事防御体系的空间格局及特征丨2603024（3377期）

原文载《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25年第4期。发表时略有斧削，现予恢复。引用时请注明出处

南宋蜀口军事防御体系的空间格局及特征

文 / 陈希丰

四川大学古典学系、古籍整理研究所副研究员

摘 要：12至13世纪，川、陕间最主要的三条军事通道分别是陈仓道、祁山道与洮岷宕阶道。依托南北纵向军事通道与秦巴山系“三山夹两盆”的地形地貌，南宋四川军事防御区构建起蜀口防御体系。南宋蜀口军事防御体系由外三关关群、关外四州、内三关、兴元府与兴州、大安军五道防线组成，依次对应北秦岭、徽成西礼盆地、南秦岭、汉中盆地与米仓山五大自然地理板块。其中，外三关关群是蜀口军事防御体系的前沿。关外四州是蜀口外沿驻军的粮食生产与仓储基地。四州间道路相通，形成复杂的交通网络，并与内、外三关关群构成相对独立的军事边区。内三关上承关外、下固汉沔，地势险峻，军事战略地位最为突出。兴元府与兴州是蜀口军政指挥中心。大安军则是金牛道穿越大巴山脉入蜀的门户，也是蜀口最后一道防线。蜀口军事防御体系的空间格局具有西重东轻、纵深性与层次性强、关塞堡垒多前代所未见、守险不守城等特征。

关键词：南宋 蜀口军事防御体系 川陕通道 空间格局

南宋王朝因偏安南中国半壁江山的立国格局，四川地区的军事战略地位十分突出。依托秦岭、大巴山脉与川、陕间军事通道，南宋在四川北部的蜀口地区建立了一套军队、城池、寨堡、关隘、道路有机结合的边防体系，保固川蜀长达百年之久，可以称其为“蜀口军事防御体系” 。学界有关南宋四川军事防御区的研究，更多关注南宋与金、南宋与蒙古军事互动史，四川军政权力关系及吴氏世将等议题 ，对四川北部防御格局，特别是蜀口防御体系的考察并不多。何玉红对蜀口军事戍防体系作过初步梳理 ，王超从军事地理探讨过南宋后期四川军事防御区的军事指挥体系 。

十二至十三世纪的宋金/蒙对峙时期，金、蒙古军队进攻南宋四川的主要路线是哪几条？原因何在？南宋四川军事防御区如何依托山险，构筑北部防线？宋人有云：“蜀之所恃以为国者，险也。外三关不守而保内三关，内三关不守而保汉、沔，汉、沔不守而保三泉。” 所谓“外三关”“内三关”“汉沔”“三泉”等蜀口边防要地的军事战略价值究竟如何体现？在蜀口屯驻的三支边防军中，何以兴州屯驻大军兵力独重？相较前代及同时期的京湖、江淮防线，南宋蜀口军事防御体系在空间格局上存在哪些独特性？凡此，学界尚无正面、系统的讨论。本文拟在前人研究基础上，从当时川、陕地理空间与交通格局的变迁背景出发，结合南宋与金、蒙古的军事互动进程，探析南宋蜀口防御体系的基本空间格局及其特征。

一、南宋川、陕间的主要纵向通道

南宋与金、蒙古对峙的西线以广义的秦岭山脉为天然界限。穿越秦岭主脉及其延伸段的通道，自西向东主要有洮岷宕阶道、祁山道、陈仓道、褒斜道、傥骆道、子午道、库谷道、上津道等。通常来说，道路的演变发展对政治、经济、军事态势有较强的依附性。历史上，随着政治中心、经济需求、交通条件及南北对峙形势的变化，川、陕间各道路的地位与作用不尽相同。总体而言，秦汉、隋唐时期，因为国家政治中心位于关中平原的咸阳与西安，褒斜道、傥骆道、子午道、库谷道等秦岭东侧诸路成为沟通川蜀与陕西的交通要道。然而，五代以后随着西安政治中心地位的丧失，秦岭东侧诸路的地位迅速衰落。例如，因唐代定都长安，傥骆道作为朝廷入蜀最为近便的道路而一度据有显赫地位，沿途置驿甚繁，唐德宗、僖宗南幸均取此路；至两宋时期，国家政治重心东移，西安地位下落，傥骆道亦因年久失修、险峻难行，交通地位骤降。又如，宋代以降，褒斜道南段由褒城（今陕西勉县褒城镇）至武休关，再由武休关西北经留坝至凤州（今陕西凤县凤州镇）转入陈仓道北段出宝鸡的路程，迅速取代东线的褒斜道旧路（北口位于今陕西眉县），成为穿越秦岭的交通干道 。

就南宋与金、蒙古的军事互动进程来看，12—13世纪川、陕间最主要的行军通道分别是陈仓道、祁山道与洮岷宕阶道。金、蒙古军队队往往由此三道南下攻宋。三道均位于秦岭西侧，且路况相对平坦，利于骑兵行进。其中，陈仓、祁山二道地位尤重。宋孝宗时，蜀口守将吴挺称：“虏自用兵以来，前后犯蜀，皆由凤翔、秦州两路。” “凤翔、秦州两路”即指陈仓、祁山二道。理宗时，川籍名臣魏了翁指出“绍兴和议”后，南宋蜀口“西阻天水、皂郊，东阻大散、黄牛” 。天水军与皂郊堡扼守祁山道北口，大散关与黄牛堡系陈仓道北口要塞，它们共同构成南宋四川军事防御区御边的第一道防线，可见祁山、陈仓二道乃宋军防御重中之重。南宋与金对峙后期，金夏关系恶化导致金朝在西边的临洮路一带大量陈兵 ；南宋与蒙古对峙期间，又有蒙古征服西夏、经略吐蕃的形势变化，洮岷宕阶道逐渐成为13世纪上半叶金、蒙古军队队南下四川的重要路线。

鉴于南宋与金、蒙古在川、陕对峙过程中，金、蒙古基本处于攻势，南宋居守势，后者构筑的防御工事、关隘城寨多沿北军南下通道分布。因此，金、蒙古军队队主要由陈仓道、祁山道、洮岷宕阶道南下的军事交通格局，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南宋构建蜀口军事防御体系的纵向空间格局。以下分述三条要道的基本路线与主要军事活动情况：

