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5号院里“特殊公民”的悲欢离合

01、一个普通的四合院里，曾住过几位身份特殊的普通公民……

北京东城区有条前厂胡同，位于东四和灯市东口之间，和周围一些又宽又直的胡同相比，前厂胡同很不起眼，路面狭窄，汽车无法通行，从东口走进胡同，要拐两个弯，路面才打直。

胡同里有个5号院，是典型的老北京四合院：

一进院门，是个细长的小过院，也叫外院，三间南房；由外院过一道中门进入主院，主院里有北房（正房）三间，东、西厢房各三间，正房、厢房都有前廊，一道“抄手游廊”把中门与这三座房屋的前廊连接起来；

房子是青砖灰瓦，绿窗红柱，屋里的地面铺着蓝花小瓷砖；院子里种了两棵枣树，正房西北角有个小角门通向后院，后院里有几间“后照房”。

在前厂胡同里，这个5号院算是体面的宅子了，虽然不大却也整齐精巧，功能齐全，估计最早的房主应该是个殷实人家。它的周围，几乎都是破旧的大杂院，住着普通市民。新中国成立后，5号院变为政协宿舍，分给政协工作人员居住。

20世纪的六七十年代，这个普普通通的四合院里，曾经住过几个身份特殊的普通公民。说他们特殊，是因为他们的名字大多数中国人都不陌生：

侯镜如，黄埔一期，原国民党中将兵团司令；
杜聿明，黄埔一期，原国民党中将副司令长官；
宋希濂，黄埔一期，原国民党中将副司令长官兼兵团司令；
郑庭笈，黄埔五期，原国民党中将军长。

这四个人在中国现代史上占有一席之地，他们都曾是国民党高级军事将领，声名显赫，人民解放战争的震天炮火，改变了每个人的命运：侯镜如起义，奔向光明；而杜聿明、宋希濂和郑庭笈，兵败被俘，受到审判，关押在战犯改造所，1959年12月获特赦。

经历了人生的大起大落，脱去了往日的光环与尘垢，几个风烛残年的老军人，又回归于普通公民。他们四人中有的担任全国政协委员，有的是全国政协文史专员，开会，学习，撰写史料，成了他们后半生的主要事情。

四个人在同一个单位上班，由同一个单位发工资，四个人都在前厂胡同5号安了家，成为朝夕相处的邻居。侯镜如住在主院的正房，因为他是起义将领，待遇最优，杜聿明住西厢房三间，宋希濂住东厢房三间，郑庭笈住在外院的三间南房里。

工作之余，他们在院子里栽栽花，浇浇树，体味着昔日动荡生涯中不曾得到过的清静和悠闲。我曾有机会走进前厂胡同5号，用普通人的眼睛，目睹了这些老将军平静、清冷的晚年生活片段。

那是20世纪70年代初期，在跟我学画的学生中，有一个20岁左右的年轻姑娘名叫张欣（化名），和她熟识起来以后，我得知，她是宋希濂的继女，随母亲与宋希濂一起生活，就住在前厂胡同5号。

1972年夏日的一天，张欣邀请我去她家，看她的写生画，以后又多次请我，于是，我与宋希濂夫妇有了几面之交。

02、“文革”中，他们受冲击，后被保护

20世纪70年代初期，正处在“文革”动乱中，社会上三天两头搞运动，大批判，到处乱哄哄一片，而前厂胡同5号院里却显得很安静，几家人各居其屋，少有走动，少有话语喧哗。

但这种安静里面，更多的是一种谨慎小心的气氛，就像当时流行的一句话：只许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据张欣说：她的继父和院里的其他人都受到了上面的保护，并没遭什么大难。

其实，在“文革”刚爆发的1966年8月，5号院也未能幸免，红卫兵破四旧，杀向社会，当然不会放过“国民党的残渣余孽”。有一天，5号院门口贴出一张红卫兵的《通令》：

国民党残渣余孽、牛鬼蛇神们：

你们听着——
1.勒令你们自动减低工资，过与劳动人民同等的生活。
2.勒令你们不许雇用保姆，禁止再过寄生虫生活。
3.勒令你们从明天起，分工负责清扫前厂胡同，不得有误。

