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时报｜2025年度十佳好书榜单（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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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度十佳好书榜单（

非虚构类

《坠落天使》(Angel Down)

作者：丹尼尔·克劳斯；

《导演）(The Director)

作者：丹尼尔·凯尔曼；

《索妮娅与桑尼的孤独》(The Loneliness of Sonia and Sunny)

作者：基兰·德赛；

《姐妹们》(The Sisters)

作者：乔纳斯·哈桑·克米里；

《石院灵修》(Stone Yard Devotional)

作者：夏洛特·伍德；

2025年度十佳好书榜单（

虚构类

《海上婚姻》(A Marriage at Sea)

作者：索菲·埃尔姆赫斯特；

《以马内利圣母堂》(Mother Emanuel)

作者：凯文·萨克；

《母亲向我走来》(Mother Mary Comes to Me)

作者：阿兰达蒂·洛伊；

《无处容身》(There Is No Place for Us)

作者：布莱恩·戈德斯通；

《狂野之徒》(Wild Thing)

作者：苏·普里多。

翻译 | AI

《天使坠落》：以无尽长句，击穿战争的荒诞深渊

当一部285页的小说，从头到尾只用一个绵延不绝的长句写就，我们该以何种方式进入它？丹尼尔·克劳斯的《天使坠落》给出的答案是：别找起点，别等句号，直接跳进一战默兹-阿尔贡攻势的枪林弹雨里，和主人公一起，在尸山血海的中途醒过来。

这部如惊雷般奔涌的战争文学力作，从开篇就彻底打破了传统叙事的规则。它始于一个句子的中段，也始于一场战斗的中途——列兵西里尔·巴杰在必死的绝境里苏醒，刚惊叹完自己活下来的好运，思绪飘向了名叫玛丽-路易丝的妓女，下一秒就被四周黏腻滚烫、层层堆叠的尸体拽回现实。

没有铺垫，没有过渡，没有因果闭环，克劳斯用这种完全贴合意识流动的书写，完美践行了文学理论家斯坦利·菲什提出的“附加式风格”：行文随联想自然流转，不断叠加新的事实、意象与思绪，却从不强行阐明其间的关联。

这种风格绝非形式上的炫技，而是与战争的本质完美契合。我们早已习惯的、精准有序的从属式写作，自带一套“前因后果、主次分明、意义明确”的叙事逻辑，可在炮火连天的战场上，生死毫无预兆，善恶边界模糊，所谓的“意义”本就摇摇欲坠、飘忽不定。还有什么文体，比这种不断奔涌、拒绝闭环的附加式写作，更能还原战争里那种无序、窒息、没有喘息余地的真实体验？

克劳斯用一整个没有终点的长句，把读者牢牢钉在了战场的泥泞里——你无法停下来整理思绪，就像士兵无法在枪林弹雨里求得片刻安宁；句子没有句号，就像这场战争没有尽头，死亡的威胁永远悬在头顶。

我们固然可以将《天使坠落》归为战争小说，但它之于战争无常本质的探索，恰如《白鲸》之于捕鱼手册——它从来不是一本枯燥的战场纪实，也不是煽情的战友叙事，而是一部以战争为底色、兼具文体革新与人性深度的文学杰作，甚至藏着精妙的推理寓言。书名本身就埋下了核心的戏剧冲突：上帝麾下至善至美的天使，被战场的喧嚣从天堂击落，困在了无人区的铁丝网里。

救下她的，不是什么战功赫赫的英雄，而是那个愤世嫉俗、从美国中西部逃来的骗子与失败者西里尔·巴杰。

故事的核心篇幅，便是巴杰带着这位坠落的天使，在尸横遍野的无人区里奔逃，一边躲避炮火，一边守护她免受战友的觊觎与加害，在彻底的黑暗里，做一场近乎徒劳的守护。

克劳斯的笔力，在描摹死亡与荒诞时抵达了巅峰。他写被炮火蹂躏的土地，“泥泞中嵌满了阵亡者的下巴、鼻子和颧骨”；写被流弹击中的法国村民，头颅爆开“如同一枚破壳的鸡蛋，雨滴因浸透了鲜血而变红，鹅卵石上溅满了像泼出的芥末似的脑浆”。

在这些令人窒息的腐烂与恐怖之间，始终蜿蜒着一条如战壕般曲折的黑色幽默与反讽，让人忍不住想起《第二十二条军规》与《奇爱博士》里对战争机器的辛辣解构。

其中最令人难忘的，莫过于那位傲慢的雷斯少将——他对荣誉勋章的执念已经疯魔，为了给自己的履历添上一笔战功，宁愿凭一己之力延长这场屠杀。

这正是战争最残酷也最荒诞的自我延续逻辑：无数底层士兵的生死，不过是上层官僚换取功名的筹码。

但克劳斯终究没有让这部作品沦为一场纯粹的黑暗宣泄，也没有把坠落的天使简化为承载道德说教的符号。故事真正的锚点，从来不是超现实的宗教隐喻，而是泥泞里不肯熄灭的人性微光：巴杰与少年兵阿诺的情谊。