陈仓道，又称故道、嘉陵道、散关道，其路线是从关中西部重镇凤翔府（位今陕西宝鸡市凤翔区）南下，经宝鸡，越大散岭，过大散关，至凤州，经河池（今甘肃徽县东），越青泥岭，过仙人关（在今甘肃徽县东南），抑或绕开仙人关，走白水路 ，至兴州（嘉定后改名沔州，今陕西略阳）。尔后路分为二，其一东南经西县（今陕西勉县）至兴元府（今陕西汉中）；其一取陈平道南下，经大安军（今陕西宁强县阳平关镇），越朝天岭，至利州（今四川广元），再接金牛道入蜀。较之秦岭东侧的褒斜、傥骆、子午诸道险峻难行，陈仓道相对平坦、谷道开阔，部分路段兼嘉陵江水运之便，可节力省费，很长时间内都是川、陕间的驿道正路，适宜大队人马通行。历史上穿越秦岭的不少重大军事行动，如汉初刘邦平定三秦、汉末曹操征讨张鲁、三国诸葛亮二次北伐、五代后周柴荣伐前蜀、宋初王全斌灭后蜀等，皆取此路。南宋初，完颜宗弼率金军主力两度强攻蜀口，皆由陈仓道南下，一败于和尚原，再败于仙人关。绍兴三十一年（1161），为配合江淮战场完颜亮主力的进攻，金将徒单合喜遣军攻占大散关后“深沟高垒以自固” ，成功封锁宋军由陈仓道北上进击关中的门户。晚宋绍定四年（1231），拖雷率蒙古军队攻占凤翔后，沿陈仓道南下，陷凤州、兴元等地，顺汉水河谷绕道河南，完成对金军主力的全歼。端平二年（1235），阔端率蒙古军队沿陈仓道入蜀，陷河池、沔州，围四川制置使赵彦呐于青野原。翌年（1236），阔端复取陈仓道南下，在凤州兵分两路，东路攻兴元府，西路攻沔州，最终完全占领蜀口 。

祁山道的路线是从陇右重镇秦州（今甘肃天水）南下，经皂郊堡（今甘肃天水市秦州区皂郊镇），入西汉水河谷，历天水（今甘肃天水市秦州区天水镇）、长道（今甘肃西和县长道镇），折而向南，溯西汉水支流漾水而上，经西和州（今甘肃西和），至成州（今甘肃成县）后或东行经栗亭（今甘肃徽县栗川镇）、河池，接陈仓道入蜀；或南经白马关、大南峪（即鸣水道），至兴州；或顺青泥河东南行，越飞龙峡（即青泥河道，古称沮道），至兴州 。此路较之他途，最为平坦，利于大兵团行进，部分路段兼西汉水及其支流水运之利。早在三国时，祁山道便在诸葛亮的伐魏战略中最受关注 。魏晋南北朝时，杨氏以祁山道旁的仇池山（在今西和县东南之大桥镇）为基地，割据蜀口数百年之久。南宋时期，不论金、蒙南下抑或宋军北上，多取此道。如绍兴三十一年（1161），四川宣抚使吴璘遣兵驰出祁山道，奇袭陇右，短时间内连克秦、陇、洮、兰诸州，创造了南宋川陕战场的最大战果 。隆兴二年（1164）冬，金军由祁山道南下“犯天水，侵岷州”，吴璘“径趋成州”，“提兵至祁山” ，金军旋退去。开禧二年（1206），吴曦遣西军主力取祁山道进攻秦州，大败而归 。嘉定十二年（1219），金军由秦州南下，进击西和、成州，迫使宋沔州都统制张威自西和退守仙人关 。绍定四年（1231），蒙古军队南下祁山道，陷天水军、西和州 。

洮岷宕阶道是以洮河、岷江（古称羌水，系白龙江支流）、白龙江、白水江为主干道的水陆兼行道，其路线乃自洮州（今甘肃临潭）沿洮河东南行，至岷州（今甘肃岷县），南下转入岷江河谷，经祐川、宕昌（今甘肃宕昌），在两河口折入白龙江谷地，经石门（今甘肃陇南市武都区石门镇），至阶州（今甘肃陇南市武都区），南下至文州（今甘肃文县）后路分水陆两途：陆路翻越摩天岭，经由青川（今四川青川西南）抵达龙州（今四川平武县南坝镇），进入成都平原，此即著名的“阴平小道”，路途异常险狭；水路则沿白龙江至昭化接金牛道入蜀，是为“阴平正道” 。三国时，蜀将姜维曾长期经营洮河、白龙江流域，作为北上攻略魏国河西的基地。蜀之灭亡，亦是邓艾偷渡阴平战略的成功。南宋时，早在绍兴元年（1131），金军初次进逼蜀口，即曾尝试“自阶州引兵犯文州” 。至开禧二年，金军复由洮州南下，陷旧岷州、祐川、宕昌等城 。宝庆三年（1227），成吉思汗在发动灭夏战争的同时，派遣一支蒙古军队由洮岷宕阶道南下，一度袭取阶、文二州。端平三年（1236），蒙古军队分路攻蜀，宗王穆直与按竺迩率军再次由洮岷宕阶道接阴平道南下，“破宕昌，残阶州，攻文州……略定龙州” 。

以上三条主道在凤、成、岷（西和）、阶四州又存在众多间道，形成复杂的交通道路网。如南宋时期，凤翔至凤州的陈仓道北段已通过连云栈道与古褒斜道南段相通，即由凤州接连云栈道东南行，越武休关，入褒斜南道，到达兴元，最后再经大安军入蜀。特别是南宋后期，陈仓北道——连云栈道——褒斜南道成为金、蒙古军队南下最主要的通道。绍定四年（1231）、端平二年（1235）、端平三年，蒙古军队三次南下，皆取此路。又如，西和州、成州皆有路与阶州相通，该道起于成州太石渡或小川渡，渡西汉水后西南经西汉水支流平洛河、白龙江支流北峪河到达阶州，因行经覆津古城而称“覆津道”，属广义祁山道的南段。阶州与兴州亦有路相连，作为南宋蜀口内三关之一的七方关即控扼阶、兴间道路。绍兴四年（1134），完颜宗弼率金军主力进攻仙人关，驻防阶州的吴璘“由七方关不待会合，率轻兵倍道入援” 吴玠，最终扭转了战局。成州与兴州之间有鸣水道、青泥河道等支路相连，与天水军之间则有黑谷支道连通 。