下面的落款是“某某中学红卫兵。1966年8月26日”。

四人共商对策，决定立即答复红卫兵。于是，由宋希濂执笔，匆匆成文：

诚恳接受红卫兵小将的监督和改造！

1.每月工资已从本月起由政协机关扣除，减低工资，与劳动人民过同等生活是应该的。

2.我们没有雇用保姆。今后也不会雇。过寄生虫生活是可耻的。

3.从明天起，保证把分配给我们的胡同地段打扫得干干净净。另外还有什么活，只要我们能做的，还可以多干一些。

答复贴出的当天下午，一队红卫兵开进了前厂胡同5号，把他们四人叫到院中训话。他们个个低着头，大气不敢出，静静地听着。第二天清晨，四人各执扫把笤帚，分段打扫胡同，以后天天如此。

1966年国庆节前，他们突然接到天安门观礼的请柬，并安排小汽车接送。前几年，他们也接到国庆节观礼的请柬，但今年却意义不同了，这意味着他们的前途还不至于太危险。如同密集的乌云中透出一丝阳光，他们看到了一点希望。

观礼过后的10月2日清晨，他们四个人依然扛着扫帚，到胡同扫地。就在这天，居委会主任通知他们，以后再也用不着扫地了。显然，居委会主任的做法是来自上级的精神。就是说，“上面”有人下命令，不得揪斗这些前国民党高级将领。

这个“上面”不是别人，就是他们十分敬仰与信任的周恩来总理。当时的周恩来总理，顶着巨大的压力，千方百计、殚精竭虑地保护了一批民主人士和社会名流，包括“特赦战犯”。

虽然风暴过去，小院又恢复了平静，但是谁也不知道以后的日子会怎么样，什么时候会“风云突变”，大祸临头，四个人一直惶惶不安，夹着尾巴做人，他们鲜与外界交往，处处谨言慎行。

03、宋希濂寡言少语，爱看报，棋下得好……

宋希濂

我走进张欣的家，也就是宋希濂的家，这是三间普普通通的东厢房，面积加在一起只有三四十平方米，屋里的陈设很简单，中间的屋子摆了一张方桌，几把椅子，两边的屋子是卧室，有书架、书桌、床、衣柜、五斗橱等家具。很难想象，这区区三间斗室的主人，竟是一位曾经地位显赫、统率过千军万马的将军。

那时，宋希濂已经60多岁了，中等个，方圆脸，面容冷峻，不苟言笑，穿戴普通，和一般老百姓没什么区别，只有挺直的腰板显示着昔日的军人风度。每次见到他，我都有礼貌地问候，他只点点头，很少开口。

他爱看报，家里订了不少报纸，几乎我每次去都见他在看报；有的时候，家中来了客人，宋希濂和客人坐在正屋里聊聊天，下下棋。宋希濂棋艺很高，一般人不是他的对手。

有一次，我主动说：伯父，向您请教一盘棋吧。他点点头，面无表情，摆上棋盘。我从小就喜欢下象棋，自诩有一定水平，但是我赢不了他，败下阵来。我知道，许多共产党和国民党的高级军事将领，都下得一手好棋，因为战场上的斗智斗勇与棋盘上的排兵布阵有异曲同工之妙。

宋希濂的一生动荡起伏，饱经沧桑，充满传奇色彩。他1907年生于湖南省湘乡县，1924年考入黄埔一期，同年加入了国民党。他参加过北伐，并在此期间经陈赓介绍加入过中国共产党，1925年“中山舰事件”发生后，即与共产党脱离关系。

此后几十年的军旅生涯，宋希濂跟随蒋介石，参加过对红军的“围剿”；抗战爆发后对日作战，立下过战功，抗战胜利后，获国民政府最高勋章——青天白日勋章和美国政府的棕叶自由勋章。

宋希濂在军内的职务也是步步高升，在解放战争的1948年，任华中“剿总”副总司令兼十四兵团司令，国民党中将，1949年初，又被任命为湘鄂边区绥靖公署主任，兵力达14万之众。

