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明翰：世界中世纪史概要与学科发展概况

编者按

2026年3月3日，我国著名历史学家刘明翰先生溘然长逝，享年94岁。

刘明翰先生1932年4月出生于黑龙江省绥芬河市。1949年9月起在东北大学（后改名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就读本科、研究生。1954年8月毕业留校，先后任助教、讲师，兼任资料室主任。1958年调入山东大学历史系，1979年任校学术委员会委员暨山东省社会科学学科评委与历史学科评审组副组长，1979年评为副教授，1983年晋升为教授。1987年调至北京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任文化基础部主任、校图书馆馆长等，兼共青团中央高级职称评委会委员。1988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92年被首都师范大学聘为世界中世纪史博士生任课导师。1993年作为专家引进至湖南师范大学，1998年退休。2008年7月被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史研究所聘任为中国国际文化书院欧洲文艺复兴研究中心主任。1994年、2013年先后被聘为山东大学兼职教授。2013年由北京师范大学任命为现职985工程特聘教授，2017年被聘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世界一流大学与一流学科”特聘教授。

作为我国著名世界史专家和世界中世纪史与欧洲文艺复兴史学科奠基人，刘明翰先生成果卓著，著作等身。1960年至1963年在《山东大学学报》和《文史哲》杂志发表的《西欧封建制度的确立》《论胡司运动及其性貭》《关于世界上古史和中世纪史的断限问题》《路德初论》等重磅论文，确立了其在国内世界中世纪史研究领域的地位。改革开放以后，刘明翰先生的学术研究进入鼎盛期。1978年，他在《历史研究》发表了《文艺复兴的时代、巨人和科学》一文，较早吹响了世界史学科思想解放的号角。先后主持并完成“欧洲文艺复兴史研究”“欧洲宗教改革时期社会与民生变迁研究”等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独著《罗马教皇列传》《封建时代多元的精神文明》《日本女皇孝谦传》《欧洲宗教改革史》等；合著《北京基督教发展述略》《人类文明之火》《文艺复兴时代教育思想家》等；主编的《欧洲文艺复兴史》(12卷本)2013年获中国教育部全国第六届人文社科高校优秀著作一等奖，《世界史·中世纪史》为20世纪80年代全国高校统编教材，《人类精神文明发展史》(4卷本)列入国家“十五”重点出版规划项目，另主编《外国史学名著评介》（5卷本）《亚美利加文明》《世界史简编》《世界古代文明奇迹丛书》《欧洲文艺复兴时代名家名作丛书》（6卷本）等20部；在《历史研究》《世界历史》等刊物发表文章120余篇，构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世界中世纪史研究体系，在历史学界产生了重大影响。

刘明翰先生历任中国世界中世纪史研究会秘书长、副会长、会长，中国德国史研究会副会长，2004年当选为中国世界古代中世纪史学会名誉理事长。先后被选任为中国日本史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民族研究学会常务理事、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学术委员等。2017年被聘任为(日本)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副会长。1988年受聘为德国弗赖堡大学讲座教授。此外，参加了第16届、第22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在斯图加特大学、不来梅大学及香港中文大学、日本横滨大学讲课，赴美、加、韩、瑞士及中国港、澳、台参加学术会议或讲学。积极推动中外学术交流，为中国世界史学科发展拓展了国际视野,在国内外史学界享有崇高声望。

刘明翰先生治学七十余载，执教于多所高校，躬耕教坛，桃李满天下。特别是长期工作于山东大学历史学院,是山大世界史学科发展的主要建设者与奠基人。他坚守立德树人初心，循循善诱、诲人不倦，精心培育一代代史学人才，门下弟子多成长为学界中坚与骨干力量，为我国世界史学科人才队伍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斯人已去，风范长存。为寄托哀思，本期公众号特推送先生《世界中世纪史概要与学科发展概况》一文，以资悼念。

世界中世纪史概要与学科发展概况

一、世界中世纪史学科的重要性

世界历史中,中世纪是一个特有的重要阶段。“中世纪”一词,最早出现在欧洲文艺复兴时代,它是16 世纪意大利人文主义的语言学家和历史学家们首先提出来的。由于他们崇拜希腊、罗马古典文化,所以把古典文化衰落后至文艺复兴前的这段时间称为“中间的世纪”。17 世纪末,德国历史学家凯列尔在他的名著《历史全程》(又称为《通史》)一书中,把当时人类的历史划分为古代、中世纪和近代三个时期,此后,“中世纪”这个概念在西方学术界长期沿用下来。

