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创建了青田党组织，牺牲后遗骸回乡，乡亲成群结队跑几十里迎棺

幼时，母亲背着他做针线，不慎右手拉线过了头，针尖刺破他的眼球，致使一目失明，因此他从小便戴上了墨镜。但周定眼残志坚，学习很勤奋，在当地南屏小学（敖里小学前身）就读时，成绩优异。

1914年考入浙江省立第十一中学校，1915年转浙江省立第十中学校，1919年6月毕业，考入国立北京法政专门学校。

法政专门学校在五四运动的影响下，由原来比较保守转为激进。周定在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时代气息中学完大学课程，于1924年夏季毕业。

敖里地处浙南偏僻山沟，交通不便，信息闭塞，再加上数千年旧礼教旧习惯传统的影响，这里的黑暗腐败比他处更甚几倍。而具有反帝反封建觉悟的周定，决定非把敖里改造一下不可。

他提倡无神论，破除迷信。他母亲和寡嫂因家人患病而求神问卜，请道士念咒打醮，他轰走道士，撤掉神案，主张求医治病。他父亲喜欢赌博，父子间因此发生矛盾，他说：“父不贤，子可不孝。”

在20世纪20年代，敖里山乡女子要缠足，不能读书，周定却反对妹妹周肖娇缠足，让她入南屏小学读书。为了鼓励女子入学，他还宣布女生一律免费，因此女生有所增加。

他在学校做木枪，组织学生军训。同时，创办平民夜校，自编教材自任教师，动员贫苦农民的子弟免费上夜校，并从农家熟悉的“人手刀尺，牛羊山水”等易读懂的日常生活用字教起。在这个闭塞的小山村，他做这些事够得上“大逆不道”了。

1925年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周定在家乡曾试图劝说地主减少对农民的剥削，先劝其父少收租，自己到下垟等地去赦租。家里劝通了，村上有几户地主也答应减免农民的部分地租以示开明。可是，大多数地主很难劝通。经过一年多的努力，收效甚微。

这使他意识到，敖里是中国的一部分，敖里的封建地主是整个统治阶级的一部分，整个中国不改造好，整个统治阶级不推翻，要想把敖里改造好，劝说封建地主减轻对农民的压迫和剥削，从而使广大贫苦农民得到翻身，永远是不可能的。要推翻整个旧中国的统治阶级，单靠个人奋斗，杯水车薪，力量是有限的。

于是，他放弃了个人回乡奋斗之路，决心出去寻找革命真理。1926年，周定终于找到了革命的真理，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然后，又介绍家中的长工周福图入党。从此，周定走上了革命道路。

1927年1月，正当北伐战争节节胜利之时，周定奉党组织之命，从上海前往江西做秘密工作。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后，形势急剧逆转，6月，周定被反动政府追捕，转到汉口。

当时党内对仍披着“国民党左派”外衣的汪精卫认识不足，右倾机会主义者企图以“让步”来拉拢汪精卫。这时，周定在武汉受到了共产国际代表、苏联政治顾问鲍罗廷的接见，他主张对国民党的反共活动予以反击。

7月15日，汪精卫继蒋介石的“清党”之后公开宣布“分共”，同样大肆杀害共产党人。8月7日，在瞿秋白的主持下，党中央召开了八七会议，批判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

周定接受了新的任务，回浙江从事农运和党务活动。但因长年累月奔波革命，积劳成疾，回到家乡后，边休养边工作。

他返回青田后，通过敬业小学校长刘少峰，认识了学校和社会上的一些进步知识青年，了解到青田的社会经济情况，确定以鹤城镇上店街新宝华打银店为秘密工作联络点，并以上店街城隍庙右侧的贫民习艺所旁边的冷房为秘密活动地点。

在这里，周定等人对进步青年宣讲马列主义，分析国内外政治形势和国家前途命运。经过学习和考察，刘少峰、俞子范、林先和、王昭、吴伯远、留醉生、胡应伯、王亦虎、富顺友（西坑人）等12人被吸收入党，青田县第一个中共支部成立，并召开支部会议，确定由吴伯远负责黄坦、西坑、南田等地的工作。

针对国民党省政府有关法令，党组织开展公开、合法、合理斗争。他们在南田的龙上、黄坦的雅梅和富岙等村庄建立农民协会，实行“二五”减租，打击地主豪绅和反动势力，为贫苦农民谋取利益，得到广大人民群众拥护，带动了周围地区的工作。

周定在敖里参加过一次青年聚会。在会上，他对一些暑假回乡、对形势认识不清的学生说：“蒋介石领导革命不会成功，对他不要抱有幻想。”并介绍了自己在武汉受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接见的情况。8月28日，周定病情略有好转，根据党组织的指示到了杭州。

10月，中共浙江省委贯彻党的八七会议精神，号召党员积极开展武装斗争，把发动农民、举行秋收起义作为党的最主要任务，并制订了一个北起钱塘江南至温州湾的《浙东暴动计划》，准备于11月28日发动农民大暴动，进行土地革命，建设红色政权，给蒋介石反动派以有力的打击。

省委确定省委常委、组织部主任王家谟兼浙东暴动委员会主任，周定与郑敬衡任省委特派员，共同负责组织实施。根据计划，他们分头行动。周定从杭州到达浙南，在温州、青田、处州（丽水）一带指导党务和农运。

11月9日，周定接连收到王家谟的两封来信，要求他赶赴温州，周定不顾自己高度近视和山区交通不便，日夜兼程赶赴温州。

11月12日，王家谟、周定等不幸被捕，省委扩大会议记录、省委通告、《浙东暴动计划》及秘密信函30余件均被敌人搜走。

被捕后的第三天，周定在狱中写了一封遗书寄给双亲，除了述说自己被捕时间、地点和经过的情况，以及自知生死难卜表示与父母妻嫂侄等亲人永别外，还请家里人接信后赶快“备洋二百元”，买通看守越狱。

家中接到周定的亲笔信后，立即派周定的妻舅带着200块银圆赶赴温州，但山乡邮路不畅、交通不便，营救者还未到，周定等3人已于11月18日上午10时被枪杀在资福山麓，他时年30岁。

当周定的遗体从温州运回敖里时，家乡群众成群结队到几里甚至几十里路外去迎棺，并隆重地将他葬在敖里村水碓坑降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