蒋介石逃往台湾时，让宋希濂为国民党做最后的抵抗。然而，人民解放军势不可当，这年年底，宋希濂的军队在大渡河边被解放军包围，宋希濂做了俘虏。

04、宋希濂家有贤妻……

宋希濂曾在回忆录里写道：1949年是他最痛苦的一年，妻亡子散，自己沦为阶下囚。宋希濂和原配妻子共生育六个子女，三男三女，都在1949年去了香港，有的后来又到了美国。

他的妻子1949年6月因脑溢血在香港去世。经过在战犯改造所多年的改造，宋希濂1959年12月获特赦。1961年，被任命为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专员。1964年以后，成为全国政协委员。

宋希濂的生活也发生了变化，在政协的帮助下，他得到了家人的确切消息。为了帮他再安个家，不少热心人纷纷张罗起来，1961年，由侯镜如夫妇做媒，宋希濂与易吟先（张欣的母亲）结婚。

说来他们两人也是老相识了，1947年曾见过面，并叙谈了一番。当时他们不会想到，两人各自走完一段坎坷道路后又在北京邂逅并结为连理。

易吟先是宋希濂的湖南同乡，更是一个贤淑的妻子，对宋希濂温柔体贴，生活起居照顾得无微不至，什么时候起床，什么时候睡眠，每日三餐、茶点，甚至连看电影、听音乐会、出席跳舞晚会都安排得井井有条，再加上在柴米油盐等生活开支方面颇有心计，把家庭操持得温馨舒适。

易吟先（我称她易伯母）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她那时虽然已经50多岁了，却保养得当，面容姣好，身材苗条，小家碧玉，风韵犹存。她和宋希濂的性格正相反，活泼好动，待人热情，还爱开几句玩笑。

我几次登门后，很快就和易伯母熟悉起来，见到我，她总开玩笑说：“猴儿来啦？”因为我属猴，人长得又瘦，她就给我起了这么个绰号。然后，就跟我拉家常，还让我帮她干这干那的，有时候弄得我连教张欣画画的时间都没有。

易伯母烧得一手好菜，顿顿不重样。有时我正赶上饭口，易伯母就招呼我一起吃。那时候宋家的生活水平比一般老百姓高一些，由于宋希濂的身份，能享受一些特殊待遇，饭桌上断不了肉、蛋、鱼，也少不了湖南人最爱吃的辣椒和苦瓜。

他们所住的前厂胡同5号院生活设施也齐全，每家都有单独的厨房、厕所，做饭用煤气，冬天有暖气。

郑庭笈

虽然衣食不愁，但是当时中国经济落后，人民生活水平很低，有一次，易伯母跟我念叨说：前院的郑庭笈家添了个新的落地台灯，话里话外满是羡慕。当时在市面上是买不到落地台灯的，于是我回去后便张罗着给易伯母做一个。

我找了一个在工厂工作的熟人，请他做一个落地灯的底座和支架，经车、磨、电镀，配上电线、灯泡，我又自己动手用厚纸折了一个灯罩。做好后，我兴冲冲地把它扛进易伯母家，她挺高兴，但还嫌不满意，说：人家那个灯能升能降呢！

张欣和继父的感情很好，亲昵地叫宋希濂“爸爸”，宋希濂对张欣也很慈爱，这一家三口人亲情融融。

05、宋希濂为瞿秋白正名

在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中，瞿秋白的名字人人皆知，而宋希濂和这个名字又有着割不断的联系。据宋回忆：

大革命时期他在黄埔军校集体加入国民党，又由陈赓介绍，秘密加入了共产党。当时有着国民党员和共产党员双重身份的宋希濂，对瞿秋白这样的共产党领袖人物曾经崇敬过、仰慕过。

1935年，共产党中央苏区陷落，瞿秋白、何叔衡等人向闽西突围，途中遭遇国民党保安团截击，瞿秋白被俘。起初，他自称是医生，后来被俘者中出现叛徒，供出他的真实身份。瞿秋白于当年6月18日在福建长汀罗汉岭下英勇就义。

当时，宋希濂是国民党第三十六师师长，驻扎长汀，瞿秋白烈士就是由他直接审讯，并奉蒋介石“就地处决，照相呈验”的命令执行枪决的。

瞿秋白

在“文革”前，党内一直存在关于瞿秋白是否有“变节”行为的争议，“文革”当中，更有人贴大字报往烈士头上泼污水。事实真相究竟怎样？当年奉命审讯并枪决瞿秋白烈士的宋希濂最有发言权。

