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以奸佞闻名后世！吊诡的是，却以被敌人剥皮实草的方式殉国

1644年崇祯自缢后，南京陷入皇位争夺的漩涡。群臣围绕皇位继承展开激烈争论。

按伦序，福王朱由崧作为万历帝嫡孙本应优先继位，但东林党因万历朝“国本之争”与福王一系结仇，坚持“立贤不立嫡”，以“立贤”为由力推潞王或桂王。兵部尚书史可法自觉势单力薄，拉拢庐州、凤阳军务总督马士英参与拥立新君。谁来当皇帝，马士英并不感冒，关键要押对宝，将来才有翻身的机会。见潞王支持者势大，马士英虽手握四镇军权，但为求稳妥，最初与史可法达成共识支持潞王朱翊镠。

马士英毫不犹豫站队潞王。

但是，史可法突然自己变卦了。他在密信中列举福王“七不可立”的罪名（贪、淫、酗酒等），并提议“桂王伦序稍近且贤”，马士英遂表态支持桂王，以此示好东林党。总之，老大你说谁好，谁就是好！东林士人更加没有意见，欣然同意，只要不是福王，立谁他们都没意见。

于是，史可法整装去福州迎接桂王朱常瀛。

马士英与史可法握手告别，预备在新皇登基之前回一趟凤阳做点准备工作。却在返回凤阳途中得知四镇总兵高杰、黄得功等密谋拥立福王。他敏锐嗅到军权风向，第三次变节倒向福王阵营。立刻连夜联络凤阳守备太监卢九德（曾侍奉老福王朱常洵），并借四镇兵力护送福王南下直奔南京。当史可法仍在广西迎立桂王时，马士英已率军武装进城，以“枪杆子”逼迫南京文臣接受既成事实。东林党人面对四镇刀锋，只能吞下苦果，史可法被排挤出中枢，马士英以“定策元勋”独揽大权。

马士英掌权后，迅速展现权臣手腕。他起用阉党余孽阮大铖，翻逆案、卖官鬻爵，甚至将史可法调离南京，派往扬州督师——明升暗贬，彻底架空东林势力。

弘光帝登基次日，马士英便以“广开言路”为名，在文华殿召见曾被崇祯帝列入“逆案”的阮大铖。这位天启朝阉党智囊，十年来蛰居南京石巢园，此刻却身着蟒袍跪拜新君。马士英当庭抛出重磅提议：“阮公所著《蝗蝻录》详录东林乱政之罪，当为陛下廓清朝纲！”东林党人礼部侍郎吕大器愤然出列，痛斥“阉孽复起，国将不国”，却被马士英冷笑打断：“吕侍郎莫非忘了？当年杨涟弹劾魏忠贤的奏疏，可是您亲手焚毁的。”此言暗指吕大器曾向阉党示好，殿内顿时死寂。

马士英借阮大铖编纂《弘光朝钦定逆案新编》，将东林党与李自成“流寇”并列为“两蝗”，复社士子则为“蝻虫”。阮大铖上任兵部侍郎首日，即带锦衣卫查抄复社领袖张溥故宅，搜出《七录斋集》中讽刺福王的诗句定为“大逆”。东林党人黄宗羲记录：“每至夜半，马阮二府车马盈门，求官者持金箔印《燕子笺》曲本为贽礼”（阮大铖所作传奇剧）。

弘光元年正月，马士英授意御史杨维垣上《请雪逆案疏》，声称崇祯朝定逆案时“证据多伪”。朝会时，他当众打开尘封的南京吏部档案库，取出天启年间东林党人李三才与女真交易的旧档：“诸公且看！究竟谁是通虏奸细？”东林元老高弘图气得须发皆张：“此乃魏阉伪造之物！”马士英反唇相讥：“高阁老当年在山东巡抚任上，收过孔府三千亩祭田吧？”高弘图当场昏厥，三日后辞官。

马士英大权独揽，将南京六部中东林背景的62名官员外调云贵“剿匪”。重开内廷《邸报》，凡提及“国本之争”“梃击案”者皆以“诽谤先帝”论罪。恢复锦衣卫“驾帖”捕人权，复社成员陈贞慧被从秦淮画舫直接锁拿。