马克思、恩格斯在他们的一系列经典著作中都援用了“中世纪”概念,但他们赋予了新的科学内容,把中世纪视为封建制度在世界范围内占统治地位的时期,主张中世纪是处于古代奴隶制社会和近代资本主义社会之间。今天,世界上欧洲、亚洲和非洲的许多国家、民族和语言都是在中世纪时开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如:欧洲的法兰西、德意志、意大利、英格兰、俄罗斯、荷兰、瑞士、捷克、波兰,以及北欧的瑞典、丹麦和东南欧的塞尔维亚,以及阿拉伯各国、土耳其和非洲的马格里布等国家。而亚洲的中国、日本、朝鲜、越南和印度等上古时已形成的诸国都是中世纪时更加繁荣和扩大的国家。

世界上三大宗教之一的伊斯兰教是中世纪的七世纪于阿拉伯产生并在西亚、中亚、北非广大地区得到传播;中世纪时期佛教在亚洲各地鼎盛;基督教则传遍欧洲各地并出现罗马教皇制和天主教(又称罗马公教)、基督新教和东正教并立的局面。中世纪时也是印度教和日本神道教盛传的时期。通过学习和掌握世界中世纪史的基础知识,必然知晓各个世界性宗教的来龙去脉及其主张。不了解世界中世纪史,就不可能知道资本主义是怎样萌芽和产生的,早期殖民主义是如何使亚非拉广大地区的人民被殖民侵略、逐渐沦入被奴役深渊的。世界中世纪史时期,有许多杰出科学家的伟大发明创造,文史学家的不朽巨著,有无数劳动人民的能工巧匠和政治改革家以及民族英雄们可歌可泣的丰功伟绩,学习之后能令人深受启迪和教育。

在世界历史的长河中,中世纪是一个重要的过渡时期。从社会演变的纵向看,它是从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过渡的前夜;从世界由分散到整体的横向发展看,它是世界走向整体化进程的准备阶段。这种时代的过渡性对于我们认识今日世界颇有启发。经济全球化是今日世界不争的事实,它说明今日世界正从整体化向全球化过渡,人类社会是螺旋式向前发展,今日世界的过渡是更高层次的过渡。但与中世纪的过渡仍有相通之处,例如,今日出现了许多新兴市场国家要走向世界,实现“复兴梦”。中世纪后期曾有一些开始市场经济的国家向海外探索,追求“大国梦”,但有的成功,有的失败了。它们的经验教训是有现实意义的,以史为鉴能使人明智。从中世纪演变出的人本主义也有现实意义,对照中世纪的黑暗使人更感到尊重人权与人性的可贵。

二、世界中世纪史的基本内容及其体系、分期的安排

中世纪的世界,各地社会经济形态确实很不一致,但从纵向与横向的世界全局考虑,这时期的研究与教学重点和基本内容应该是研究封建社会经济形态的产生、形成、发展和解体的历史过程。要阐述广大农民、手工业者及其他劳动人民进行生产活动和反对封建主剥削、压榨而进行斗争的历史。中世纪时期知识分子、科学家和社会各个阶层进行科学实验,创建精神文明,以及政治、经济、文化制度和封建战争等内容均属历史范畴,有待研究和总结。

中世纪同古代相比,生产力有了提高,封建社会比奴隶制社会前进了一个社会阶段,社会关系和政治制度等有进一步变化,世界各国各地区的发展很不平衡。世界上,亚、欧多数国家封建制经济、政治和文化都有进一步发展,非洲北部的封建制逐渐形成,但非洲多数地区尚处于奴隶制社会或原始公社制社会末期。美洲的印第安人,除少数地区进入奴隶制阶段外,绝大部分居民仍过着原始公社制生活。而澳洲、太平洋和印度洋上许多岛屿的居民绝大多数仍处于原始公社制社会阶段。

中世纪总体上讲是奴隶制过渡到封建制时代。但由于各个民族、国家向封建制社会过渡的背景、条件和途径、时间并不相同,有一些国家并未经过奴隶制社会,而直接向封建制过渡。各国的具体历史过程互异,封建制各有不同特点。世界上多数国家还是有共同之处的,即封建的生产方式是社会生活的基础。所以世界中世纪史的主要内容应该讲封建的基本制度是怎样在亚、欧大多数国家和非洲部分国家占主导地位的。