面对这个如同迷途羔羊的孩子，巴杰和他分享仅剩的口粮，给他读《泰山之子》的故事，拼尽全力想把他挡在战争最残酷的一面之外。这份可敬却终究徒劳的守护，成了整部血色长句里最柔软的底色，也最终引向了故事的终局。

而所谓的“终局”，本身就是对战争叙事的又一次颠覆。这部以逗号而非句号收尾的书，根本没有给读者一个传统意义上的结局。

炮火仍在轰鸣，战争仍在继续，未来还会有更多的屠杀接踵而至。但西里尔·巴杰已经被改变了，以一种他自己都无法言说的方式。

《天使坠落》之所以能成为附加式写作的新经典，正在于此：它用最极致的形式，承载了最沉重的内核。

那个无尽的长句，既是对战争体验的沉浸式还原，也是对人类永恒困境的隐喻——我们永远活在一个没有既定意义、没有确定终点的过程里，在荒诞与虚无中，依然要选择守护与善良。

即便全书都行走在死亡的幽谷里，这部神秘而充满力量的作品，依然能给读者的内心，留下一道无法磨灭的微光。

《导演》：在纳粹统治下创作，如何不交出灵魂？

电影明星与纳粹的博弈，永远是文学创作中极具张力的命题。而当这个故事的主角，是与弗里茨·朗、F.W.茂瑙并称魏玛电影三大巨匠的G.W.帕布斯特时，这场关于艺术、妥协与灵魂的叩问，便有了更沉重的分量。

丹尼尔·凯尔曼的小说《导演》，便以这位传奇电影人的一生为蓝本，用机智又锋利的笔触，剖开了极权阴影下，一个艺术家无处可逃的困境与挣扎。本书也入选了媒体2025年度十佳图书榜单。

在魏玛共和国的黄金时代，帕布斯特曾是欧洲影坛最耀眼的名字。他是三人中最具世界主义视野、也最富左翼立场的导演，早年便以“红色帕布斯特”之名享誉影坛：

他拍摄的《灵魂的秘密》（1926）大胆触碰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潘多拉的魔盒》（1929）让露易丝·布鲁克斯成为一代银幕偶像，反战电影《西部战线1918》（1930）与《三分钱歌剧》（1931），更让他完美完成了从默片到有声片的跨越，成为当时欧洲社会派电影的旗手。

但这位以镜头解剖人性的天才，却没能掌控自己人生的走向。纳粹上台后，帕布斯特辗转前往好莱坞，却因语言不通、水土不服处处碰壁；随后他以探望病中母亲为由回到已被纳粹吞并的奥地利，却恰逢战争爆发彻底被困。

最终，这位曾经的左翼反战导演，选择留在第三帝国，为纳粹政权拍摄了数部无关政治的“重磅”商业片——这个选择，永远地玷污了他的声誉，也为后世留下了一个至今争论不休的问题：G.W.帕布斯特，究竟是投机主义者、时势的受害者、怯懦的妥协者，还是一个在极端环境里试图保全自我的普通人？

电影学者埃里克·伦施勒曾评价，帕布斯特是“精准严苛的艺术家，却极度注重隐私，从不轻易吐露内心”。而以《丈量世界》《蒂尔》等历史重构作品闻名的凯尔曼，恰恰抓住了这份“不为人知”的空白，用小说的笔触，走进了这位导演的内心迷宫。

本书的德文原名为《Lichtspiel》，既是德语中对“电影”的旧称，直译意为“光影游戏”——这个名字本身就道破了小说的特质：它不是一本严谨的人物传记，而是一场在真实历史基底上搭建的光影幻境，虚实交织，如一场套着一场的噩梦。

小说的开篇，便从帕布斯特虚构的助理导演被拉进一场灾难性的电视采访开始，将读者直接拽进了这场从荒诞滑向恐怖的人生叙事：有令人捧腹的尴尬——帕布斯特在好莱坞的派对上手足无措，被自己一手发掘的巨星葛丽泰·嘉宝、落魄的露易丝·布鲁克斯接连冷遇；

有令人脊背发凉的操控——当他被召进宣传部，温文尔雅又杀气腾腾的戈培尔（小说中仅以“部长”代称），像一个更高明的导演，轻易就将这位银幕大师玩弄于股掌之间；更有令人窒息的时代困境——

不仅是帕布斯特本人，他的妻子特露德在纳粹高官夫人们组织的读书会里，被迫学习迎合纳粹的集体思维；他年幼的儿子雅各布，也在校园里摸索着属于自己的妥协生存法则。在那个黑暗的时代，没有任何人能置身事外，每个人都在不断调整自己的底线，只为活下去。