因此，“文革”开始后，一拨一拨的调查组来找宋希濂调查。来人怀有各自不同的目的，那些造反派们拼命想从宋希濂嘴里掏出瞿秋白是“叛徒”的证明，然而，他们都失望了。

提起瞿秋白，宋希濂充满敬意、愧疚和痛悔，他直截了当地回答调查人员的问题并出具书面证明：

第一，瞿秋白没有叛变或变节的言行，有的是充满革命气节的言行；

第二，瞿秋白的确写了《多余的话》长文，我当时就看过，印象极深，这篇长文写的是瞿秋白对往事的回顾和剖析，而不是对从事革命事业的忏悔，不是国民党方面事后捏造的那样。

宋希濂的证明为洗刷瞿秋白的冤屈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我出入宋家时，已是“文革”的中后期，很少有人来调查瞿秋白的案子。我出于好奇心，也曾向宋希濂问起瞿秋白的事情。宋希濂回答得很谨慎，但从他的只言片语中，完全可以得出结论：瞿秋白绝不是叛徒！

记得宋希濂说：瞿秋白虽是一个文弱书生，却很有气节，在关押期间，每天埋头看书写文章，他会作诗，还会刻图章，看管他的国民党官兵、医生等都向他索要过图章。

当时，宋希濂出于以往曾经崇敬瞿秋白的心结，当然更主要的是为了实现蒋介石的旨意降服瞿秋白，采取了以柔克刚的策略，给瞿秋白以优厚的待遇，宣布了几条措施。包括：

专辟大房间让瞿居住，供给书桌、纸张笔墨和古书诗词文集；按“官长饭菜”标准供膳，并提供烟酒；每天允许在院内散步两次；指定一名副官和军医照料生活；对瞿以“先生”相称；禁止使用镣铐和刑罚等。

然而，这些办法都不能软化瞿秋白的革命意志，最后蒋介石下命令杀害瞿秋白。执行那天，瞿秋白神色自若，走到一处草坪上坐下，说了一句：“此地就很好，开枪吧！”并唱起了《国际歌》、《红军歌》。

细说往事，宋希濂抱愧终生，他曾对调查人员说：

“从1927年初至1949年末，我追随蒋介石整整23年，应当说蒋家王朝的反共反人民的罪行也有自己的一份，但使我终生难以忘怀，也是终生愧对祖国和人民的，是瞿秋白烈士牺牲这壮烈的一幕！在我个人，历史上的污点已不能洗去，可庆幸的是我的后半生终于在中国共产党政策的感召下，走上了新路……”

06、宋希濂大儿子从美国回来探亲……

1976年10月后这个小院虽然表面看来和以前没什么两样，但每次我再去，也能发现一些新的变化：人的心情开朗了，脸上也有了轻松的笑容，屋里增加了一些摆设，特别是这些前国民党高级将领们在国外的亲人，一拨一拨地回国探亲。

有一天，宋希濂的大儿子也从美国回来，看望近30年没见面的父亲。宋希濂的大儿子已到不惑之年，他身材高大，性格随和，他给父亲带回一台18英寸的大彩电。宋希濂与儿子久别重逢，内心的激动、兴奋可以想象，但他是个喜怒不形于色的人，外表显得挺平静，和儿子之间说话也不多，倒是易伯母很热情地欢迎他。

那台大彩电，更让易伯母喜上眉梢。彩电在20世纪70年代可是稀罕物，宋家的三个邻居杜家、侯家、郑家，先后都有在海外的子女回国探亲带回彩电，易伯母总是羡慕不已，现在，自家也有了彩电，她感到脸上有光，心满意足。

宋先生是个健谈的人，他向家人讲起自己在美国的生活。他的生母（即宋希濂的亡妻）是音乐教师，因此他自幼学钢琴，半生埋头于古典音乐，但是在美国生存也很不易，靠教别人弹钢琴为生，收入不高，生活不富有，住在纽约城郊一个艺术家的村落里，人到40仍是单身未婚……

