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帝国边陲哨站到巴洛克都城：维也纳何以成为世界之城？

从罗马帝国的边陲哨站到哈布斯堡王朝恢宏的巴洛克都城，维也纳的命运在存续与扩张间不断摇摆。至19世纪末，它已成为幅员辽阔的奥匈帝国的西部首都，而20世纪却令其沦陷为失去经济腹地的畸形孤岛。

历经不光彩的纳粹插曲后，维也纳于1955年摆脱四国占领状态，开始了漫长复兴之路，终成今日这座拥有170万人口的繁荣文明之都。

即便作为大都市，维也纳始终保留着亲密感，时而也透出思想与精神的逼仄。这座“村落”始终是创造力的熔炉——从哈布斯堡王朝与贵族庇护下璀璨的音乐艺术，到弗洛伊德所处世纪末社会里欲望涌动的温床，既闪耀着智慧光芒，又充满了矛盾性。在帝国时期持续吸纳新鲜血液，如今又汇聚前帝国疆域及更远地域的人才，维也纳既融合又抗拒着外来文化影响，最终塑造出独一无二的文化特质。

今天，小艺给大家带来《维也纳：复杂而迷人的文化史》的文摘。

维也纳人不能算是

传统意义上的世界公民

我住的维也纳公寓是一幢普普通通的民宅，对面是一排晚期巴洛克风格和新古典主义风格的矮房。有“奥地利的佩夫斯纳（尼古拉斯·佩夫斯纳，德－英艺术史学家、建筑历史学家，受德希奥的启发，编纂有46卷《佩夫斯纳建筑指南》）”之称的艺术史学家德希奥一丝不苟地记下了我们这幢公寓的设计师、它的建造年份（1910年）以及风格（“分离派”）。

从我住的这幢楼可以俯瞰街对面低矮的房屋，屋顶上有着一排排烟囱，而就连那烟囱都显得如此之美。我们的公寓楼所在的这条街原先是本佐村（维也纳第十四区）的西面边界，它和曾是主干道的本佐村大街汇合，然后拐了个弯。拐弯的地方立着一尊经过精心修复的圣母怜子像（又称圣殇像，描绘圣母玛利亚怀抱被钉死的耶稣时悲痛的情形），是巴洛克风格的，上面刻有“1632年”的字样。你如果经过这个拐角，应当不太会留意到这尊圣母怜子像，因为类似的雕塑在维也纳随处可见。如果你朝反方向走，很快会看到一根颇显神秘的八角形石柱，通体白色，柱顶安着开放式的石灯笼。石柱的外立面刻有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浮雕，是晚期哥特式的。

在我看来，这实在是个很妙的隐喻：你看啊，街道的北面立着十字架，南面立着圣母怜子像，当中住着我和许许多多的维也纳人，就好像这座城市以及城里的人是介于十字架和圣母怜子像之间的某种存在。所以在我的眼中，维也纳一方面擎着基督替世人受难的符号，它象征着苦痛，并且它的含义众所周知。另一方面，维也纳也毫不回避至亲哀悼这种苦痛的画面，它虽敞露在人前，可又是全然隐秘的。这用来形容历史悠久的维也纳再贴切不过了，因为它同时是“普世”以及“私密”的，它既是日不落帝国（指哈布斯堡王朝，有奥地利和西班牙两个分支，故而除维也纳以外，它的另一“首都”位于马德里）的两个首都之一，又始终保持着相当顽固的、具有乡土气息的自我。因此，维也纳人虽然是帝国的臣民，但几乎不能算是传统意义上的世界公民。