此外，蜀口东端的上津道也曾在宋金战史中发挥过重要作用。上津道乃由京兆府（今陕西西安）东南行，经商州（今陕西商洛市商州区）至上津（今湖北郧西县上津镇），循甲水（即金钱河）河谷南下，在白河西北转入汉水流域，沿汉水谷地西行，历洵阳（今陕西旬阳）、金州（今陕西安康市汉滨区）、石泉（今陕西石泉），越饶风关（在今陕西石泉西北），经洋州（今陕西洋县），到达兴元。取此路进攻蜀口，较为迂远，故金、蒙大军主力南下的战例不多。仅绍兴三年（1133）初，完颜撒离喝率金军主力曾取上津道南下，连破金、洋、兴元诸州。反倒是宋军偏师多次由金州偏师北上，配合陈仓、祁山道主力部队的进攻。如绍兴十年（1140），枢密院都统制郭浩由金州兵出商州，取华、虢二州 ；绍兴三十一年（1161），任天锡率金州屯驻大军由上津道北上，接连收复商、虢、华、陕诸州 ；嘉定十三年（1220），金州副都统制陈昱亦曾兵出上津。

图一 南宋蜀口形势、道路示意图

具体战事进程中，南、北军队往往数道俱出，多管齐下，声东击西，相互配合。如绍兴十年（1140），蜀口宋军三路出击：吴璘率主力由祁山道北上攻秦州；杨政沿陈仓道师出和尚原，直插陇州（今陕西千阳西北），隔断凤翔与秦州间的交通；郭浩则由金州兵出商州，牵制京兆金军 。开禧二年（1206）十月，陕西金军五路南下：右监军完颜充出陈仓，右都监蒲察贞出秦州，蜀汉路安抚使完颜纲出临潭，临洮路兵马都总管石抹仲温出盐川（今甘肃陇西西南），陇州防御使完颜璘出来远（今甘肃武山西南） 。其中，由临潭、盐川、来远南下者，皆取洮岷宕阶道。嘉定十年（1217），金军以元帅左都监完颜白撒（承裔）出巩州（今甘肃陇西）、元帅右都监完颜阿邻出秦州、权元帅右都监完颜闾山出凤翔，由洮岷宕阶、祁山、陈仓道三路进攻蜀口 。三年后，四川宣抚使安丙“命诸将分道进兵”，沔州都统张威出天水，利州副都统程信出长道，兴元副都统陈立出散关，兴元统制田胃出子午谷，金州副都统陈昱出上津 ，则是祁山、陈仓、子午、上津四路北伐。

二、南宋蜀口的五层防御体系

南宋与金、蒙古对峙的西线以秦岭为分界线。就蜀口地区而言，嘉陵江上游以西的秦岭正干南、北主脉间因断裂而形成以成县盆地、伏镇—栗川盆地与徽县盆地为主体的狭长红色岩层丘陵盆地带，合称徽成盆地；秦岭正干与西秦岭间因中生代扭性断层陷落而生出一个以西汉水上游谷地为主体的豁口——西礼盆地；而西秦岭迭山山脉则由白龙江自西北-东南方向将其与南面的岷山山脉横切开，并在河谷地带冲刷出狭窄的冲积平原，其中以武都河谷平原最大；秦岭主脉与其南面的大巴山脉间又由汉水支干流沿岸的汉中、安康等构造冲积盆地串连而成，从而形成整个秦巴山系蜀口段近似“三山夹两盆”的地形地貌特点 。

作为南宋四川的前沿防线，蜀口军事防御体系正是依托上述南北主要军事通道与秦巴山系“三山夹两盆”的地形地貌构建而成。对于蜀口军事防御，晚宋川籍士大夫吴泳曾有论述：

蜀之所恃以为国者，险也。外三关不守而保内三关，内三关不守而保汉、沔，汉、沔不守而保三泉。

类似的表述颇多，如曹彦约称“四州之急，起于中兴，失关陇则四州急，弃四州则梁、洋、沔、利急” ，魏了翁强调“无五州，不可保蜀；无大散、皂郊诸关，不可保五州” ，高稼指出“蜀以三关为门户，五州为藩篱” ，罗璧言“近代宋保蜀，以南制北，阶、成、岷、凤为藩篱，汉中为门户” 。诸家之说虽各有侧重，但共同指向了南宋蜀口军事防御体系的层次性与空间纵深。

概言之，外三关关群、关外四州、内三关、兴元府与兴州、大安军构成了南宋蜀口军事防御体系的五道东西向防线。这五道防线由北向南依次对应北秦岭、徽成西礼盆地、南秦岭、汉中盆地与米仓山五大自然地理板块。其中，外三关、内三关是扼守陈仓道、祁山道、洮岷宕阶道三条纵向通道穿越南北秦岭山系的要津，关外四州与兴州、兴元是徽成盆地、西礼盆地、武都河谷平原、汉中盆地与三条通道的交会地，大安军则是金牛道穿越大巴山脉入蜀的门户。五道防线各有其边防战略功能，环环相扣，密不可分，形成显著的战略防御纵深，与川、陕间的南北纵向通道共同构成了南宋蜀口军事防御体系的基本空间格局。以下分别详述这五层防线。

（一）外三关关群

南宋蜀口最外围防线，时人有“外三关”之称，如吴泳谓“外三关不守，而保内三关”，魏了翁称“外三关既失，藩篱决坏” 。然“外三关”具体所指，史无明载。今人李天鸣推测为大散关、黄牛堡与皂郊堡 。学界皆沿用此说，但尚缺直接的文献依据。事实上，南宋蜀口外围据点较多，除“外三关”外，尚有“四堡” 之说。鉴于“外三关”“四堡”的确切构成难以考实，本文暂将蜀口军事防御体系外沿的第一道防线称作“外三关关群”。以下结合宋金、蒙古军事互动分述其核心据点之军事战略地位。