为了展示儿子的音乐艺术，宋家举办了一个小型的家庭音乐会。由于宋家没有钢琴，他们特地把音乐会安排在一位有钢琴的朋友家。音乐会那天，宋家人换上整洁的服装，一起前往，他们还请了一些好友共享音乐。

宋先生演奏了贝多芬、肖邦等人的钢琴曲，听众们沉浸在美妙的乐曲中。那个晚上，宋家人特别高兴。宋先生在北京只住了十几天，就到湖南老家去了，虽然我和他只有短暂的接触，但他给我的印象很深：一个醉心于艺术、献身于艺术的人。

07、杜聿明夫妇相濡以沫……

杜聿明

住在前厂胡同5号院的这四个人中，杜聿明的名气大概是最大的，当年蒋介石对他寄予厚望委以重任，而解放战争中毛泽东的一篇《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更让他“名扬天下”，他还有个获诺贝尔物理学奖的名人女婿杨振宁。在生活中杜聿明夫妇同甘共苦相濡以沫的感情，却鲜为人知。

杜聿明的老伴叫曹秀清，全国解放前夕，她奉蒋介石之命携三儿两女去台湾定居。不料到台后生活无着落，仅靠曹秀清的微薄工资度日，以致在美国求学的长子竟因缴不起学费而自杀。

当时台湾宣传说杜聿明已被中共枪毙，然而曹秀清还是从大女儿杜致礼和女婿、美籍物理学家杨振宁那里了解到丈夫的真实情况。曹秀清想去美国，但蒋介石下令，不许杜聿明的妻子儿女离台。

1957年，杨振宁获诺贝尔物理学奖，蒋介石这才批准曹秀清赴美，临行前，蒋介石、宋美龄约见曹秀清，让她规劝女婿来台工作。1958年曹秀清离台赴美，从此长居于美国的女儿女婿家。

杨振宁、杜致礼

1959年底杜聿明获释，他当即写信敦请老伴快来北京团聚。对曹秀清来说，这固然是莫大的安慰，但她当时还有很多疑虑：她不了解大陆的政治、经济形势，更担心台湾的子女受牵连、遭迫害，不敢轻就北京之途。

三年时间过去了，其间杨振宁博士每年一度前往日内瓦从事学术活动，并顺便在日内瓦、香港去见自己的父亲——复旦大学数学系杨武之教授。这就给曹秀清了解祖国实情提供了可靠途径。

女婿亲口所谈，印证了丈夫亲笔信中写的情况，她毅然决定回北京去找丈夫！当时，美国的老朋友们劝她“慎重行止”，更要提防台北的特务跟踪，这些都没有动摇曹秀清的决心。

她先用台北的护照前往日内瓦，又通过我国驻瑞士大使馆办理了北京签发的护照，由我外交人员接应，经布达佩斯和莫斯科回到北京，1963年6月，她终于与丈夫团聚。

回国后的那些天，杜聿明常常陪妻子上街、逛公园、到各位专员家做客，说是要让她“熟悉熟悉新中国”。曹秀清也高兴得逢人便说：“我家老杜不像从前那样，在家里也板起‘司令长官’的面孔了！”

不久，周恩来总理邀请杜聿明夫妇吃便饭，总理嘱咐道：“你们要互相关心，和和气气生活，把家庭搞温暖。”在我出入前厂胡同5号的那些年，还不可能了解到这些真实曲折的故事，我所偶然看到的，只是这对老夫妇在“文革”的动荡中淡泊宁静携手相伴的日子。

杜聿明并非我想象的那般高大魁梧，而是外表瘦小，腰板挺直，显得很精干，沉默寡言中有一种学者风度；杜夫人与丈夫相反，细高的身条，衣着鲜亮，穿戴讲究，在那个全中国人民只能穿蓝、绿、灰色衣服的年头，杜夫人穿的却是洋服、花绸缎，吸高级香烟，手镯、戒指、耳环、墨镜，一样不少，像个归国华侨。

这5号院的四位夫人中，另三人都很朴素，侯镜如的夫人像是平常人家的大妈，宋希濂夫人尽管有姿色却也衣着普通，郑庭笈的夫人也不惹眼。只有杜夫人，多年生活在国外，保留了一些洋做派。