关于世界中世纪史的体系安排,欧美和苏联的一些学者曾流行“西欧中心论”和单纯的“综合年代法”,处处以欧洲为典型,视东方为特殊另类,把亚非拉的历史作为陪衬,这显然是错误的。“西欧中心论”是以“白种人至上”的“种族优劣论”为凭据,实质上是为西欧殖民侵略政策服务的体系。《世界中世纪史》纵横几大洲,涉及数十国,既不能面面俱到、零散罗列,也不能过分泛论,陷于散而空。在体系、排列上要注重这样一些问题的界限:

1.无论是从东亚的朝鲜、日本开始叙述,还是以西欧法兰克为开端,把西欧的庄园制、农奴制列为一种类型,都要注意与西欧中心论划清界限;

2.根据史实进行分期,按年代顺序阐述历史,要同“综合年代法”有所区别;

3.可以沿用东、西方的一些通用的王朝符号,但与帝王将相体系有所不同;

4.虽另有中国历史课,但阐述中世纪中国在世界史上的地位和重要贡献,仍属必要而不可缺。

世界中世纪史新体系发展建议:

1.应按地区和重大的典型专题划分若干单元,将西欧、东欧、西亚、非洲与阿拉伯、伊朗、奥斯曼等封建帝国以及东亚的朝、日等分别组合为各个单元;

2.应适当增加亚、非、美洲的历史内容以及东西方经济、文化联系的历史比重;

3.应注重讲述科技是生产力的内容,欧洲文艺复兴、中世纪晚期自然科学的新纪元推动世界历史发展的重大作用;

4. 加强原始积累和对西欧早期殖民主义的剖析,揭露殖民主义者血与火的侵略,使亚非拉人民从此沦入被奴役的悲惨境地;

5.增加对中世纪晚期国际关系史的阐述,通过对西班牙、葡萄牙和奥斯曼帝国变化的史实,说明霸权不会持久,通过一系列国际条约、协定,对欧洲疆域的渊源以及基督教、伊斯兰教中诸教派的分歧和争端的由来,能进一步了解;

6.增加中世纪时中国与欧洲经济、文化关系的内容,阐明14 世纪前中华文明居世界之首及其历史上的重大影响。

关于世界中世纪史的上限开端时间,在《剑桥中世史》第一卷开头,列举过12 种有关的开始年代的说法。不过在我国史学界则主要有三种主张:

1.以中国最先进入封建社会的时间为上限,有的按西周“分封建国”时算起,亦有人以公元前475年战国开始的年代或西晋统一(公元280 年)为中世纪时代的开端;

2.不同具体时间为上限的年代,而以公元3 至7 世纪欧亚多数国家奴隶制社会解体,陆续向封建社会过渡为上限。苏联科学院20 世纪50~60 年代出版的十卷本《世界通史》即倡此说;

3.仍以公元476 年西罗马帝国灭亡、欧洲一些新兴封建国家产生为标志。

关于世界中世纪史的下限,国内外史学界的分歧甚多。外国学者中,有人主张以东罗马帝国灭亡、君士坦丁堡陷落(1453 年)为中世纪结束的断限;有人主张以路德开始的宗教改革(1517 年)或以尼德兰革命爆发(1566 年)为中世纪下限和世界近代史开端;也有人提出根据世界多数地区仍存在封建社会,以1789 年法国大革命的开始作为中世纪时代结束的下限为宜;《剑桥近代史》第一卷,将欧洲文艺复兴开始的14 世纪初作为中世纪史结束和世界近代史的开端。

关于世界中世纪史的下限和世界近代史开始的年代问题,近年来我国史学界主要有两种意见。一种是20 世纪80 年代由国家教委组织16 所高校合作统编通用的《世界史·中世纪史》(由人民出版社1986 年出版) 主张将英国资产阶级革命(1640 年)作为世界中世纪史的下限和世界近代史的开端,其主要观点是以社会经济形态和政治制度为主要标志,认为欧洲文艺复兴、新航路的开辟、欧洲宗教改革、三十年战争等事件都属于封建制解体时期的反映;另一种意见的代表是国家教委组织编写,由吴于廑、齐世荣主编的6 卷本《世界史》,其中古代史下卷(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 年出版)主张“地理大发现和文艺复兴”的15 世纪至16 世纪为中世纪史结束和世界近代史的开端。关于历史某段如何断限是为了更好叙述历史,如果从教学实际出发讲通史,后者断限有其优点;如果专讲中世纪史,前者更有助于说清问题。

