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被誉为三百年来一大家，还是周总理的好友，晚年却栖身破老屋

说起书法界的顶流大牛，大家都熟启功、张伯驹，很少有人听过吴玉如这个名字。启功亲口夸他是“三百年来一大家，董其昌后无第二”，书法圈更是公认“南有沈尹默，北有吴玉如”，地位实打实的顶格。他还是周恩来总理的南开同班同学，当年周总理留学避难，他都拼尽全力搭把手。可谁能想到，这位名满天下的大家，晚年却挤在年久失修的破房子里，连吃饭都成问题。

1913年吴玉如考进天津南开，和周总理同班，两个人一起办“敬业乐群会”，一个管文艺一个管演说，关系好得没话说。周总理当年在学校演文明戏，还男扮女装上台，这个细节吴玉如记了一辈子。后来周总理去哈尔滨避难，直接住在吴玉如家，走的时候吴玉如还特意找岳父借钱，给他当路费。

1920年周总理要出国留学，找吴玉如借钱，当时吴玉如任中东铁路局秘书长，二话不说就掏了三百大洋。那时候他还不知道周总理在干救国救民的大事，还劝他出去好好做学问别瞎折腾。后来搞清楚前因后果，吴玉如悔得肠子都青了，说早知道就把自己全部的钱都给出去。

吴玉如一辈子不爱掺和官场，当年去西南联大教书路过重庆，高官抛橄榄枝邀他做官，他直接以照顾老母为由拒绝了。可唯一一次破例，就是为了周总理家的事。周总理弟弟出事，南开校友要联名营救，需要有名望的人签字担保，所有人都躲着走，吴玉如直接上去签了名，说自己光明磊落，不怕旁人说闲话。

特殊时期吴玉如被革职，儿子也丢了工作，家被抄，半辈子收藏的古书、文房四宝全都被拿走，一家老小连饭都吃不上。好友章士钊来看他，劝他给周总理写封信，老同学肯定不会坐视不管，可吴玉如说什么都不肯开口。章士钊实在看不下去，自作主张给周总理递了信。周总理得知情况，立刻安排天津图书馆给了吴玉如一份顾问的工作。

吴玉如知道这事之后，赶紧给周总理写了一封信，说自己分开三十年从没打扰过，这次是朋友自作主张，以后绝对不会再来添麻烦。他只要了每个月六十块的工资，那点钱连一家开销都不够，他自己门儿清。后来他借住远房亲戚家，主动交四十块房租，自己只留二十块吃饭。天天顿顿都是玉米面粥，也就中午撒点芝麻酱当改善伙食，搁现在说就是妥妥的顶配版减脂餐，可他半句怨言都没有。

后来给他平反了，可父子俩的档案找不到，生活问题还是没能彻底解决。直到八十年代电视台采访各路艺术家，欧阳中石、李苦禅、张伯驹这帮人，全都会不约而同提到吴玉如，个个都给了极高的评价。李苦禅说他的书文是千年不朽的文物，张伯驹说他是晋唐之风当代巨擘，启功直接盖章“三百年来一大家，董其昌后无第二”。可电视台找上门采访，进门直接看傻了。

吴玉如住的房子年久失修，外面大太阳，屋里还透着寒气，跟被遗忘的古屋遗址没两样。那时候他已经八十四岁，儿子也六十多了，照顾他根本力不从心，有一次他上厕所休克，躺了三个小时差点没救回来。当初被抄走的书画古籍，最后只还回来两千多本，儿子在小卖部看到父亲被抄走的对联，都没能拿回来。可就算这样，恢复文史馆工作之后，吴玉如第一时间就退了图书馆的工资，说要兑现当年不麻烦的承诺，不能占总理的人情，更不能占公家的便宜。

其实就算没那档子事，吴玉如平时日子也过得紧巴巴。冯骥才二十岁的时候上门求教，记得吴家房子又破又小，堆满了书，要写字还得把茶几上的东西挪开才能腾地方。吴玉如那时候靠给出版社校勘古籍、给富家公子补课赚点零花钱，补课那家人每次都会留他吃午饭。他后来觉得添麻烦，特意让人带话过去说不用再准备饭，这么大的名家，居然要为一顿饭这么客气，说出去谁能信。

吴玉如对中国文化那是真的刻进骨子里的热爱，教学生写字必须从楷书打基础，说基础打不好就像在沙滩上盖楼，迟早会塌。当年大家讨论汉字拉丁化，不少受过西式教育的人都支持，吴玉如却坚决反对，他逐字对比英译和原文，说汉字的魅力根本无可替代。后来汉字两次简化，吴玉如特别痛心，说再简化下去，中国人都认不得中国字，慢慢忘了老祖宗。他还写诗说，灭人国先灭文字，文字没了，国魂就没了，这话放到今天看都足够清醒。

1982年张大千八十四岁寿辰，吴玉如已经病得很重了，还撑着挥笔写下“炎黄子孙盼统一，遥寄张大千”。刚开口说话眼泪就把纸打湿了，话都说不连贯，心里记挂的还是国家统一。电视台的工作人员去他家探访，知道情况后难过得掉眼泪，回去就到处奔波，想给他解决生活困难，说哪怕自己献血都愿意。四川的书画家也主动送补品，说愿意出钱帮忙，可一切都没赶上病魔的脚步。

1982年8月8日，吴玉如病逝，距离大家发现他的窘境，才过去短短几个月。这位活了八十四岁的书法大家，一辈子骨头硬，不攀附不索取，哪怕穷到住破屋，也没丢了读书人的气节。现在说起书法圈，很少有人主动提他的名字，可这份刻在骨子里的风骨，真的值得我们一直记下去。

参考资料：

人民日报 吴玉如“炎黄子孙盼统一”始末

团结报 两位世纪老人的遗愿——记吴玉如和张大千的一段往事

冯骥才 清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