这根神秘的八角柱立在斑马线的旁边，最多引来司机和行人匆匆的一瞥。几年前，纪念碑保护办公室派了两名专家前来，对柱子进行了细致的修复，花去了整整三周的时间。当年的德希奥在他的《德意志艺术史手册》里是这样解释的：“这根‘灯柱’位于圣雅各教区教堂的旧公墓边上（公墓在1854年弃置不用了），它那小小的会幕（指曾有蜡烛燃烧着的柱顶石灯笼）里曾有长明火熠熠燃烧，以纪念挚爱之人的离世。”实际上，这根柱子并不见得有多漂亮，现在也当然早已没有火光在其中跃动了。即便如此，德希奥笔下的这根灯柱仍不失为对过去的一种怀念，是浪漫的，甚至令人愉悦的。曾为逝者点亮的烛光熄灭了，如今只余白色的灯柱本身，哪怕微不足道，也依旧是对这座城市及城中之人得以幸存的庆贺。这根灯柱曾具有实际的功能和重要的象征意义。现在，它顶多是这功能和象征的影子而已。

从更大一点的层面上来说，维也纳和这根灯柱何其相似。它也曾是守护基督教传统的坚固堡垒和重要象征，为中欧世界抵挡伊斯兰大军的入侵做出过贡献。后来的维也纳则是基督教资本家和西方自由派人士的前哨站，它留下的那些记忆被织进了维也纳人的日常生活。维也纳因此才对自身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并且这种理解让人保存了下来，倍加珍惜，就像纪念碑保护办公室要满怀爱心地修复这根灯柱一样。

圣雅各堂见证着

维也纳的沧桑历史和信仰

穿过灯柱旁的斑马线，对面就是圣雅各堂了。它是典型的重叠抄本式的建筑，经历了接连不断的改建，也反映了维也纳各个历史时期的风貌。圣雅各堂始建于1267年，当时附属于圣斯德望堂（也就是后来维也纳的地标—圣斯德望主教座堂），但是在1683年土耳其的围攻中遭到了严重的破坏。据称，堂中至今还藏有当年的土耳其大军在城外搭设的帐篷的残片。1758年至1759年间，擅长巴洛克风格的建筑大师吉尔对教堂做了大修。然而，在1805年和1809年的法军占领时期，它再次遭受了破坏，教堂的塔楼也在“二战”结束时着了火。但圣雅各堂依旧屹立在那里，鲜活地见证着维也纳的沧桑历史和人民存续至今的信仰。

本佐村也依然在那里。如今，它的两条主干道都是繁忙的交通枢纽了，公交车也不时会途经此地。但是在1840年的地图上，本佐还只是个风景如画的小村庄，它的西面、北面和东北方向都被草场和葡萄园密密包围着。它的南面流淌着维也纳河，河对岸便是宽广的美泉宫皇家花园和与本佐村遥遥相望的海里村（维也纳第十三区）。而无论是美泉宫还是海里村，从我的公寓楼步行约七分钟就可到达。

从理论上讲，当维也纳人在1857年奉命拆除内城的军事堡垒，又沿外城铺设优雅的林荫道（环城大道），在上面竖起一栋栋宏伟的建筑时，维也纳就成了一座现代化的大都市。但在现实中，无论是从宏观层面上来看（单论维也纳的政治生态也好，或者它的知识分子的意识形态也罢），还是从像本佐村的教区教堂——圣雅各堂——这样的微观层面上来看，维也纳都依然保留了它曾作为乡村的那种品质。

尽管如今的情况已有所不同，但好几代人在同一街区生活，祖祖辈辈不曾稍离原地一步的现象在维也纳屡见不鲜。实际上，所谓的“大维也纳”就是远郊和近郊的集合体。远郊位于环城大道之外，近郊则位于环带路和环城大道之间。而维也纳的内城指的是市中心的老城区，也是游客必然会度过大部分时光的地方。维也纳人要购物或外出就餐时，会说“我要进城一趟”。这听起来像是从外省出发直到市区的漫长旅程，但其实维也纳人所指的“进城”不过是从近郊或远郊的某个地方坐电车（又或是地铁）到达内城的目的地，通常只需一刻钟的时间而已。

