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事故》：偷拍的伊朗电影，关于好人在坏掉的世道如何自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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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时间，全球的关注焦点都放在德黑兰的战火，这个时候和大家分享这部去年饱受好评、多次获奖的伊朗电影《普通事故》（也译为《纯属伊朗意外》）恰逢其时。

《普通事故》讲的是一群因为各种原因被伊朗当局关进监狱的人，在监狱内遭遇了非人待遇。他们出狱后多年，一个偶尔的机会，遇到了曾经对他们施暴的狱警，将他“绑架”，决定对其开展报复的故事。

电影的导演贾法 ·帕纳西是全球知名的大导演，而他自身的故事也非常传奇，他本人被伊朗当局禁止拍摄电影，甚至被关进监狱过。

但这没有浇灭他拍摄电影的动力，于是他偷偷组织团队，拍摄地方随机应变，演员也是当天才知道拍摄什么，更没有纸质剧本，拍摄工具大多是简易不容易被察觉的手机等。

在这样艰苦的创作环境下，他拿出了这部带着一定个人经历色彩的《普通事故》，虽然苦难重重，他却通过人物塑造，探讨一个时下与许多人休戚相关的问题：

在一个坏掉的世道，好人到底该如何活着？

看《普通事故》，绝对不能错过的是片尾。而且不推荐胆小的人看这段片尾。

倒不是片尾有什么过于惊悚的画面，画面只有一个，而且是几乎静止的，就是主人公瓦希德的背影。

可怕的是一段渐渐走进的脚步声，因为是假肢走路发出的，所以声音格外特别，有一种高辨识度的机械感。当年负责看管瓦希德，并对他和一众人施暴的那个狱警，便是使用假肢的。

电影是开放式结局，没有告诉人们这个声音是不是那个狱警发出的，如果是那个狱警，他此番前来，是否是要报复瓦希德。也正因此，对未知的恐惧感，立马便充斥观众的血液。

这个效果，大概就是帕纳西导演希望传递给观众的。他让那些没有身处伊朗的观众，也由此体验到不少伊朗人的日常心理状态：

在日常中，怀揣对未知的恐惧。

一战爆发的时候，著名作家卡夫卡在日记里写下这句话：

“8月2日。德国向俄国宣战。——下午去游泳学校”。

后世的人们总认为这是一种面对宏大历史洪流下的疏离和从容，殊不知，这才是亿万被时代裹挟的普通人无可奈何的日常：日子在继续，但内心已经纷扰。

《普通事故》的这个片尾，不仅是伊朗式的，也是当下的隐喻。

日子看似是平静的，但是这种平静是虚弱和易碎的，总在不确定中，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有这样的脚步声找上门来。所以，看似生活如常，其实沾染着焦虑、不安，因此并没有实感。是在好好地生活，但并不享受这种生活。

而《普通事故》也揭示了这种恐惧的来源：

过去的创伤没有抚平，所以才会听到过去的脚步声，便僵住。

导致过去创伤的来源，并没有消失，还有可能继续对自己造成伤害。所以，不可能不感到害怕。

而这两点，也是现在很多人没有办法踏实生活的原因。创伤，不仅是一个心理学名词，也是当下值得引起重视的社会学名词。

个体的创伤，或许是属于个人的，但再叠加其他人的创伤，便构成一个巨大的集体性创伤。

电影中的一群狱友，都是因为被“脚步声”伤害再次集合，他们都呈现了明显的创伤特征，虽然他们都有了自己的家庭和事业，但他们都没有从过去的伤害中走出来，他们集合起来“报复”狱警，除了愤懑不已，需要宣泄，也是出于希望自己能够走出来的目的。

在一个世道败坏的时代，好人最大的委屈便是自己可能没做什么不好的事情，但是别人会伤害你。如果你的抗压能力强大，那么大概率说明你已经受了很多伤。

有些伤，随着时间流失，伤口会愈合，而有些伤会沁入心脾，演变成心理学意义的创伤——于是，便会有这种平静日常下的不平静内心，有对不知道什么时候身后“脚步声”的战栗。

世道败坏时代的好人，最需要面对的，除了提防他人的无端伤害，便是直面已经受伤的自己，如何从这种创伤中走出来。

古人云，解铃还须系铃人，冤有头债有主，所以心理创伤要得以愈合离不开对肇事者的追责。

受害者往往对肇事者有两点诉求：

一是你要承认你对我犯下的罪孽。

二是你要解释为何要对我做这样的事情。

看似简单，但是往往很难获得回应。

现实生活中，许多伤痛都是被否认的，所谓的不被看见，很大程度上是这种真实伤痛的存在是隐匿无声的。

有时候甚至会被人嘲讽成，这有什么好提的，大家不都是这样过来的，你这算什么，大惊小怪——明明是受伤，但是这个伤痛好像又不被承认。

这也是心理咨询等能够提供倾诉出口的渠道，必然在这个时代不可取代的根源之一。然而，被外人看到是一回事，被肇事者看到是另一回事，很难被同等平替。肇事者愿意承认犯错，对受害者来说，是更为深层的被看见，也是追责的起手式，否则一切无从谈起。

