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厂开业那天，一百个女工没人吃肉——她们要带回家

#2026洞察时局#

2015年11月，海鲜加工厂终于开了。

签意向书那天是十月底，跑手续又花了半个月。朝方那边催得紧，说特区要搞起来，外资项目越快越好。朴干部三天两头打电话，问设备到了没有，工人招了没有，什么时候能开工。

我这边也没闲着。设备从丹东运过去，海关那边卡了五天，说是要检查有没有违禁品。其实哪有什么违禁品，就是几台切鱼机、真空包装机、一个冷库压缩机。后来托人送了条烟，第二天就放行了。

工人倒是好招。招工启事发出去三天，来了二百多人。最后挑了一百个，全是女的——做海鲜加工，男人手笨，跟假睫毛厂一样。可这回朝方没再逼我招男工，朴干部说特区政策不一样，外资企业可以自己定用工比例。

一百个女工，最大的四十六，最小的十九。有当年假睫毛厂的老人，有从惠山那边过来的，还有几个是李贞淑的邻居——她们听说中国厂长回来了，托人捎信要来。

金明姬没来。她嫁到惠山那边，离得远，走不开。可托人带了个口信：厂长回来了就好，等恩珠放假，让她来看你。

十一月中旬，工厂开业那天，我让食堂做了顿好的。

红烧肉，一人一份，管够。还有大米饭，白米饭，不是掺了玉米碴子的那种。女工们端着碗，看着碗里的肉，半天没人动筷。

我以为她们不好意思，说：“吃吧，今天开业，庆祝。”

坐在前排的一个姑娘，姓崔，十九岁，瘦得跟竹竿似的。她看看碗里的肉，看看我，小声问了一句话。翻译小朴说：“她问，能带回去吗？”

我愣住了。

“带回去？”

“给弟弟。”她说，“弟弟一年没吃肉了。”

食堂里一下子安静了。其他女工都抬起头，看着我，眼睛里是一样的东西——不是乞求，是那种“能不能通融一下”的小心翼翼。

我嗓子发紧，半天才说：“吃吧，吃完再给你们装一份，带回去。”

那天中午，一百个女工，一百份红烧肉，没人吃。她们把肉一块一块夹出来，用塑料袋包好，塞进随身带的布包里。然后低头吃米饭，就着白菜汤，吃得干干净净。

那顿饭之后，我才真正明白，什么叫“一年吃不上两回肉”。

不是修辞，是真的。

崔姑娘家里六口人：爷爷瘫在床上，爹前年没了，娘有肝病，三个弟弟妹妹，最大的十二，最小的五岁。她一个月挣四十五块钱，家里就靠这四十五块钱活着。买粮，买药，买盐，买煤，剩下的，攒着给弟弟交学费。

“吃肉？”她愣了一下，“过年吃一回吧。去年没吃上，肉太贵了。”

我问她，平时吃什么。

她说，早上喝粥，玉米面熬的，稀得能照见人。中午在厂里吃——管一顿饭，有菜有汤，是家里唯一一顿干的。晚上回家，娘煮点土豆，或者白菜帮子，蘸盐吃。

“鸡蛋呢？”

“鸡蛋卖了。一个能换一斤玉米面。”

我听着，说不出话。

那年的冬天来得特别早，也特别冷。

十一月底，鸭绿江开始结冰。十二月初，雪下了三尺厚。新闻上说，朝鲜遭遇了百年一遇的大旱，粮食产量比前年少了三成。联合国粮农组织发报告说，朝鲜每人每天的粮食配给降到了250克——不到半斤，比三年前少了五分之一。

250克是什么概念？一碗米饭都不到。

可厂里那些女工，每天要走三个小时来上班，路上顶着风，踩着雪，脚上穿着磨透了底的解放鞋。到了厂里，手冻得通红，裂着口子，可一坐下就开始干活，切鱼、去骨、包装，一刻不停。

我问她们，不冷吗？

她们笑，说不冷，厂里有暖气。

可我知道，她们说的“不冷”，是因为车间里比家里暖和。她们家里，烧不起煤，炕是凉的，晚上睡觉要裹着所有衣服。

十二月中的一天，出了件事。

那天特别冷，零下二十多度。下午三点多，崔姑娘突然晕倒在车间里。我跑过去一看，脸色蜡黄，嘴唇发白，跟两年前李贞淑一模一样。

赶紧送医务室。厂里有个朝鲜派的医生，姓李，五十来岁，人挺好。他检查完，出来跟我说：饿的。低血糖，加上贫血，加上冻的。

“她中午没吃饭吗？”

李翻译去问了，回来眼圈红红的：“吃了。可她把自己那份馒头掰了一半，藏在兜里。她弟弟在家等着。”

我站在那儿，半天没动。

后来我去车间，看见崔姑娘的工位旁边，挂着一个布包。打开，里面是半个馒头，硬得能砸死人。旁边还有一个小本子，翻开，上面歪歪扭扭记着账：

“11月20日，借金明子两块钱。买药。”

“11月25日，还金明子一块。还剩一块。”

“12月1日，借朴英顺一块五。买煤。”

“12月5日，厂里发肉，带回家了。弟弟吃了，没够，说还要。”