大散关，位于凤翔府宝鸡东南50里、北秦岭北麓，既是关中的西南门户，也是南宋控扼金、蒙古军队由陈仓道南下川蜀的锁钥。顾祖禹称：“北不得此，无以启梁益；南不得此，无以图关中。” 南宋初，吴玠据守散关北侧的和尚原，屡挫金军。“绍兴和议”后，和尚原归金，宋军转守散关。然其远离川蜀腹地，补给不便，难以久驻重兵，故南宋鲜有成功防守散关的战例。绍兴三十一年、嘉定十年（1217）、嘉定十一年，金军三次南下扣关，皆失 。唯开禧二年（1206）兴元都统毋思一度以重兵守关，然又因吴曦“阴彻蓦关之戍，金自板岔谷绕出关后” 而不守。南宋与蒙古军事互动过程中，大散关基本为宋军所弃。绍定四年、端平二年（1235）、端平三年，蒙古军队三度由此突入。

和尚原，在大散关北侧，与之相距“才咫尺”，四周陡峭，地势高峻险要， “下视”散关“如蚁蛭” 。绍兴初，吴玠择此原筑垒坚守，以数千残兵数度击败金军，保蜀于危亡。时人谓“失此原，是无蜀也” 。但因补给不便，吴玠并未驻守重兵于此。绍兴和谈，宋金双方对其展开激烈争夺，宋方最终放弃。

黄牛堡，位于大散关西南25里之黄牛岭 ，同为陈仓道北段外沿重要军事据点。魏了翁称蜀口“东阻大散、黄牛” ，将二者并举。绍兴元年（1131），金将乌鲁自凤州攻和尚原失利后，“移砦黄牛” ，因见南宋初年黄牛岭上已有寨堡。嘉定中，四川宣抚使安丙曾遣兵整修黄牛堡。宋军虽屡失散关，却于绍兴三十一年（1161）、嘉定十一年（1218）两度在此退敌 。

兴赵原，在大散关南、凤州城东北40里 。“绍兴和议”后，和尚原归金，四川宣抚副使郑刚中命大将杨政筑城寨于兴赵原，将其打造为陈仓道北口新的控扼之所 。嘉定年间，安丙曾修缮兴赵原据点，屯兵千余人。至宝庆二年（1226），原上仍有戍卒数百 。

皂郊堡，位于秦州西南30里、成州天水东北40里 ，扼守祁山道北口，系隆兴初四川宣抚使吴璘所筑 。宋方长期经营此地。如淳熙年间，兴州都统制吴挺曾“密修皂郊堡” 。开禧二年（1206），金军攻堡不克。嘉定十一年二月，皂郊堡被围十八日后破，堡内军民“死者五万人” ，因见其规模。嘉定十三年，金人犯皂郊，沔州统制董炤等与战，复败。南宋与蒙古军事争战过程中，皂郊堡同样被南宋弃守。

白环堡，在成州北220里，地近天水，控扼祁山道黑谷支道 ，系嘉定朝四川宣抚使安丙所创筑，一度为天水军治所，“与西和相为掎角” 。洪咨夔云“极边植藩篱，黄牛白环戍”，魏了翁谓“散关皂郊已平地，白环黄牛犹溃堤” ，将其与大散关、皂郊堡、黄牛堡并举为四川极边之藩篱。嘉定十年（1217）末，金将完颜阿邻师出秦州，天水军、白环堡相继被破。嘉定十二年初，金军再攻白环堡，守将董炤却之。

湫池堡，又作秋池堡，在西和州东，北去天水70里，南距成州90里，《元一统志》称“旧日以防秦州陇城县入本州界东柯谷，及北之马寨入永川谷路” 。嘉定十一年初与皂郊堡同陷金手，时人以为“必复皂郊、湫池，使是二堡归我，则虏气必夺” 。嘉定十二年初，金军再攻湫池堡，为宋将石宣所拒。宝庆初，宋军弃守包括白环堡、湫池堡在内的蜀口外围，故二堡史载不多。

总之，南宋于陈仓道北口设和尚原、大散关、黄牛堡、兴赵原四处重要关隘堡垒，祁山道北口置皂郊堡、白环堡、湫池堡等多座堡寨。此外，洮岷宕阶道北段也有祐川城、旧岷州等城邑。它们共同构成蜀口最外围防线，扼守着北军南下川蜀三条最主要通道的北面门户。同一通道中的外三关关群（如大散关、黄牛堡、兴赵原）可依托河谷地带纵向应援，一定程度上构成“防御集群”。然受限于秦岭山脉的刚性阻隔，不同通道的外三关关群间则难以及时有效地相互支援。

（二）关外四州

“关外四州”指原属陕西路的岷、凤、成、阶四州（南宋后期升成州天水县为军，故亦称“关外五州”）。在地理上，成、凤二州处于南北秦岭之间的徽成盆地，岷州位于秦岭主脉与西秦岭间豁口的西礼盆地，阶州坐落于西秦岭迭山山脉与岷山山脉间的武都河谷平原。到南宋时，随着陕西五路的丧失，四州成为四川北境的极边州郡，战略地位凸显。不仅陈仓道、祁山道、洮岷宕阶道这三条北军穿越秦岭、南下四川最重要的军事通道穿境而过，四州还承担着宋金、蒙古川陕战略缓冲地带与拱卫蜀口军政中心兴州与兴元府的任务。关于四州的边防战略地位，南宋人袁燮喻为“蜀之垣墉” ，李鸣复则称：“蜀之有关外四州，犹朝廷之有四蜀也。蜀据上流，有四蜀而后朝廷重；四州介在关表，有四州而后蜀重。”

四州之中，岷州，即西和州，治溢乐（今甘肃岷县），崇宁中移治祐川（今甘肃宕昌西北），南宋初年又移治长道之白石镇（今甘肃西和），“绍兴和议”后更名。西和州位于秦岭主脉与西秦岭接合部的西礼盆地，其州城扼祁山道南下之要津，州西旧岷州、祐川、宕昌诸城则控扼洮岷宕阶道，故西和以一州当两路之冲要。时人称“关表西州，襟带秦陇，实全蜀之保障，而西和最为要冲” ，绝非妄言。理宗初年，面对蒙古军队南下的局势，蜀人吴泳亦指出“最是西和，四郡之脊膂” 。“绍兴和议”后，西和州常规驻军三千余人。