凯尔曼的创作，始终扎根于真实的历史细节，却又以文学的想象力，填补了历史的空白与暧昧。他精准还原了诸多令人唏嘘的历史瞬间：帕布斯特与转型为导演的莱妮·里芬施塔尔的重逢——后者曾主演他执导的《匹兹帕鲁的白色地狱》（1929），此时却已是纳粹宣传机器的核心人物，正在拍摄那部臭名昭著的《低地》。

凯尔曼如实写下了这段历史里最黑暗的一笔：为了追求所谓的“真实性”，里芬施塔尔从集中营找来100多名罗姆成人与儿童充当临时演员，拍摄结束后，这些人又被送回了集中营，最终几乎无人幸免。

在里芬施塔尔1987年的回忆录里，她将晚年的帕布斯特描述为“冷漠、专制”，将其性格的改变归咎于好莱坞的失意；而凯尔曼却在小说里完成了一次精准的反写——冷漠与专制的，恰恰是里芬施塔尔自己，而帕布斯特，自始至终都是一个困惑的、被时代推着走的人。

这种基于历史的文学重构，在小说的高潮部分抵达了巅峰：帕布斯特在二战末期拍摄的《莫兰德案件》，本就因战火未能完成，最终在废墟中彻底失传，凯尔曼便以此为切口，将这部遗失的作品，虚构为帕布斯特回归魏玛创作根源、暗藏反纳粹内核的表现主义杰作，而他试图将这部影片运回维也纳的过程，最终成了一场悲剧性的荒诞闹剧。

凯尔曼从未站在后世的道德高地上，对帕布斯特做出非黑即白的审判。他没有为帕布斯特的选择洗白，也没有将他简单地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而是写出了人性最真实的复杂：

这个能在镜头前精准掌控演员情绪的心理学天才，在自己的人生里却始终手足无措；这个曾用电影反抗战争、批判社会的导演，最终却在极权体制里步步妥协；他以为自己能在体制内保住创作的自由，却早已在不知不觉中，成为了体制的一部分。

小说里最耐人寻味的一笔，来自帕布斯特战时执导的《帕拉塞尔苏斯》。这部沉闷的中世纪传记片里，突然出现了一段风格诡异的圣维特斯舞蹈，后世无数影评人将其解读为帕布斯特对纳粹统治无声的、痛苦的反抗。而凯尔曼借英国作家P.G.伍德豪斯的视角写道：“有那么一刻，我怀疑这是不是我亲眼所见，难道是我梦到的吗？”

这句疑问，恰恰是整部小说的核心。所谓的“无声反抗”，或许只是后世的一厢情愿；所谓的“妥协堕落”，也可能只是绝境里的无奈之举。在那个是非颠倒的时代，所谓的“意义”早已支离破碎，所谓的“坚守灵魂”，更是一个奢侈到近乎残忍的命题。

《导演》从来不是一本简单的历史小说，它是一场关于选择的叩问：当极权的阴影笼罩一切，艺术家到底该何去何从？是流亡他乡，是以死相抗，还是在体制内周旋？而周旋的底线，又该划在哪里？凯尔曼没有给出标准答案。就像帕布斯特的一生，至今仍在被世人争论，没有盖棺定论。

而这本行文流畅、兼具尖锐的黑色幽默与令人窒息的现实感的作品，最珍贵的价值，便是它拒绝了简单的道德评判，带着我们走进了那个黑暗的时代，走进了一个天才导演的内心困境。它让我们不得不去思考：如果身处那样的绝境，我们又会做出怎样的选择？

《索尼娅和桑尼的孤独》：二十年磨一剑，写尽跨越大洋的孤独与联结

在这个被热点速食与效率逻辑裹挟的时代，“二十年磨一剑”的写作早已成了文学界的稀缺品。2006年凭借《失落之遗产》斩获布克奖的基兰·德赛，用近二十年的沉淀，交出了一部近700页的长篇新作《索尼娅和桑尼的孤独》。

这部作品不仅入围布克奖长名单，更入选年度十佳图书，与其说它是一部小说，不如说它是一场文学的奇迹——它用足够漫长的时间酝酿，最终织就了一幅横跨三大洲、纵贯几代人，写尽爱情、家庭、身份、传统与现代碰撞的丰满画卷，没有一页多余，也没有一笔乏味。

故事的核心舞台设在1990年代末，那个名气崇拜抵达顶峰的时代。“在这个世界上，你要么出名，要么无名”，书中角色的这句断言，像幽灵一样缠绕着每一个在异乡与故土之间漂泊的灵魂，也隐隐叩问着曾站在文学巅峰的德赛本人：广为人知，究竟是现代疏离感的解药，还是它最极致的体现？

