馆藏石刻 讲活薛仁贵的东征史

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藏“薛仁贵征东”刻石 “薛仁贵征东”刻石背面民间唱词拓片

◎闫霞

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一方清早期嵌墙刻石，以刀为墨、以石为纸，镌刻唐代名将薛仁贵与坐骑雪花骢的沙场传奇，诠释出一段“名马伴名将”的千古佳话。此刻石为五幅屏式组合形制，通宽210厘米、高149.5厘米、厚8厘米。每屏皆分四栏，以规整的栏格构画叙事，屏面上方栏域镌八仙群像与福禄寿三星纹样，中间两栏则依序铺展薛仁贵白袍闯阵、淤泥河救主的经典桥段，底栏雕有姿态各异的狮子滚绣球图案，屏框下沿饰以繁复雅致的宝相花卉，整幅刻石章法井然，匠心独具。刻石背侧镌有两首兼具韵律与叙事性的民间唱词，字体为清早期典型的馆阁体，循楷法立形、端整雅正，承明入清的书风特征鲜明；“薛礼白袍大立功”“九天玄女来保驾”等经典意象跃然石上，将这口耳相传的英雄传奇凝刻为永恒。

征高句丽：

隋唐经略东北亚的战略抉择

这方石刻围绕“薛仁贵征东”的故事展开，其历史原型是隋唐历时数十年的征讨高句丽之役。

高句丽源起东北濊貊部族，由夫余王族建立政权。回溯历史，辽东与朝鲜半岛北部很早就被纳入中原治理体系。武王灭商，纣王叔父箕子率部族在朝鲜半岛建立箕子朝鲜。战国时，燕国大将秦开在辽东辟地千里，使燕从一个边陲小国一跃成为七雄之一。秦末大乱，燕人卫满推翻箕子朝鲜，建立卫氏朝鲜。汉武帝征伐四方，灭卫氏朝鲜后设立玄菟、乐浪等汉四郡，将辽东与朝鲜半岛北部纳入郡县版图，这一格局延续数百年。

魏晋乱世，中原无暇北顾，高句丽趁机控制辽河以东，占据中原东北门户。隋王朝结束南北分裂后，文帝、炀帝均将收复辽东故郡列为核心国策。隋炀帝更是举倾国之力三征高句丽，甚至为转运粮草、调发兵卒加急开凿永济渠，却因急功近利、滥用民力，引发天下骚动。他在《赐守宫女》诗中以“我梦江都好，征辽亦偶然”轻描淡写战事，既流露对江南享乐的眷恋，也彰显对战争后果的漠视，这与民间《不向辽东浪死歌》中“譬如辽东死，斩头何所伤”的悲怆形成尖锐对比，也成为隋朝由盛转衰的缩影。

唐朝建立于隋末农民起义的废墟之上，唐太宗深谙隋亡教训，却仍执意征伐高句丽，核心原因在于其地缘威胁已迫在眉睫：高句丽鼎盛时期拥兵数十万，构筑严密的山城防御体系，北灭夫余、南控百济与新罗，形成区域霸权；更多次联合突厥、契丹等游牧部族，对中原形成南北夹击之势，扼守辽西走廊、威胁北方重镇，若放任其扩张，中原东北边疆将永无宁日。

此外，高句丽表面接受中原册封，实则阻挠新罗、百济遣使朝贡，妄图独霸朝鲜半岛。642年，高句丽权臣泉盖苏文弑君擅政、囚禁唐朝使节，又联合百济攻打新罗，彻底撕破藩属外衣，成为大唐出兵的直接导火索。

高句丽防御坚固、民风强悍，堪称东北亚劲旅。即便有“自古用兵无出李世民之右者”之称的唐太宗，两次征伐也未实现战略目标，但贞观十九年（645年）亲征取得战术大胜，成功收复辽东故土、重创高句丽军力，为后续胜利奠定基础。唐高宗时期，唐军调整战略，联合新罗水陆并进，于总章元年（668年）攻克平壤、灭亡高句丽，随即设置安东都护府管辖其故地，薛仁贵首任都护镇守一方。

这场战争清除了东北亚割据势力，确立了以大唐为核心的藩属秩序，中原文化深度辐射朝鲜半岛，深刻重塑了东北亚民族格局。至唐玄宗时期，唐与新罗以大同江为界，东北亚疆域格局最终定型。

这段历史也留下诸多实物印记：贞观十九年，唐太宗为祭奠征辽阵亡将士，在幽州修建悯忠寺（今北京法源寺），安放远征将士忠魂。同时，这场战争也为薛仁贵等唐代名将提供了施展才华的舞台——这位出身寒门的士兵从行伍间崭露头角，在辽东烽火中立下赫赫战功，逐步成长为边塞名将，其传奇经历被刻入青石、演绎为戏曲小说，与石刻、碑文共同构成这段历史的鲜活记忆。