我合上本子，眼泪差点下来。

那天晚上，我把食堂的规矩改了。

以后每天中午，除了管的那顿饭，再加两个馒头，让她们带回去。晚上加班的，再发一份饭，也是带回去的。工资之外，每个月发五斤大米，一斤猪肉，就当是“特区补贴”。

宣布那天，女工们站在食堂里，没人说话。然后，不知道谁带头，一个接一个，弯下腰，给我鞠了一躬。

崔姑娘站在最前面，抬起头，眼眶红红的，说了一句话。

李翻译说：“她说，厂长，我们这辈子，第一次有人把我们当人看。”

我扭过头，假装去看窗外的雪。

那年冬天，厂里还有一个规矩：每天晚上下班，我让司机把最远的那几个女工送回家。

一开始她们不肯，说走习惯了，不麻烦厂长。我说这不是麻烦，是厂里规定，不送的扣工资。她们才上车，挤在面包车里，缩成一团，生怕把座位弄脏了。

有一次，我跟着车去送崔姑娘。

她家在郊区，离厂里三十多里路。车开了快一个小时，停在一个村子边上。她下车，冲我挥挥手，然后走进雪里。

我跟了几步，看见她走进一间土房子。房子矮矮的，窗户糊着报纸，烟囱里冒出一缕细细的烟。门口站着两个孩子，小的那个跑过来，扑进她怀里。她蹲下来，从兜里掏出那半个馒头，递给小的那个。小的接过去，咬了一口，笑了。

我站在雪地里，看了很久。

十二月底，恩珠来了。

她长高了，穿着那件红棉袄，还是新的，领口绣着花。身后跟着金明子大娘，背着个布包，包里鼓鼓囊囊的。

“厂长，”恩珠跑过来，仰着脸看我，“我放假了，来干活。”

我蹲下来：“干不了。你才十二。”

“能。”她说，“我切鱼可快了。大娘教的。”

金明子大娘走过来，从包里掏出个东西，递给我。是一双手织的袜子——灰色的，针脚细细密密，和四年前李贞淑给我的一模一样。

“贞淑织的，”恩珠说，“她走之前织的，一直没舍得给你。大娘说，今年该给了。”

我接过来，攥在手里，半天说不出话。

那天晚上，我留她们吃饭。恩珠吃了两碗米饭，半盘红烧肉，吃到打嗝。大娘看着，眼眶红了又红，没让眼泪掉下来。

吃完饭，恩珠从书包里掏出那个账本，翻到最后一页，给我看。

上面写着：

“2015年12月，来厂里看李厂长。他厂里好大，有一百个工人。大娘说，我妈要是还在，肯定也在这儿干活。”

下面还有一行小字：

“妈，你看见了吗？厂长回来了。新义州会好的。”

2015年最后一天，厂里放假。

我给每个女工发了两斤猪肉，五斤大米，一包糖。崔姑娘那份，我多塞了一袋饼干——给弟弟妹妹的。

她们接过去，站成一排，又给我鞠了一躬。

然后，崔姑娘走过来，从兜里掏出一个小布包，塞给我。

打开，是一双手织的袜子。灰色的，针脚有点歪，可叠得整整齐齐。

“我织的，”她低着头，“不好。厂长别嫌弃。”

我攥着那双袜子，看着她的手。手上全是裂口子，贴着胶布，指甲缝里嵌着鱼鳞。她才十九岁，手像五十岁的人。

“你弟弟妹妹，”我说，“明年让他们来厂里，过年发糖。”

她抬起头，眼眶红了，可笑了。

那天晚上，我一个人站在车间里，看着那些机器，那些工位，那些挂着布包的挂钩。

脑子里想起的，是这一年的事。

想起崔姑娘晕倒那天，兜里那半个馒头。想起那个站在雪地里啃馒头的孩子，咬一口，笑了。想起恩珠的账本上写的那句话：“我妈要是还在，肯定也在这儿干活。”

想起那两双袜子。一双是李贞淑死前织的，一双是她闺女织的。一样的灰色，一样的针法，一样的叠得整整齐齐。

她们那么薄的身体，扛着那么重的家。她们饿得晕过去，可醒来的第一句话是“我弟弟在家等着”。她们一年吃不上两回肉，可心里头那块肉，比谁都肥。

2015年过去了。

新闻上说，新义州特区要搞起来了，四千亿美元，五年基建，十年建成。新闻上说，朝鲜粮食产量跌了三成，每人每天只有半斤粮。新闻上说，联合国呼吁给朝鲜捐一个亿，可没多少人响应。

可我只记得，那天晚上，一百个女工站在雪地里，鞠了一躬。

我只记得，崔姑娘递给我那双袜子，说“我织的，不好”。

我只记得，恩珠在那个账本上写：“新义州会好的。”

车过鸭绿江的时候，天快黑了。

我坐在车里，攥着那双新袜子，看着对岸那些灰蒙蒙的灯火一点点变小，变暗，最后消失在夜色里。

她们还在那边。她们还在活着。她们还在等。

等明年开春。等肉便宜点。等弟弟长大。等新义州真的会好。

朝鲜那地方，苦是真苦。可那些人，好也是真好。

那双袜子，我没舍得穿。和之前那些放在一起——2012年的，2014年的，2015年的。

四双了。

等着，还有下一个冬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