凤州，地处南北秦岭间的徽成盆地东侧，治梁泉（今陕西凤县凤州镇），北界大散关接金境；西南以仙人关、白水关为界，与兴州毗邻；东南以武休关为界，与兴元府相连。《方舆胜览》称：“大散扼其东，武休障其西……北限秦岭，西通渔梁。” 金、蒙古军队若由陈仓道南下，凤州是必经之地。兵至凤州后分两路：一路沿陈仓道主路西南行，经河池、仙人关、兴州入蜀；一路则东南行，经武休关，取褒谷道至兴元入蜀。因此，作为“蜀门之重”，凤州不仅是陈仓道上的重要城池，更是“联系陈仓道和褒斜道的连云栈的起点” 。绍兴和议后，凤州日常屯兵近三千人。

成州（后升同庆府），地处南北秦岭间的徽成盆地西侧，治同谷（今甘肃成县），东接河池，以达凤州，东南以青泥河道、鸣水道连通蜀口军政中心兴州，西邻西和，西南以覆津道与阶州相通，北面由黑谷道连接天水军。就地理交通而言，成州位居关外四州的中心枢纽，故张行成称“关外四州，同谷为最”，王应麟称其“内保蜀口，外接秦陇，山川险阻，尝为襟要” 。绍兴和议后，成州驻兵二千余人。

阶州，位于西秦岭迭山山脉与岷山山脉接合部的武都河谷平原，治福津（今甘肃武都东南），“通道陇、蜀”“控扼襟要” ，是从陇右、河洮沿洮岷宕阶道南下入蜀的重要节点。阶州北以覆津道与成州相连，东以七方关路与兴州交通，南以阴平道联接文、龙诸州。北军若攻下阶州，既可威胁蜀口军政中心——兴州，更能绕开兴州、兴元、利州等蜀口重镇，由阴平道直插四川腹地。正因阶州是洮岷宕阶道连通阴平道最重要的节点，南宋常以阶州守臣统筹阶、文、龙诸州暨二道之防务 。绍兴和议后，阶州日常驻兵近三千人。

作为南宋四川北境最重要的四个边州，关外四州具有如下几大特征：

第一，四州是蜀口前沿驻军的粮食生产与仓储基地。四州所在的徽成盆地、西礼盆地与武都河谷平原，虽不如汉中平原沃野千里，但也具备一定的粮食生产条件。时人即称西和“并边多沃壤”，成州“硗腴皆可耕” 。南宋初年吴玠守蜀时，便在关外地区实施屯田，以补军储 。“绍兴和议”后，宣抚副使郑刚中继续在蜀口广行屯田。据统计，绍兴十三年（1143）末，关外初行营田1300余顷；至绍兴二十一年（1151）末，关外四州营田收租近22万石 。嘉定初年, 阎仲友等在西和屯田, 首尾三年, 功绩显著 。南宋后期，阶州有仓3座，成州有仓7座，凤州有仓11座，西和州有各类仓庾15座 。四州的存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外三关关群后勤补给线的稳定。晚宋弃守关外四州后，蒙古军队便以之为进攻基地，“有因粮之利，或遂留不去” ，对蜀口构成持续性威胁。

第二，如前所述，四州之间各有干、支道路相连，形成复杂的交通网络，既便于宋军相互应援与补给，但也为北军南下进攻提供了便利。四州之间相互连通，易遭突破、夹击，使宋军难以有效实施阻击战术，增加了后者在该区域的防守难度。

第三，南宋并不重视关外四州的城防建设。就南宋与金军事争战来看，四州虽系极边，却罕见成功的守城案例，宋军多依托内外三关为核心的关隘、山系阻击金军。如绍兴元年（1131），成、凤二州被轻易突破，吴玠据守和尚原，击退金军；绍兴三年（1133），王彦、刘子羽弃守金州与兴元，选择阻敌于饶风关；翌年，凤州再次被破，吴玠依托仙人关击败金军。故蜀帅郑刚中谓“金人在（和尚）原口，我得凤州无益；失凤州，内有仙人关，川固未能遽入” ，显见宋军防守重点在和尚原、仙人关等关隘险要，而非边州城池。后来的开禧战事亦可证四川宋军“守险不守城”的防御思路。开禧二年（1206）冬，金军数路并下蜀口。西路军轻取旧岷州与阶州后，在七方关为宋将李好义所拒；中路军围攻皂郊堡不下，但天水、西和、成州等五州城池皆轻易被破 。

正因四州无城可守，其自身城防乃采用依险保聚周边山寨而非据守城池的方式。《方舆胜览》引《郡县志》称：“四州未有城，命逐州各择地为寨。” 对于“择地为寨”，员兴宗有详细记述：“虏以（绍兴三十一年）冬十月寒盟，边民扰扰。宣司出令，使沿边州郡细民据险相保……如武州西有花石峡，右有杨家崖，成有董家山，（洺）〔岷〕有仇池城，凤有马岭堡、秋防、兴赵二原。” 直到南宋后期，蜀口筑城之议渐兴，“岷有城，凤有城，河池亦有城”，才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宋军长期“守险不守城”的防御方略。

（三）内三关

晚宋蜀人李鸣复谓：“蜀之形势，以三关为险。隶于梁曰武休，隶于沔曰仙人，曰七方。” 魏了翁称：“（郑损）捐四州及天水军，退守七方、武休、仙人三关。” 二人所述武休、仙人与七方关，即著名的蜀口“内三关”。内三关位于南秦岭弧上，构成了继外三关关群、关外四州之后的蜀口第三道，也是最关键的防线。晚宋宝庆二年（1226），四川制置使郑损弃守外三关与关外四州，内三关遂成为南宋抗蒙的最前沿。

武休关，位于凤州与兴元府交界处（今陕西留坝县境内 ），南去兴元府城135里。此关扼守北军由陈仓道北段转连云栈入褒斜南道的咽喉，既是褒斜新旧道路的交会点，更是兴元府北面的核心屏障，“当关为蜀之咽喉” 。武休关若失，则兴元府城多不保。南宋初年，武休关一带的战例尚不多。到南宋后期，金、蒙古军队由凤翔南下，往往避开仙人关路，取连云栈与褒谷道入蜀，武休关战事频仍。宋方多以兴元都统制亲自把守此关。如嘉定十二年（1219）二月初，金军破武休关，守将兴元都统李贵遁，兴元府城旋即陷落。端平三年（1236），阔端率蒙古军队由陈仓道南下破关，败守将兴元都统李显忠，遂入兴元 。