当时的中国物质匮乏，杜聿明老两口为了改善生活增加营养，自己动手，在三间西厢房旁的小窄道里盘了个鸡窝，养了几只鸡。每天杜夫人都要到那里忙活一阵，给鸡喂食，看窝里有没有蛋，然后去买菜。杜聿明喜欢打太极拳，每天早晨都要在自家廊子下打上一阵儿。

他们的女婿杨振宁那时已经名气很大，回国时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的接见。杨振宁对岳父母十分孝顺，为让老人安度晚年，买了一批美国最新的家电如电冰箱、空调、电动缝纫机和照相机等托运到北京。尽管得到多方面的关照，但杜聿明老两口仍然生活得很低调，不图富贵荣华，只求平安无事。

08、郑洞国痛失爱女……

大约是1975年的一天，我正在宋希濂家与张欣谈画，郑洞国带着女儿来做客，宋家人热情接待客人，我很快便告辞了，脑子里对郑洞国和他女儿只留下浅浅一个印象。

郑洞国

其实，郑洞国的大名我是早有耳闻的，国民党名将，黄埔一期，1948年1月，他任东北“剿匪”司令部副总司令，同年3月，到长春兼任第一兵团司令和吉林省政府副主席，1948年10月，郑部被人民解放军围困于孤城长春达数月之久，弹尽粮绝，郑洞国率残部投诚，脱离了国民党阵营。

电影《兵临城下》讲述的就是这段历史。没想到今天亲眼见到了郑洞国，竟是一位面目和善的老人，他的女儿美貌清纯，文静优雅，透着大家闺秀的气质，她和张欣年龄相仿，两个年轻姑娘很熟识，一见面就亲热地聊天说笑。

怎么也没想到，就是这样一个可爱的姑娘，后来竟死于非命。事情是张欣亲口告诉我的。“文革”结束后，大学恢复高考，许多年轻人跃跃欲试，认真复习功课，准备投入到这改变命运的一搏中。

郑洞国的女儿当时在一家小印刷厂工作，也积极复习功课，谁知却惹得一个一直追求她的男人很不乐意。这男人是该厂的团支部书记，复转军人，他疯狂地爱上了年轻美貌的小郑，拼命追求。

他听说小郑要考大学，十分害怕她考上大学后会离开自己，于是极力反对小郑参加高考，而小郑根本不听他的，两人发生矛盾。畸形的爱引发心理变态：“我得不到你，谁也别想得到你。”

有一天，他趁只有小郑一人在工厂澡堂洗澡时，手持尖刀闯进澡堂，向小郑连扎数刀……可怜一朵美丽的鲜花还没来得及盛开就香消玉殒，“零落成泥碾作尘”……杀人犯事后自首，被判处死刑。

张欣讲完这个悲惨的故事，我们的心情都很沉痛，我脑中浮起郑洞国父女的面容，白发人送黑发人，郑洞国痛失爱女，能经受得住这个沉重的打击吗？

09、人去院空……

“文革”结束后，前厂胡同5号院里人们的命运都发生了变化。

1980年，宋希濂与夫人赴美探亲，与久别的子女团聚，并在美国定居，一直从事促进海峡两岸统一的工作，1993年去世；张欣的生父1979年从美国回来探亲，将张欣和她的哥哥一起接去美国定居。

杜聿明、侯镜如、郑庭笈三人先后搬离了前厂胡同，国家对他们落实政策，改善了他们的政治待遇和生活条件；杜聿明1981年去世，侯镜如1994年去世。

自从张欣1979年出国，我就再也没有去前厂胡同5号。几年后，张欣回国探亲时请我到她家，此时这个小院已经是门庭冷落，人去院空……

最近两年，北京老城区大规模拆迁，一条条胡同消失了，不知前厂胡同有没有遭此劫难？不久前，我又一次来到前厂胡同寻访旧地。幸好，尽管四周群楼竞起，前厂胡同还是老样子。

我走进5号院，见里面正在大兴土木，重新翻修，外院和内院之间的墙已被拆除，几座房屋都保存完好并经过修缮，走廊的柱子新刷了油漆。据一位在场的干部模样的人说，这里仍是政协宿舍，翻修后还要租出去。

我站在院里，回想起一幕幕往事，说不尽的惆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