来自德里的女孩索尼娅·沙阿，是这场时代迷思里最典型的漂泊者。她在佛蒙特州虚构的休伊特学院读大四，日常在图书馆工作，读《安娜·卡列尼娜》时会被那种“近乎难以承受的、崇高的刺痛感”包裹，怀揣着成为作家的梦。

她遇上了比自己大32岁的傲慢画家伊兰·德托尔延·福斯——这个在苏格兰寄宿学校学会高地舞、家族扎根苏黎世的贵族气男人，像一个掌控欲极强的皮格马利翁，彻底闯入了她的人生。

他唤醒她的性意识，为她在纽约谋得光鲜却暗藏种族歧视的画廊工作，在顶级百货为她购置华服，让她搬进自己的公寓，也让她沦为自己脆弱自我的照料者。他嘲笑索尼娅初出茅庐的写作尝试：“别写那些东方主义的胡言乱语”“别写包办婚姻”，用羞辱式的规训，把她塑造成自己专属的缪斯。

这段关系里的危险信号早已铺天盖地：被暴怒扔出窗外的食物、深入骨髓的自恋与控制欲、毫无底线的情绪勒索，可沉溺其中的索尼娅，直到关系轰然崩塌的那一刻，才发现自己弄丢了已故画家祖父留下的那枚护身符——那是她与自己的根源、与未被异化的自我，最后的联结。

与索尼娅的人生遥遥相对的，是桑尼·巴蒂亚。这个在德里被家人安排好要和索尼娅结婚的年轻人，是美联社的夜班文字编辑。他因为读了塞林格与冯内古特笔下的美国，怀揣着对异乡的向往来到纽约，住在布鲁克林士绅化的格林堡社区，守着一份看似体面的工作，却始终找不到身份的锚点。

他守寡的母亲执着于阶级体面，却不知道他正和来自堪萨斯州的共和党女孩乌拉同居；他在这个张口闭口“种族、种族、种族”的国家里，始终困在“有色人种”的模糊定位里；他采访了一位靠超长指甲冲击吉尼斯世界纪录的铁路职员，却因报道引来对方的暴怒，这场风波也成了故事高潮的伏笔。

德赛公然违抗了笔下那个恶棍伊兰的禁令——她不仅写了包办婚姻，还把这段看似老套的家族安排，写出了完全出人意料的质感。她把伊兰的成名画作、画中索尼娅的形象，巧妙地织进了这段跨越重洋的缘分里，甚至加入了一丝魔幻现实主义的色彩，让两个从未谋面、却同样在孤独里挣扎的灵魂，有了命中注定的联结。

这部作品最动人的奇迹之一，是德赛对每一个生命的尊重与共情——哪怕是最边缘的小人物，哪怕是不会说话的动物，甚至是没有生命的物品，都在她的笔下拥有了鲜活的灵魂。她跳出了19世纪小说“楼上楼下”的阶级叙事框架，把笔触伸到了地板之下、树梢之上，跨越了时区与国界：

离婚后鼻子长疣的姑姑，在床上摩挲着自己的腿寻求慰藉；耽误了索尼娅和桑尼第一次约会的司机，正蹲在路边认真捡拾废弃的塑料袋；沙阿家那辆被洗得发亮的大使牌轿车，在她的笔下有着水牛般温顺的质感。

还有那些无处不在的生灵：威尼斯渔网上无助挣扎的小鱿鱼，闯进厨房偷肥皂的袋狸，在空调外机上交配的鸽子，甚至是家里的猫与狗，都在这个庞大的故事里拥有了自己的位置。近700页的篇幅，故事拥挤却绝不逼仄，每一页都有鲜活的细节，没有一句多余的笔墨。

德赛的野心从来不止于写一段犹豫的罗曼史。她用两个年轻人的人生，剖开了90年代末的时代病灶：名气崇拜对人的异化，移民群体的身份焦虑，东西方文化的碰撞与撕裂，传统家庭结构的松动与崩塌。

甚至连那场改变了世界的9·11事件，她都没有用惯常的美国本土视角，而是借远在墨西哥的目光，写出了那场灾难的荒诞与遥远，给了读者一个全新的审视维度。

《索尼娅和桑尼的孤独》，是那种能成为读者灵魂伴侣的作品。它写尽了人类永恒的孤独，也写尽了孤独的人跨越山海寻找彼此的可能。它能让你在阅读时，重新体会到读经典文学时那种直击心底的崇高刺痛感，也能让你在合上书之后，依然记得那些鲜活的面孔，那些在异乡漂泊的灵魂，那些藏在细节里的温柔与共情。

时隔二十年，基兰·德赛用这部作品证明：真正的文学杰作，从来不怕时间的打磨。

参考资料

【1】《纽约时报》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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