仙人关，位于兴州与凤州交界处（今甘肃徽县东南嘉陵江畔），是蜀口军政中心兴州的北面门户。宋人述其战略地位：“仙人关外分左右二道：自成州径天水县，出皂郊堡，直抵秦州……自两当县趋凤州，直出大散关。” 换言之，仙人关扼守陈仓、祁山两条主道入蜀的交会点。南宋初年，吴玠置川陕宣抚司于此。绍兴四年（1134），完颜宗弼率金军主力沿陈仓道南下攻仙人关，遭遇惨败。此后，金、蒙大军皆汲取教训，不再贸然强攻此关。嘉定十二年，金军由散关突入蜀口，即避开沔州都统张威所守仙人关，取道武休关南下兴元。绍定四年（1231），蒙古军队在攻陷凤州后，亦取连云栈道直趋兴元。端平二年，蒙古军队再沿陈仓道南下，同样绕过仙人关，走白水路破沔。翌年，阔端率蒙古军队再下陈仓道攻蜀，仍取武休关陷兴元，四川制置使赵彦呐强令仙人关守将曹友闻弃关退保大安军 。

七方关（七防关），位于兴州与阶州交界处、成州之南。金、蒙古军队若由洮岷宕阶道南下，从阶州方向西面进攻兴州，七方关是必经之地；若由祁山道西和州或成州方向南下，亦有间路经七方关抵达兴州。因此，七方关乃是扼守祁山道与洮岷宕阶道南下进攻兴州的要塞，也是兴州的西面门户。南宋初年，七方关一带的战事不多。南宋后期，随着金、蒙古军队队从陇右方向南下频率的增加以及关外四州的丧失，七方关承受的防守压力愈重。开禧二年（1206）冬，南下金军连破旧岷州、阶州，最终在七方关为李好义所败；宝庆三年（1227），蒙古军队攻陷阶州后，大败宋军于七方关西侧的兰皋镇 ；绍定三年（1230），蒙古军队南下，四川制置使桂如渊“悉召西和、天水凡并边之师，入保七方” ；端平二年，蒙古军队南下，利州都统制曹友闻据守石门、七方关一带 。

在南宋整个蜀口军事防御体系中，内三关的军事战略地位最为突出。首先，内三关地处要冲、形胜险固，天然利于宋军防守。入蜀的三条主要通道在经过徽成、西礼盆地与武都河谷平原时形成若干间道，这是关外四州难以防守的重要原因。不过，这些间道在穿越南秦岭弧时重又汇聚为三条主路。内三关正是扼守南秦岭弧通道的三处关卡，且地势险峻，利于以步兵为主的宋军实施据险而守、强弓劲弩分番迭射的战术，不利以骑兵为主的金、蒙古军队展开野战进攻。通览南宋与金、蒙古在川陕的军事争战，内三关一带发生的战事最多，原因正在于此。

其次，内三关也是守卫蜀口军政中心兴州与兴元府的最后一道防线。南宋的兴州、兴元府皆非坚城固垒（详见下文），在军事防卫上高度依赖内三关的前卫作用。武休关若失，则兴元难守；仙人、七方关若遇不测，则兴州危殆。这一规律在南宋与金、蒙古的军事对峙进程中屡得验证。假使兴元、兴州二城尽失，则基本宣告蜀口军事防御体系的崩溃，四川内地将面临灭顶之灾。

再者，南宋中后期四川军事防御区对于关外五州的防务划分以内三关为基准。即李鸣复所说：“仙人之外，曰成，曰天水，沔戎司主之；七方之外，曰阶，曰岷，利副司主之；武休之外，曰凤集，兴元戎司主之。” 南宋与蒙古军事对峙期间，更是形成了利州都统制、沔州都统制、兴元都统制分守七方关、仙人关、武休关的军地对应关系。

总之，在蜀口边防格局中，内三关处于上承关外、下固汉沔的内外枢纽地位。

（四）兴元府与兴州

兴元府与兴州构成蜀口第四道防线，南宋屯驻重兵于此。绍兴十八年（1148）后，宋廷在兴州、兴元及蜀口东侧的金州分设都统司，作为蜀口驻军的大本营。乾道初立定屯驻大军兵额，兴元都统司管27000人,兴州都统司则高达60000人。二镇不仅控扼入蜀通道（兴州控扼陈仓、祁山、洮岷宕阶三道，兴元府控守褒斜、上津、傥骆、子午诸道），更是蜀口军政指挥中心。二者的战略地位区别在于：兴州作为军政指挥中心，更侧重蜀口西侧暨利州西路尤其是关外四州防务；兴元则是整个蜀口的军政中心。

兴元府，治今陕西汉中市，是汉中平原的政治经济中心，亦为沟通关陇与巴蜀最重要的交通枢纽，控制着穿越秦岭诸军事通道与通过巴山的金牛、米仓二道。就中国古代军事战争进程而言，无论北方政权南攻，抑或从巴蜀方面北进，皆以先取汉中为要务，以此为基地，再图进取。三国蜀臣杨洪曰：“汉中则益州咽喉，存亡之机会，若无汉中，则无蜀矣。” 宋末蜀人罗璧称：“近代宋保蜀，以南制北，阶、成、岷、凤为藩篱，汉中为门户。” 诚属历代兵争要地。

南宋时，不仅利州路最高军政机构——利州路安抚司、利州东路安抚司置司兴元；孝宗以降，作为四川最高军政长官的四川宣抚使、四川制置大使也多驻节于此，以便掌控蜀口兵马或指挥前线战事。孝宗乾道间四川宣抚使吴璘、虞允文、王炎，宁宗开禧时四川宣抚使程松，嘉定间四川制置大使、四川宣抚使安丙以及理宗端平初四川安抚制置使赵彦呐，均以兴元为治所。

然而，不同于三国魏晋时期，南宋与金、蒙古军队对峙期间，川、陕间交通格局发生重大变化。北军南下进攻蜀口，多取秦岭西侧的洮岷宕阶、祁山、陈仓道，而较少经由东侧的子午、傥骆、上津道。此种形势下，秦岭西侧的兴州与仙人关、七方关承受了绝大部分的军事压力；兴元实际仅需对应连云栈—褒斜道南下之武休关方向的进攻，军事压力相对较轻。这也是兴元虽为蜀口军政中心，但其都统司兵力长期不足兴州都统司之半的重要原因。