电影中的受害者们，也是多次表达诉求，让罪孽深重的狱警承认对自己的加害，但是结果都差不多：我没有，不是我。

更不要说寻求一个伤害的合理解释。对受害者来说，受害的事实是一回事，为何自己会遭遇这些是另一码事，甚至是更加重要的事情。他们需要为自己的不幸，找到一个可以被理解、被解释的说法，否则发生的这一切他们自己也很难消化。

然而，肇事者又怎么会给出一个具有疗愈意义的回应呢？就像电影中的狱警，在不得不承认是自己造成伤害之后，他作出的解释是：

自己也是没办法，是因为这个工作，自己不这样做，自己的工作也没有着落。

这似乎是汉娜·阿伦特“平庸之恶”的说辞：我不是恶的源头，我只是在执行，我也没有办法……

当然，我们知道，这种平庸之恶依然是需要谴责的，但是似乎确实是一个“好”的解释，肇事者本性并不坏，坏的另有其人，只是犯了一个平庸的人都会犯的错误。

然而，这个解释对受害者而言，是巨大的羞辱和无力。因为自己的这些伤痛，似乎变成了一个机械事故——也就是片名的“普通事故”所表达的含义：

电影里的坏人狱警，在电影一开头不小心撞死了一只小狗，当作是一个意外事件就这样过去了，这是一个普通事故。

他在工作岗位上，对自己看管犯人的所作所为，也是来自这种“不小心”，是谁都会犯的“平庸之恶”，就是一个普通事故，不要上升价值，更没有必要为此追责过甚。

那这一切，变成受害者的咎由自取了吗？

当然不是，这些说辞无非是这些直接肇事者在推卸责任，首先是否认伤害的事实，进而否定受害者受到伤害这个根本事实，其次伤害既成无法否认的话，就淡化乃至把这一切推给社会、推给他人（制度化），弱化、排除自己的责任。

然而，他们无法解释的是，有平庸之恶，也就有平庸之善。电影里站在他对立面的人，并没有如他这般的行恶，他们选择善良、选择积极面对生活，选择带给别人微笑。

虽然大家都活在世道败坏的年代，但每个人依然还有自己的选择。只要看到这个基本事实，就知道那些以“平庸之恶”“这不是我想的，我也是被逼无奈”这种说辞试图摘出自己责任的人是多么恶心，他们忘记了自己是人，是有能动性的。他们只是想做坏事，但不想担责罢了，比那些敢做敢当的坏人，卑劣得多。

比如电影里的狱警，他试图用意外来解释自己撞死狗的事件，他未经世事的女儿便直言道，你这就是杀掉了小狗，我讨厌你，这一路不想和你说话。

小孩的是非观是非常朴素的，那些看似有道理的推诿卸责，连让小孩信服都很难，所以说出来无非是一种自欺欺人，受害者可千万别相信他们的这套。

所以，情况就变成，好人总是希望伤害他们的人能够承认事实、承认错误，甚至在考虑如果对方承认，自己是否要原谅对方。

他们总认为，如果伤害他们的人能够做到这些，自己能够原谅，便能放下。这也是电影中，一群狱友之间反复纠结和争吵的核心内容。但讽刺的是，伤害他们的人可能连基本事实都想否认，他们也会乞求原谅，但这肯定不是认识到错误了，而是知道自己要遭罪了。

这其实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价值取向在对抗，却在试图用对话的方式处理，其结果可想而知，往往是好人苦等，然后一次又一次的失望。

等不来他人的道歉，那好人该如何疗愈内伤？

无非三种：

一是，既然这个世道如此，那就索性自己也成为黑暗的一部分。

二是，选择远离江湖和是非，躲到桃花源中，从此不问不看，当没事发生。

三是，找一条属于自己与世界和解、继续前行的道路。

灾难深重的伊朗民众，就是在这三条路里找自己的出路：

第一种是最容易走的路，因为很多坏人并不是天生的坏人，他们也是从受害者变成加害者，从少年变成恶龙。比如电影中的狱警，他的腿之所以受伤便是因为被伊朗当局派去参加了一场没有意义的外战。

