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鍾”到“鐘”再到“钟”——有必要废简复繁吗，先别折腾了！

有人发文，提出“优化简化字的倡议”，其以“钟”字为例，说作为“鐘”的简化字可以保留，但用到“一见钟情”，应该恢复“锺”字云云。

他说：“‘一见钟情’的‘钟’，和‘钟声’的‘钟’，明明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个意思——一个指向情感的汇聚与专注，一个指向金属器物的鸣响。可在简化字里，它们被塞进了同一个字形。”

“‘一见钟情’的‘钟’，和‘钟声’的‘钟’”真的“风马牛不相及”么？看来这位，研究得还不够认真和仔细。

“鍾”和“鐘”，原本就是一个字。

《说文·金部》：“鍾，酒器也。从金，重声。” 又，“鐘，樂（乐）鐘也。……从金，童声。”段玉裁《注》：“《经》《传》（鐘）多作鍾，假借酒器字。” 《康熙字典·金部》：“（鐘）与鍾通。……《漢志》‘黄鐘’，《周醴（礼）》作‘鍾’，《诗》‘鐘鼓’亦作‘鍾’。古二字通用”。

见于“经传”，当为“经典”——可知，最早只有“鍾”字，本义为“酒器”；后引申为“量器”；再引申为“乐器”——不仅敲击可鸣响的铜乐称“鍾”，伯牙的名琴也称“鍾”曰“號鍾”。

大约后来日用繁多，以为区别，加之诸侯争雄、文字各异，战国时古人，才据“鍾”孳乳新造了“鐘”字，但仍通用之。直到秦隶汉隶，“鍾”“鐘”才“分道扬镳”“自立门户”。

本义为酒器，“鍾”，怎么又有了“一见鍾情”之义？

段玉裁《说文注》：“古者此（鍾）器盖用以贮酒，故大其下、小其颈，自鍾倾之而入于尊，自尊勺之而入于觯。故量之大者亦曰‘鍾’，引申之义为‘鍾聚’。” 高本汉《汉文典》：“（鍾）同音假借（为聚）”。

先秦古韵十七部中，“鍾”和“聚”同在“九部”，所以说“同音”。

《左传·昭二十一年》：“天子省风，以作樂器以鍾之。”《注》：“鍾，聚也。以器聚音。” 又《左传·昭二十八年》：“天鍾美於是”。

以上皆为“鍾”假借“聚”义。

“一见鍾（钟）情”这个词，清代古吴墨浪子《西泠韵迹》始首用；若说“锺”与“情”相关联，可追溯到南朝刘义庆的《世说新语·伤逝》；至唐孟棨《本事诗·序》则成“锺情”一词。

然而，不管是刘义庆、孟棨还是墨浪子，“鍾”用在这里，仍然是“聚”之假借——只是情感色彩更浓烈了而已——全心倾注之“聚”。

既然是假借，“一见鍾情”之“鍾”，与字之本义并无直接关系——有多少人能说得清“一见鍾情”何以用“鍾”来表达呢？

这里的这个“鍾”字，实际上已成为记录汉语成语的一个“符号”——关于汉字中的“符号化”或“半符号化”，后面再细聊。

上面这位说：“简化字的核心逻辑之一是‘同音合併’——把读音相同或相近的多个繁体字，合并成一个简体字。这个逻辑在书写上带来了便利，却在表意上付出了代价”。

的确，简化字中包含三类“同音合并”——分为“一简代多繁（最典型的同音合并）”，如“干”代“乾”“幹”“榦”，如“台”代“臺”“檯”“颱”；“一简代两繁（高频同音替代）”，如“里”代“裏”“裡”；“特殊同音替代（含异读）”，如“借”代“藉”。

这部分简化字，确也是争议最大的。

然而，有两个必须要澄清的问题——

第一，“同音合并”，并非是“简化字的核心逻辑”。

新中国建立后实行文字改革，规范简化字的“核心逻辑”，是 “约定俗成”。

所谓“约定俗成”，就是“顺应民意，以史为鉴”——即，选定自先秦至民国的具有广泛社会基础的521个“基本简体字”，通过“省略部件”“更换偏旁”“草书楷化”等五种方法，扩展到2235个简体字。

就是说，新中国建立后的简化字系统改革，本质上是将以往历代民间普遍使用、“官方”长期默认的“民间习惯”，上升到了“国家标准”层面。

“同音合并”，是上述五种具体方法之一，共有19组，以19个简化字合并了38个繁体字，占全部2235个简化字的比例相当小。而且，这些字也是从先秦“古隶”“小篆”直到民国即在民间广泛使用的字。

比如，以“钟”替代“鍾”“鐘”，至晚宋元以来便普遍存在了，此可参阅《宋元以来俗字谱》——“z鍾”"鐘"都是形声字，“钟”仍然是形声字，看来古人以“钟”代“鍾”“鐘”也没瞎搞。

第二，汉字自诞生起即一直在简化，因而“记号化”和“半记号化”是难免的。

从甲金文开始，汉字就在简化。在这一过程中，除去“省略部件”“更换偏旁”之外，最典型的是出现大量“形声字”。仅在目前释读的近1500个甲骨文中，形声字就占了约32%。

汉字第一次大规模的“改革”，是“隶变”。

秦隶汉隶的“改革”，主要包括：笔画“化圆为方，改曲为直”“变连为断，提按分明”；结构“解散篆体，形体简省”“部件移位，格局重组”；偏旁“分化专一，归并简化”；音义“省形、省声、换形、换声”，等等。

详细讲来十分繁复，恕不赘述。

但无疑，隶变，所追求的只有一个目的，就是书写效率优先——以适应政务、军务、刑狱及民间更玻切的使用文字需求——以使汉字易写、易识、易记。

在隶变中，大大推动了不少“象形字”转为“形声字”，甚至从表意系统向“记号化”方向发展。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春”“奉”“奏”“秦”“泰”“舂”等字，原本各不相干、都有自己不同的部首，隶变后，皆变成了所谓“春字头”。

这是不是也如上面这位所说的“风马牛不相及”？要不要回归到“画成其物，随体诘诎”的文字阶段呢？

新中国建立后的文字改革，面对的是要解决约80%文盲率的这一迫切任务，尽快扫盲，提高全国广大劳动者的识字率，同时简化规范汉字，提高书写效率。

所以，1949年12月，当时的政务院就设立了“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1956年10月，第一届人大常委会将其改为“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

尽管后来曾走过二简字“弯路”，但总体上，应该说汉字简化和规范化是成功的——1986年，发布了《简化字总表》；公布了包含7000字的《汉字通用字表》和3500字的《汉字常用字表》。

几十年下来，不仅国内好几代人对此喜闻乐见；在国际上，简化汉字也有了相当的接受率和影响力。

面临世界百年大变局，中国当前有更核心的任务要完成，有更迫切的事情要办——对此，真有必要对汉字“废简复繁”么——还是先别折腾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