作为蜀口军政中心的兴元，其本身并无强大的城防能力。兴元府城在北宋神宗时曾经历大规模整修，南宋前中期未见修缮记录。嘉定十二年（1219）遭金军攻破后，宋方才在其原址北一里处重筑城池，但新的兴元城仍不具备“坚城”属性 。回顾南宋军事史，金、蒙大军曾于绍兴三年（1133）、嘉定十二年、绍定四年（1231）、端平三年（1236）四度兵临城下，兴元均轻易失陷 。

兴州，治今陕西略阳。开禧三年（1207）吴曦叛乱后，更名沔州。与兴元地处汉中盆地中心、地势平坦不同，兴州位于南秦岭上，依山为险，嘉陵江穿城而过，有“崖谷峻隘，十里百折” 之势，属典型的山城。纵观中国古代，兴州只在南宋一朝军政战略地位尤重。首先，这与秦岭山脉交通格局的变迁有关。金、蒙大军南下四川，祁山、陈仓、洮岷宕阶三条主路交汇于兴州。若由兴元府直接指挥关外四州与三路之防守，则距离过远，鞭长莫及。宋人分利州路作东、西二帅，以兴州为利州西路帅府，正是基于“关外去兴元远，缓急恐失事机” 的考量。吴泳在《西陲八议》中曾指出“关表四郡，遥制一方，设有缓急，恐失机会”，故“不可不兼设沔阳，以接四州之援” 。南宋秦岭的空间交通格局决定了在蜀口西侧设置一军政指挥中心的必要性。其次，兴州本身就是汉中盆地西面的重要门户，承担着拱卫兴元府的军事防御职能。再者，南宋初年，吴玠以兴州、仙人关为基地保守四川，很大程度上形成了兴州作为关外四州边防指挥中心的军政传统。

南宋建国之初，刘子羽即注意到兴州的战略地位。富平兵败后，张浚欲退守夔门，刘子羽力主宣司“当留驻兴州，外系关中之望，内安全蜀之心” 。“绍兴和议”后，南宋置兴州都统司，执掌四川军事防御区边防军主力——兴州屯驻大军六万精锐，都统制常兼利州西路安抚使、知兴州。通常所说的南宋四川“吴氏世将”，即指吴璘、吴挺、吴曦三代对这一职位乃至兴州地域的长期掌控 。

与兴元府城一样，兴州（沔州）同样“无城”可守 。晚宋吴泳直言“沔为利西之巨镇，既无城郭可以保民” 。宝庆三年（1227），蒙古军队攻沔州，通判高稼“创山寨八十有四，且募义兵五千人……敌至则官军守原堡，民丁保山寨，义兵为游击”，完全是凭借周边山寨抗蒙。端平二年（1235），蒙古军队再度兵临沔州，驻守七方关的利州都统制曹友闻“知沔不可守，劝（高）稼移保山砦” ，高稼不从，最终城陷殉节。

就兴元、兴州二城不重城防、难以据守的史实来看，在南宋的蜀口军事防御体系中，兴元府与兴州更多只是作为蜀口及关外地区的军政指挥中心，而非防御重心。这与京湖、江淮军事防御区中襄阳、楚州、扬州兼具军政指挥中心与边防坚城固堡的特征形成显著差异。

（五）大安军

由兴州、兴元府南下的两条道路，最终汇于大安军，继而沿金牛道南下利州、剑门关，或沿嘉陵江河谷经阆州（今四川阆中）进入四川腹地。大安军是整个南宋蜀口军事防御体系的第五道，也是最后一道防线。

大安军，治今陕西宁强县阳平关镇，古称关城，北宋置三泉县，紧临嘉陵江，背靠鸡冠山，系蜀道与陕路交汇之枢纽 。吴玠称其“北至兴州仙人关外，地里不远，东接梁、洋一带，水路冲要，系四川喉襟要害之地” 。绍兴三年（1133），完颜撒离喝率金军攻破兴元府后，刘子羽据守三泉，金军不得下，川陕宣抚司遂升三泉县为军。

相较于内三关、兴州而言，大安军一带整体“地势平旷，无险可守”，乃北军“敌骑所长”、宋军“步兵所短”之地 ，殊不利据守。就南宋与金、蒙古军事对峙历程来看，凡北军突破兴州或兴元防线，大安军往往无力守御。嘉定十二年（1219）初，金军攻破兴元后，随即陷大安军 。绍定四年（1231），蒙古军队攻破兴州、兴元，亦陷大安军。端平三年（1236），蒙古军队破兴元，时曹友闻在兴州，赵彦呐命其退守大安，曹氏兄弟战殁，大安遂陷 。

不过，若金、蒙古军队仅突破第四道防线兴州或兴元中的一路而进至大安地区，则另一路宋军往往可从背后袭击深入之敌，致其功亏一篑，最终无法达成夺取蜀口的战略目标。如绍兴三年，完颜撒离喝大军在攻陷兴元、三泉后，慑于吴玠屯兵后方仙人关，不敢深入，终因粮草不济而撤军。嘉定十二年二月，金军破兴元而下，镇守仙人关的沔州都统制张威遣部将石宣在大安军一带邀击金军，歼其精兵三千人，迫使金帅乌古论长寿退兵 。而在绍定四年、端平三年两次战事中，蒙古军队遂吸取金军教训，双管齐下，同时攻取兴州与兴元，无后顾之忧，故得顺利突破蜀口最后一道防线，进入川蜀腹地。

三、南宋蜀口军事防御体系的空间特征

12至13世纪，地处秦岭、淮河以南的南宋政权与金、蒙古政权长期并立对峙达一百五十年之久。在此之前，三至六世纪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二次大分裂时期”的魏晋南北朝同样也是重要的南北对峙时期。两相对比，宋、金/蒙川陕对峙形势明显有别于前代。三国魏、蜀对峙中，偏居西南的蜀国主攻，而军事实力更强的魏国反取守势。东晋十六国南北朝时期，氐族杨氏政权所建立的前后仇池国、武都国等长期割据蜀口，形成南、北间军事缓冲带，导致南、北朝双方在川陕地区的战事并不多 。而在南宋与金、蒙古的对峙中，金、蒙古主要取攻势，南宋呈守势。加之不同历史时期南、北政权虽大致以秦岭为界，但具体的边境线或军事控制线实有差异。这就决定了南宋在构建蜀口军事防御体系时，既有对前代经验之借鉴，更形成了自身鲜明的时代特色。