维也纳的雄壮和优雅

与私密还有家常并存

这或许也是维也纳之所以魅力十足的原因吧。因为它把属于乡村的那种亲密感（有时也是幽闭感）和国际大都市的气派以及野心结合在了一起。许多个世纪以来，维也纳一直是哈布斯堡王朝行宫的所在地。正是由于王朝成员的决定以及贵族的跟风，才让这座城市拥有了庞大的霍夫堡皇宫以及那么多雄伟的宫殿。而和宣扬个人政绩或军事成就的亲王不同，与哈布斯堡王朝时有龃龉的同盟——天主教会——则把高高耸立的建筑和这些建筑所代表的荣耀归给了上帝。

如此看来，维也纳的雄壮和优雅将始终与私密还有家常并存，正如大多数维也纳人所共享的品位那样。所以当你离开内城某座奢华的巴洛克教堂（没准是耶稣会教堂）后，很快就会发现自己身处狭窄的街道，那上面有古玩店、近乎寒酸的维也纳小吃店、三两间外墙已经褪色的咖啡馆……这种华丽和简朴兼而有之的矛盾组合使维也纳的外部格局以及内在精神呈现出极其特殊的风味。作家埃贡·弗里德尔便在《剧院之城》一文中捕捉到了维也纳的这种味道。他如此写道：

哈布斯堡王朝最鲜明的特征便是这群王公贵族实在不懂现实为何物。……他们以为世界应当臣服在他们的意志之下，而不是恰好反过来。所以他们也只能利用那些没有自主意识的人，由此催生了这个唯唯诺诺的“枢密院（1527年，斐迪南一世重组中央机构，在维也纳宫廷创建了枢密院，成为处理国家事务的最高机构）之国”。随后，他们又引入了“巴洛克”的概念。所谓的巴洛克是对世俗观念的双重反转，因为它首先否定了这个世界，说它不过是梦境。但与此同时，巴洛克又承认梦境才是唯一的现实，等于间接肯定了这个世界。所以巴洛克实在是最最世俗的哲学，它以“世界只是梦境”为由，逃避一切问责，这也导致了维也纳人既抽离生活又热爱生活，既极度温驯又自高自大，既无比敬虔又耽于享乐的古怪性格。

首都、农村、民族大熔炉、天才辈出的福地、沾沾自喜又奉行庸俗主义的偏郊、“世界毁灭的实验室”（卡尔·克劳斯语）、敬虔者的绿洲、种族仇恨的温床、剧院之城、音乐之城、享乐之城、郁郁不得志的艺术家之城、貌似和蔼可亲的实用主义者之城、吊儿郎当之城、痴迷官僚主义之城—这些只是世代固化下来的、人们对维也纳的一部分看法。尽管所有的这些特征在某个特定的时间点可能是对的，但它们不可能同时或者自始至终都是对的。

那些希望城市就应当黑白分明、定义确切的人在维也纳会很难受，因为哪怕是维也纳本地人对现实的看法也做不到统一。吃毫无新意的萨赫蛋糕、看毫无新意的利皮扎马表演、听毫无新意的维也纳新年音乐会—从这些已经让人用滥了的“维也纳象征”上寻求一个定义（以为这样做以后就能更了解维也纳）是很诱人也最偷懒的办法。谁让借着这些所谓的“象征”自我推销本就是维也纳极其擅长的事情。

新年音乐会的客座指挥也深谙这一套，所以即便爱乐乐团演奏的是如此平庸的波尔卡舞曲，指挥先生在摄像师给特写的时候依旧会闭眼蹙眉、故作陶醉。但是，真正的维也纳要比这样的“表面功夫”有趣得多。正如弗里德尔所指出的，维也纳是一座永远在同自己争论的城市，而这种争论始终徘徊在梦境与现实之间。就让我们追溯一番维也纳复杂又迷人的历史，来听一听这一场场争论当中每一道不同的声音。

（本文原载于《新京报书评周刊》）

《维也纳：复杂而迷人的文化史》

[奥]尼古拉斯•帕森斯 著

金天 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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