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省200块检查费，我妈在医院走廊坐了一下午

文/镜观世相

上周三，我请了半天假，带我妈去医院。

她腰痛一个多月了。电话里问了无数次，她都说“老毛病，歇歇就好”。这次是我强行挂的号，早上六点从县城坐大巴来的市里。

到医院门口，八点半。

她站在门诊大楼前，仰头看着那二十几层的高楼，愣了几秒。我没在意，拉着她往里走。

挂号窗口排着长队。

她小声问：“挂个号多少钱？”

我说：“20。”

她“哦”了一声，没再说话，从贴身的口袋里掏出一个布包，里面整整齐齐叠着几张一百的，还有零钱。她数了数，把二十块零钱递给我，又把布包塞回口袋。

进了诊室，医生问了几句，开了单子：先去拍CT，再验个血。

我妈问医生：“这得多少钱？”

医生说：“三四百吧，先检查清楚再说。”

我妈没吭声，跟着我出来。

走到缴费窗口，她拉住我：“要不先拍个片子？血就不验了？”

我说：“医生开的，肯定都有用。”

她不说话了。

排队缴费，CT两百八，验血一百二，一共四百。

我从钱包里掏钱，她抢着把布包塞过来：“用我的，用我的。”

我说不用。她急了，声音大了点：“我有钱！”

旁边几个人看过来。

我没再争。

CT室在三楼，验血在一楼。

我们先去三楼。CT室门口坐满了人，显示屏上滚动着名字。我妈找了个角落站着，说就在这等。我说去给她找把椅子，她说不用，站着没事。

等了快一个小时，轮到她进去。

五分钟后出来，说下一个项目在一楼。

到了一楼验血窗口，又是长队。她排着，我去找个地方坐。等我回来，她已经验完了，坐在走廊的长椅上。

我说：“这么快？”

她说：“刚好到我。”

中午十二点，上午的检查都做完了。CT报告要下午三点才能拿，验血结果也是下午。

我说：“找个地方吃饭，然后休息一下。”

她说：“医院食堂贵不贵？”

我说：“不知道，出去吃吧。”

她说：“出去还要走半天，就在食堂随便吃点。”

食堂在地下。一份快餐，两荤两素，25块。她要了一份，我说咱俩吃两份，她说吃不完浪费，分着吃就行。

一人一半。

吃完出来，一点不到。

我说：“找个地方坐坐，或者去车里眯一会儿。”

她说：“不用，就在这儿等。”

那是门诊大厅一楼的走廊，靠墙有几排蓝色的塑料椅子。她挑了一个位置坐下，把那个布包抱在怀里。

我说：“这儿人来人往的，吵。”

她说：“没事，能听见叫号就行。”

我陪她坐了一会儿。两点的时候，我手机响了，公司有点急事需要处理。我走到外面接电话，打了快二十分钟。

回来的时候，远远看见她。

还坐在那个位置。

头微微低着，身子靠在椅背上，双手还抱着那个布包。旁边的椅子上多了一个人，应该是刚来的家属，靠在椅背上睡着了，打着轻微的呼噜。

我走近，才发现我妈的眼睛是闭着的。

她睡着了。

走廊里人来人往。广播一遍一遍播着“请某某某到某号诊室就诊”。旁边有人在打电话，大声说着病情。有个小孩在哭，妈妈抱着来回踱步。保洁阿姨推着拖把从她脚边经过，说“麻烦抬一下脚”。

她没醒。

六十多岁的人了，早上五点多起床，坐了两个小时大巴，在医院楼上楼下跑了一上午，就吃了半份快餐。

在这人来人往、吵吵嚷嚷的走廊里，她睡着了。

我站在两米外，看了她很久。

她头发白了大半，后脑勺有一块快秃了，她自己都不知道。穿的是前年我给她买的那件外套，袖口磨得有点发白。布包抱得紧紧的，那里面是她带来的钱，还有身份证、社保卡，可能还有那张二十块的挂号费发票。

旁边那个打呼噜的家属醒了，揉揉眼睛走了。

我妈还在睡。

我没叫醒她。

站在那里，想起早上她站在门诊楼前仰头看的那几秒。那一刻她在想什么？是不是在想，这楼真高，这医院真大，这病不知道要花多少钱？

想起她问挂号费多少钱，问检查费多少钱，问食堂贵不贵。

想起她抢着付钱，说“我有钱”。

想起她坐在这走廊里，等了整整一个下午。

三点零五分，广播里叫她的名字。

我走过去，轻轻拍她。她猛地惊醒，眼神有点慌，看见是我，定了定神：“到我了？”

我说：“到拿报告了。”

她站起来，腿可能有点麻，踉跄了一下。我扶住她。

她去拿了CT报告和验血单，递给我：“你看得懂不？严重不？”

我看了看，有专业术语，说：“找医生看看。”

又回到上午那个诊室。医生看了看，说问题不大，腰椎有点问题，劳损，开点药，注意休息，别干重活。

我妈松了口气，又问：“药贵不贵？”

医生说：“不贵，一个月的量，两百多。”

她说：“那先开半个月？”

医生说：“也行。”

我抢着去交了钱。出来的时候，她说：“你把发票给我，回头我把钱给你。”

我说不用。

她不依：“那怎么行，你挣钱也不容易。”

我没再说话。

出医院大门，下午五点半。太阳快下山了，风有点凉。

她站在门口，又回头看了一眼那栋二十几层的大楼。

我说：“走吧，去车站。”

她说：“好。”

走在路上，她忽然说：“其实腰疼好久了，有三个月了。”

我停下脚步，看着她。

她说：“我怕跟你说，你又让我来医院。一来就是几百上千的，你还要请假，耽误工作。”

我说：“那万一拖严重了呢？”

她笑了笑：“哪那么容易严重，老一辈都是这么过来的。”

我想说什么，又咽了回去。

车站到了。上了大巴，她靠窗坐着，又把那个布包掏出来，把剩下的钱数了一遍，重新叠好，塞回去。

车开了，她冲我挥挥手，意思是回去吧。

我站在原地，看着那辆车消失在车流里。

回家的地铁上，人很多，挤在中间，拉着扶手，晃来晃去。

脑海里一直有个画面：

我妈坐在医院走廊的塑料椅子上，抱着那个布包，睡着了。旁边人来人往，广播一遍一遍响，有人打电话，有小孩哭。

她睡得那么沉。

也许不是累，是终于可以闭上眼睛歇一会儿。

不在我们面前。

在她自己都意识不到的时候。

那天晚上，我给我爸打电话。

我爸说，你妈下午去地里干活了，说这几天太阳好，把棉花摘了。

我说，不是让她别干重活吗？

我爸说，我说了，她不听，说地里的活不等人，一点不累。

电话那头，我听见我妈在旁边喊：别听你爸瞎说，就摘了点棉花，哪能累着。

我挂了电话。

坐在阳台上，抽了半包烟。

想起医生说的话：注意休息，别干重活。

想起我妈说的话：哪那么容易严重，老一辈都是这么过来的。

想起那个布包，那双磨白了的袖口，那个在走廊里睡着的下午。

医院的墙，比教堂听过更多虔诚的祈祷。

我们怕的从不是病，是病背后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