南宋蜀口军事防御体系在空间格局上由洮岷宕阶道、祁山道、陈仓道、上津道等南北纵向军事通道与外三关关群、关外四州、内三关、兴元府与兴州、大安军五道横向防线所构成。其中，外三关关群是蜀口军事防御体系的前沿，承担第一道拒敌功能。关外四州是蜀口外沿驻军的粮食生产与仓储基地。四州间道路相通，形成复杂的交通网络。内三关位居上承关外、下固汉沔的枢纽，又地势险峻，军事战略地位最为突出。兴元府与兴州是整个蜀口的军政指挥中心。大安军则是金牛道穿越大巴山脉入蜀的门户，也是蜀口的最后一道防线。南宋蜀口军事防御体系基本空间特征可总结概括为以下几点。

第一，蜀口军事防御体系呈现明显的“西重东轻”防御格局。无论外三关关群、关外四州、内三关等军事要地，抑或川陕边防主力军的屯驻重心兴州，均密集分布于凤翔——兴元一线以西。相较之下，蜀口东侧的金州、上津一带并非宋军防御的重点。此种“西重东轻”的防御格局，其深层成因在于唐宋时期川、陕间军事交通格局的历史性变迁。由于唐末五代以降关中政治中心地位丧失，秦岭东侧古褒斜道、傥骆道、子午道、库谷道等道路地位显著下降，金、蒙大军基本都选择从秦岭西侧地势相对平坦的陈仓道、祁山道、洮岷宕阶道进攻四川，故宋军布防亦围绕此三道展开。蜀口“西重东轻”的防御格局导致南宋四川军事防御区与京湖军事防御区在板块接合部存在一定的防守薄弱环节。

第二，关外四州及内、外三关关群构成一相对独立的军事边区。“绍兴和议”后，宋廷曾设立阶成岷凤四州经略司，以右护军都统制吴璘任经略使。绍兴十四年后，南宋虽将四州划归利州西路并裁撤四州经略使，但仍长设阶成西和凤州副都总管、兵马都钤辖、兵马钤辖、兵马都监等武职承担关外防务。如绍兴二十九年，利州西路驻扎御前中军都统制、阶成西和凤州路兵马都钤辖、兼知成州吴拱升阶成西和凤州路副都总管；乾道四年，王中正任阶成西和凤州兵马都监、御前中军同统制、游弈军统制、权知阶州 。这与南宋所设襄阳府路安抚司（辖襄阳、随、郢、唐、邓州、信阳）、金房开达州安抚司等边区军事建制相仿。

第三，蜀口军事防御体系具备显著的纵深性与层次性。南宋依托南北秦岭与大巴山脉的复杂地形，构筑了五层边防体系，层层设防。正因蜀口军事防御体系具有较强的防御纵深，金、蒙古军队往往难以直接一次性突破五道防线而深入四川腹地；即便从某条通道取得局部突入，也会因顾虑遭到其他通道守军可能的夹击而不敢贸然深入。及至南宋晚期，宋军弃守外三关关群与关外四州，导致蜀口防御纵深严重削弱，蒙古军队得以多次突破川北防线，最终深入四川内部。

第四，蜀口诸边防要地的构建呈现“因地制宜”的开创性特征。外三关关群、内三关等关塞堡垒，多前代所未见，而由南宋四川历任边帅依据蜀口自然条件与边防形势逐次修筑、完缮而成。南宋初年，鉴于金军主力多取陈仓道南下，吴玠守蜀时重点营建了和尚原与仙人关两大要塞。特别是仙人关要塞，乃由仙人关、杀金平、第二隘三部分构成，《要录》谓吴玠“治垒于（仙人）关侧，号杀金平，严兵以待”，玠弟吴璘移书言：“杀金平之地，去原尚远，前阵散漫，宜益治第二隘，示必死战，则可取胜” ，清晰呈现了吴玠兄弟构筑仙人关要塞体系的过程。孝宗时，供职蜀口宣司幕府的陆游指出：“吴玠守蜀，如和尚原、杀金平、仙人原、潭毒阙之类，皆创为控扼之地，古人所未尝知。” 此外，诸如兴赵原（绍兴和议后四川宣抚副使郑刚中命杨政所筑）、皂郊堡（孝宗隆兴初年四川宣抚使吴璘所创筑）、白环堡（嘉定初年四川宣抚使安丙所创筑）等要地，亦皆属南宋时期新筑之防御工事。

第五，蜀口军事防御体系具有鲜明的“守险不守城”特征。如吴泳所说“蜀之所恃以为国者，险也”，蜀口军事防御体系的战术核心在于：凭借南北秦岭山脉打造外三关关群、内三关等关隘堡垒，以堵截北军南下。即便堵截不成，也将对深入之敌构成尾袭、后顾之忧。此正吴玠所谓“贼不破我，讵敢轻进”、“虏惧吾乘虚袭其后，此保蜀良策” 、曹友闻所谓“吾重兵在此，敌有后顾之忧，必不能越沔阳而入蜀” 战略意图所在。与之相应，无论是关外四州，抑或兴州、兴元，皆非宋军防御之重点。蜀口州郡多城防薄弱甚至无城可守，若北军袭来，则采行依险保聚周边山寨而非据守城池的方式。李鸣复对此有精辟的描述：“岷曰仇池，凤曰秋防原，阶曰杨家崖，成曰董家山。是四者，皆有险可恃，有泉可饮，又为之粮以食，为之屋以居，无事则寓于州，有事则归于寨。” 这一独特的防御模式，乃由蜀口特殊的地理形势所决定，并成为晚宋余玠等人构建四川山城防御体系的重要思想渊源 。蜀口军事防御体系“守险不守城”的特点，与京湖、江淮军事防御区依托襄阳、郢州、楚州、扬州等坚城的防御形式存在鲜明对比，体现出南宋北部边防不同军事防御区基于地理条件差异而形成的体系性防御策略的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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