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国歌歌词引起争议，毛泽东与周总理的态度如何？

多数人从小到大都能张口唱出国歌，可很少有人知道，1949年敲定国歌的时候，就因为那句人人会唱的“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差点改了歌词。那时候离开国大典只剩半个多月，国歌这事还没拍板，中南海的灯亮到深夜，就等最终结论。

这首歌最早是电影《风云儿女》的片头曲，1935年田汉躲追捕，匆匆把歌词写在了香烟盒的衬纸上。那纸后来还被茶水打湿，好几个人对着模糊的字迹一个字一个字抄出来，才保住了完整的稿子。聂耳拿到歌词后铆着劲要写个够劲的旋律，后来为了躲追捕去了日本，在那边改完最终稿才寄回上海。

电影公映后，旋律一出来就抓住了所有观众，散场了大家嘴里还在哼。可惜聂耳没多久就在日本意外溺水，才23岁，这首歌成了他留给中国人最后的礼物。抗战全面爆发后，这首歌从前线唱到大后方，不管是学生游行还是军队出征，张嘴就是这句“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1940年黑人歌唱家保罗·罗伯逊还在纽约公开唱了这首歌，专门录了名为《起来》的唱片，宋庆龄还专门为唱片写了序。它不再只是中国的抗战歌曲，成了全世界反法西斯阵营都认可的精神符号。到解放战争时期，大大小小的集会都爱唱它，早就成了大家默认的“国歌备选”，只是没走正式程序而已。

1949年春天，咱们代表团去布拉格开保卫世界和平大会，轮到代表团入场要奏本国国歌，那时候新中国还没成立，根本没有正式国歌。大家商量来商量去，就决定拿《义勇军进行曲》暂时代替。就有人提出，现在都要建国了，“最危险的时候”不合时宜，干脆改成“中华民族到了大翻身的时候”，关于改歌词的争议也就第一次摆上了中央的台面。

代表团回国把这事汇报上去，很快就启动了国歌征集工作，向全国公开征集方案，条件写得明明白白，要配得上新国家的气质。没多久就收上来612件投稿，光歌词就有125件，全国人民的创作热情直接拉满。请了当时最顶尖的四位音乐家筛稿，挑来挑去挑出13件还算不错的，拿到会上讨论，结果没一件能让所有人满意，都觉得差了点能压得住场子的劲儿。

这时候离开国大典已经没几天了，天安门那边开国大典的准备都做得七七八八，国歌还没定，负责的同志急得上火。大家自然而然又把视线转回到唱了十几年的《义勇军进行曲》身上，毕竟群众基础摆在那里，没人不服它。1949年9月25日，相关人员都聚到中南海丰泽园，开座谈会敲定这事。

马叙伦先提了方案，说不如就用《义勇军进行曲》暂代国歌，这个思路一出来，大家都觉得靠谱，没多少人反对。绕不开的还是那句歌词的争议，不少人觉得，新国家刚成立，要的就是昂扬喜气，留着“最危险的时候”不太搭，改几个字更符合新形势。田汉自己也在现场，他特别顾全大局，说歌词过去有历史意义，现在为了新形势换个新的也没问题。

这时候周恩来开口说了自己的看法，他说国歌代表一个国家的民族气质，这首歌就是从中华民族的危难关头诞生的，藏着中国人不屈不挠的劲头。现在新中国就要成立了，可不代表就没危险了，帝国主义不会看着咱们安稳发展，保不齐就要搞破坏搞封锁。留着这句话就是给所有人留个警钟，而且改了词，大家唱的时候反而找不到原来那股发自内心的劲儿，得不偿失。

毛主席一直坐在旁边静静听着，等大家聊得差不多了才开口表态。他说新中国成立是人民的伟大胜利没错，但不能因为胜利就觉得从此以后可以高枕无忧了。那句“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写得特别好，很有深意，他完全同意周恩来的意见，现在不能改，将来也不用改。这话一说完，在场的分歧瞬间就定了调，会议室里响起一片掌声，悬了好久的心终于落了地。

会后毛主席和周恩来带头，所有人一起高声合唱了一遍《义勇军进行曲》，那时候这首歌就已经成了大家心里默认的国家象征。两天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正式通过决议，在正式国歌制定完成前，以《义勇军进行曲》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代国歌，歌词一字未改。

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当五星红旗缓缓升到旗杆顶端的时候，军乐队的旋律瞬间响遍整个天安门广场。在场的几万人下意识就跟着旋律唱了起来，那是这首歌第一次以新中国国歌的身份，公开出现在全世界面前。

这么多年过去，我们每次升国旗唱国歌，还是会唱到那句“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当初那一锤定音的选择，藏着老一辈领导人的清醒和远见，不管到什么时候，居安思危这四个字都不能丢。这段藏在国歌背后的往事，不复杂却足够分量，每次读都能让人心里一震。

参考资料：人民日报 新中国国歌是怎样诞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