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
现行社会治理模式是导致政府公务员待遇上不去的关键因素。
这个治理模型的特点是：社会治理链条过长、层级过多，政府权力弥漫太广、太宽，属于社会全面管制类型。
在社会治理上纵向层级划分上：中央、省、市、县、镇、村，都是以政权组织形态存在；横向方面则是上至各类机关、事业单位、下至村委、网格员、公益类岗位，种类繁多、令人眼花缭乱，人数至少几千万以上。
在一个全面管制模型中，体制内运行成本过高，各类刚性支出太多 ，人员多的无法想象，制度所能承受财政能力已到极限，所以公务员的工资待遇已是颠峰，能维持现状已是艰难，遑论提高。
社会治理全面管制模式的叙事中心是保持社会稳定，所以大部分投放资源被锁定在“维持稳定系统”中，且必须长期不断投入，而这种投入而产生的产出被描叙为“意义重大的社会效益”，而不是投资建设形成的生产财富的源泉。
体制权力呈偏平状深嵌在社会各个角落中，社会真实一面是有治理就会有反抗，有权力运作就会有反权力，反向一面极大增加治理成本，治理成本核算中这一点被严重忽略。
而过长、过多治理环节和层次一定会产生各种程度不一官僚主义、形式主义、推诿扯皮，无形中增加了治理成本。
所以实在拿不出更多资源去提高公务员工资待遇，而为了降低运行成本，只能降低公务员工资待遇。全面管制模型的维持动力是“政治正确”，因为模型叙事中社会稳定才是安居乐业、强盛、富足的关键前提，强调的是国家安全、持续社会动员能力，宣扬的是集体主义、奉献、吃苦耐劳精神。
在“为人民服务”的意识形态中，这种模型天然排斥公务员高工资、高待遇，因为这违背了为社会服务的初心，深层逻辑则是担心激发普通群众的不满情绪。
现行治理模型中还有一个特点：非正式编制人特别多，工资不高，很多编制内人员工资至少是非编3倍以上，有一个根深蒂固的文化心理“患寡而患不均”，所以体制内一定会抑制公务员工资上涨；公务员工资不可能太高。
这种大政府模型中造成了双输状态，因为社会契约精神被严重损害，广大基层群众本应是社会契约中权利主体，但言行被严格限制；公务员群体底薪、底待遇与付出不成比例，职业道德严重懈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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