战争对人性的摧残，白俄著名作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阿历克谢耶维奇在《锌皮娃娃兵》中有非常充分的书写，质朴无华的好孩子，不是在战场丢掉了性命，就是丢掉了灵魂归来。世道败坏，对人最大的影响便是心灵的侵蚀，因为没有了规制，外部的恶便成为一种示范，内心的恶也更容易被激发出来。

电影里其他狱友，也多次想用身体摧残的方式报复狱警。这种“以恶制恶”的模式，在这几年其实成为一种不可小视的应对机制。颇为流行的短剧里，大多是采用这种模式的叙事结构，让人看得很爽。

这在现实世界里也能找到对应，当下伊朗正在发生的变故，说到底便是这种模式的国家化表现。

当把自己当作受害者看待，那么“以暴制暴”似乎有一种你打我一拳，我也要还击讨回来的架势。然而，现实生活可能不是这样的“交易”，会演变成一种乱拳四处的荒诞戏码，导致受害者和加害者的身份反复切换，冤冤相报何时了。

试想，如果电影里的复仇者联盟，真的把狱警杀了，那么他的后代长大后会否报复回来？这大概可以变成电影的续集了。如果遵循这个逻辑，那么古代“灭族”大概就是提防这一点，想从源头斩断这种逻辑。

但是结果往往是更大的混乱，已经得到历史的印证，前阵子播出的《太平年》中，后汉皇帝把郭威、柴荣父子的家人全部处死，结果是自己也被颠覆。

可见这条路，一时爽，但是善后恐怕很难善了。

当然，这也是功利主义的取舍。更重要的是，好人需要思考：

自己到底要做一个怎样的人？在一个底线被践踏的坏世道，是跟着变坏，还是有自己的主体性？

那么，便躲起来？

远离曾经伤害我的人，远离他所在的城市，避免任何可见的机会，这也是电影，更是现实中许多人的选择。不想成为坏人，或者做不出这样的坏事，便有这种我明哲保身的心态很普遍，但是事情往往不以你的意志为转移。

有心理创伤的人，往往不得不面对一个严峻的现实，即便换了一个环境，类似的命运也会落到自己头上，自己依然会受困于心魔。即便那个人不在，你还是会在某些时刻想起他，想起他对你做过的事。

那么，难道再躲一次？你又有多少地方可以躲？

于是，便有了第三条路：

正面肇事人，寻求对他的惩罚。但我同时坚守自己底线，不作恶，因为我本来就是好人，不能被人拖下水，不能和他们同流合污。

电影里的主人公瓦尔德便是如此：他是找到了那个伤害自己的人，也给予了他惩罚。人是需有还击之力的，否则很难在一个风雨飘摇的时代，有立足之地，如果不给人看到自己的能耐，各种伤害可能会纷至沓来。当然，这也是一种基本态度的展示：我不原谅你。你做错了就是做错了，你是需要接受惩罚的，我作为受害者向你讨要惩处，是完全在理的。

但是他没有处死他，因为不想变成他这样的人。他不仅没有处死对方，在对方妻子临盆之际，他还代替对方（此时对方正被他们控制），送他妻子到医院，缴纳了一部分费用。

他没有选择乘人之危，没有从虐人中找到爽感和报复的快感，而这些恰恰是加害者常常会做的事情——他选择不迁怒于人，关爱弱小，帮助他人。这不是为了感化谁的权宜之计，而是因为自己就是这样的人，是作为一个人的本心。

这既是电影的升华，更是作为好人活下去的意义。

如果世道变坏，那我可以做的是，做个坏世道下的好人，让这个坏世道还有一点光，让人看到这个世道还不是那么坏的，也让自己看到这个世道还是可以有点盼头的，因为自己还能点亮自己和他人。

这或许也是遭遇创伤的人们可以有的一条治愈自己之路：

不要原谅罪恶，不要轻易说没关系，但是要从苦难重重中找到你存在的意义。

作为一个饱受苦难的导演，这是他呈现出来的伊朗现实和智慧方案。在如今世界陷入如此动荡不安之际，我也把这份智慧梳理如上，与君分享。

End

作者 |Arthur Chen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

简介：听过许多人的故事，也有了自己的故事。座右铭：惜时惜人。咨询小时数：4500小时，人际整合取向，研究方向：职场心理、婚恋两性、身心疾病、朋辈心理辅导。近期关注：历史人文、社会心理学、哲学思想史。

编辑|一杯咖啡全媒体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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