然后，公开卖官鬻爵。

马士英在户部设立“助饷司”，明码标价：知府白银八千两（附赠阮大铖题字折扇）；盐运使：一万二千两（可分期付讫）；监生资格：五百两（包-过国子监考校）。扬州盐商汪庆百，以三十万两购得“漕运总督”职位。赴任当日，马士英亲授其镀金牙牌：“此牌所至，沿河州县需供钱粮女子。”漕船行至淮安，河道总督路振飞拒不开闸，汪庆百竟亮出牙牌喝令：“马阁部手谕在此，抗命者以附逆论斩！”大明朝三百年漕政，竟成马家私产！卖官收入七成落入马阮私库，“宫中夜宴，一盏琉璃灯价抵千军十日粮”。

为巩固权力，马士英纵容四镇军阀割据，导致弘光朝“兵骄将惰”：高杰在睢州被叛将许定国刺杀，左良玉以“清君侧”之名起兵东下，内耗不断。当湖广巡按黄澍在朝堂上痛斥马士英“十大罪”，举笏击其背时，弘光帝竟默许这场闹剧。马士英却以退为进，借皇帝对左良玉的忌惮反制东林党，最终逼走大量正直的阁臣。

当清军多铎部渡过淮河时，南京城防总兵刘良佐的请饷奏折仍被阮大铖压下：“且让这些丘八饿着，才知道该效忠谁！”此时距离弘光朝廷覆灭，仅剩十九天。少年夏完淳在松江起兵时疾呼：“马阮不除，虽史公复生亦难救大明！”

1645年清军攻破扬州，史可法殉国。南京陷落时，东林领袖钱谦益雨中跪迎清军，马士英展现了惊人的决断力。连夜带200亲兵护送邹太后（弘光帝嫡母）、朱常淓（潞王）等乘船南逃浙江。命黄得功部在芜湖阻击清军，自己率残部退守杭州，与方国安、王之仁等将领组建临时防线。在给鲁王朱以海的信中承认“联虏平寇乃误国大计”，提出“浙闽粤三省联兵，水陆并进复中原”。马士英逃出南京时，特意带走万历朝《九边图说》和12门红夷大炮，这些装备后来成为浙东抗清核心武力。

在浙江余杭、富阳一带，马士英展现出与其权臣形象迥异的军事才能。1645年六月，在独松关设伏，用火攻焚毁清军运粮船队，延缓博洛部南下进程。重金招募太湖渔民组建“水鬼营”，凿沉清军战船47艘。在严州发布《讨虏檄文》，罕见地承认“士英昔误国，今当以血赎罪”，竟募集三千乡勇。当鲁王政权拒绝其加入时，马士英竟然哀求“但求编为前锋营，马革裹尸足矣！”“其声泪俱下，竟不似当年凤阳总督。”

1646年春，清军扫荡浙东，马士英残部退入四明山。将红夷大炮拆解运上山脊，炮击清军必经的鄞江渡口。伪造清廷“剃发易服”诏书投入敌占区，引发宁波商帮罢市抗粮。其子马銮在奉化战死前高呼“马家世代忠烈”，实则马士英早年将其过继给阵亡将领为嗣。马士英曾七日未食，与士卒分食树皮时言：“昔在南京，一席百金犹嫌无鲥鱼；今嚼此苦根，方知百姓不易。”

1646年八月，马士英在太湖西岸遭遇清军主力，将12门红夷大炮架设于洞庭东山，炮火覆盖湖面，击沉清军楼船“威远号”。后组织残部继续抗清，甚至剃发为僧隐匿四明山。因叛徒出卖藏身地，清军夜袭将其锁拿。被俘后，清将多铎以“洪承畴待遇”诱降，马士英冷笑：“吾血性男子，岂事二主？”最终在太湖畔被“剥皮实草”，以最惨烈方式殉国。

这位《明史》定性的“奸臣”，临终前撕碎文臣的虚伪面具，以一种极为讽刺的方式为大明殉国了。

马士英的复杂性在于，他既是权术家，也是殉道者。拥立福王加速南明内耗，“联虏平寇”战略更被视为亡国昏招。但顾诚在《南明史》中强调，其晚年抗清“实属难能可贵”。正如黄宗羲虽痛骂马士英，却在《明史》中隐去其殉节细节，反以野史暗示其投降——这正是党争史笔的荒诞注脚。

马士英的悲剧，映照出明末士大夫集团的集体溃败。当派系利益凌驾家国存亡，枪杆子与笔杆子的博弈中，最终无人是赢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