薛仁贵：

白袍名将的铁血功绩与传奇演绎

薛仁贵的成名与建功，起始于高句丽之役，凭借过人勇武与谋略，跻身大唐名将之列，征战足迹遍布东北、北方、西北边疆，事迹载入《旧唐书》《新唐书》等正史。小说、戏曲等民间文学创作，是薛仁贵故事广为流传的重要推手。其妻苦守寒窑十九载的坚贞，其子薛丁山与儿媳樊梨花的沙场情缘，为这位名将的形象注入了鲜活的故事性和传奇色彩。

贞观十九年（645年），唐太宗亲征高句丽，安市城之战爆发。唐军与20万敌军在此对峙，敌将高延寿、高惠贞依山固守，战事陷入胶着。彼时还是普通士兵的薛仁贵，一身白袍似雪，手持长戟、腰挎双弓，单骑策马直冲敌阵，利刃所及之处，数名敌将接连倒地，敌阵乱作一团。太宗目睹此景，龙颜大悦，破格提拔他为游击将军。经此一战，不仅让薛仁贵开启名将之路，更让“薛礼白袍”的形象深入人心，成为后世艺术创作的经典符号。

唐高宗时期，薛仁贵成为征讨高句丽的核心将领，屡立奇功。显庆三年（658年），他率军攻克赤烽镇，极大提振唐军士气；次年，在横山、石城等地身先士卒，生擒高句丽大将温沙门。乾封元年（666年），泉盖苏文病逝，其子为争权内讧，泉男生降唐求援。薛仁贵趁机率军驰援，金山一战斩杀高句丽兵5000余人，连克三城；随后又以2000名精兵奇袭扶余城，斩敌1万余，令高句丽40余城望风归降。总章元年（668年），他作为副将参与攻克平壤，率先入城破敌，立下头功。战后，他出任检校安东都护，在平壤安抚民众、恢复农桑、整饬吏治，尽显治理边疆的才干。

“三箭定天山”是他一生最具传奇色彩的战功。龙朔元年（661年），突厥铁勒九姓部落不满唐朝征调，在漠北天山发动叛乱，拥立伪王对抗大唐。唐高宗命郑仁泰为主将、薛仁贵为副将率军平叛，铁勒集结10余万部众，派出数十名勇士阵前挑战。薛仁贵挺身而出，弯弓搭箭，三箭连发，敌将应声倒地，余者纷纷下马请降。“将军三箭定天山，战士长歌入汉关”，唐军歌谣定格了这一震撼瞬间。薛仁贵乘胜追击，擒获铁勒伪叶护兄弟3人，大唐北方边疆数十年无大战事。

咸亨元年（670年）的大非川之役，成为薛仁贵军事生涯的重大挫折。他率军迎战吐蕃时，因副将郭待封违抗军令、粮草被劫，大军陷入绝境而大败，薛仁贵也因此被革职为民。随后被重新起用，再度镇守边疆、击败突厥余部，但锋芒已不及当年。弘道元年（683年），薛仁贵病逝于任上，结束了驰骋疆场的一生。

民间在薛仁贵真实功绩基础上，淡化其过失，加入九天玄女赐宝等神话情节，将他塑造成“应梦贤臣”。这份真实与演绎的交融，让薛仁贵超越了历史人物本身，成为民间文化中极具代表性的英雄符号。

神骏伴英雄：

大唐马文化的多元印记

古往今来，咏马诗句绵延不绝，名马良驹从来都是英雄与文人笔下的灵魂载体。汉唐盛世，马更是贯穿时代的精神符号，而雪花骢的民间传奇与昭陵六骏的铁血忠勇，勾勒出古代马文化最动人的双重模样。

“雪花骢往养军山，应梦臣救真命主”，刻石背面镌刻的两首诗文，既有民间唱词的韵律感，还把薛仁贵征东的关键情节串起来，是当时老百姓爱听的“流行故事”。雪花骢源于宋元话本的零星描摹，在明清《薛仁贵征东》中得以定型，传说为西域进贡的千里良驹，不仅脚力惊人，更能洞察军情、辨明善恶。安市城大捷，它载着薛仁贵冲破敌阵、所向披靡；三箭定天山，它伴主人疾驰传令、稳定军心，每一场硬仗都未曾退缩半步。它延续了赤兔配关羽、乌骓配项羽的审美传统，让铁血英雄多了一份温情羁绊，也让马文化化作百姓口中可讲可传的民间传奇。

若说雪花骢是民间的浪漫想象，昭陵六骏便是镌刻在青石上的真实史诗，更是大唐军功马文化的巅峰。贞观十年，唐太宗为缅怀开国征战时陪伴自己出生入死的六匹战马，特令阎立德、阎立本兄弟绘图设计，以高浮雕形式刻于青石之上，立于昭陵北阙，每匹马都配有太宗亲撰、欧阳询书丹的赞语，诉说着它们的赫赫战功:特勤骠载太宗平定刘武周、收复河东；青骓在虎牢关之战中身中五箭，仍疾驰向前助太宗击败窦建德；飒露紫护主时不幸中箭，丘行恭冒死为其拔箭的瞬间，被永久定格在石刻之上；拳毛騧在平定刘黑闼时身中九箭，战死沙场，尽显忠勇本色。石刻写实传神，连战马身上的箭伤、肌肉的线条都清晰可辨，既藏着战马的忠勇，更彰显着大唐的强盛与开放气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