关于世界中世纪史内部的历史分期,我国在20 世纪70 年代以前,基本上是沿用苏联的分期法,即按西欧的情况将封建时代的中世纪分为早(5~11 世纪)、中(11~15 世纪)、晚(16~17 世纪)三期,然后又用削足适履的方式,强行把亚洲的历史内容肢解,压缩成为零散的三期(三段),并入到西欧史的轨道之中。改革开放以后,史学界按照中世纪史的史实,以15 世纪末为断限,将欧洲和亚洲封建社会的发展、变化分为上行和下行的前、后两大时期(非洲、美洲不宜分期)。前期是封建社会的形成和发展、繁荣时期,后期是随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和产生,封建社会进入逐渐衰落和解体时期。再者,15 世纪末和16 世纪初,西欧诸国对亚非拉广大地区开始殖民侵略后,亚非拉许多国家和地区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反殖民侵略和反抗殖民统治者压榨,这同15 世纪以前各国的社会矛盾已有所不同。许多学者认为以15 世纪末(1492 年)新航路的开辟为标志,将中世纪的前、后两个时期加以大体的划分是符合史实的,此后仅是属于中世纪的晚(或称为后)期,并非已是资本主义时代的世界近代史范围。因为就世界范围论,中世纪晚期封建制的社会经济形态和政治制度在各地仍然处于主导地位。

三、封建生产方式与封建国家的主要特点

世界各国封建制度的类型和特点互有区别,而且差异很大,但封建生产方式的主要特征基本上是类同的。生产的个体性质和小规模性是各国封建社会生产的共同特点。

关于封建社会经济的特点,恩格斯曾概括地论述道:

中世纪社会:个体的小生产。生产资料是供个人使用的,因而是原始的、笨拙的、小的、效能很低的。生产都是为了直接消费,无论是生产者本身的消费,还是他的封建领主的消费。只有在生产的东西除了满足这些消费以外还有剩余的时候,这种剩余才拿出去卖和进行交换;所以,商品生产刚刚处于形成过程中;但是这时它本身已经包含着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的萌芽。

上述内容明确指出,封建社会中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低,因而商品货币经济不可能得到较大的发展。

封建制比以前的奴隶占有制社会是一大进步,封建生产方式是一个新的社会经济形态。封建土地所有制是封建制度的基础。在封建制度下,生产关系的基础是封建主本人或由国家占有主要生产资料——土地和不完全地占有生产工作者——依附农民和农奴。土地的封建主所有制与独立的个体小农经济相结合,以及农民由于耕种封建主的土地而对封建主的人身依附和由于这种依附而被迫产生的封建主对农民的超经济强制,便是封建制社会经济的典型特点。

列宁曾将封建制度同资本主义制度加以对比,指出封建生产方式的基本特征有下述四点,即: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直接生产者被分予一般生产资料特别是土地,同时他必须被束缚在土地上;超经济的强制;技术的极端低下和停滞。封建社会中封建主阶级及官府对广大农民的压榨是多方面的。农民生产的绝大部分产品,被封建主以封建地租以及名目繁多的捐税和教会的什一税等多种形式所侵吞。封建剥削主要是通过劳役地租、实物地租和货币地租的形式实现的。封建制形成的初期,以劳役地租占优势,稍后实行的是实物地租,最后则以货币地租为主导形式。马克思曾分析道:

不论地租有什么独特的形式,它的一切类型有一个共同点:地租的占有是土地所有权借以实现的经济形式,而地租又以土地所有权、以某些个人对某些地块的所有权为前提。……在劳动孤立进行和劳动的社会性不发展的情况下,直接表现为直接生产者对一定土地的产品的占有和生产……一切地租都是剩余价值,是剩余劳动的产物。地租在它的不发达的形式即实物地租的形式上,还直接是剩余产品。

封建经济和封建社会的阶级结构及阶级斗争决定了封建国家政权的性质。封建国家的政权形式,在不同时期和不同的国别里都有着明显的不同和差异。

东方各个地区的封建国家,基于封建土地国有制占优势,由国家集中管理的水利灌溉设施在农业中占有重要地位,特别是从奴隶制社会承袭下来的庞大的国家组织系统和官僚机构,因而往往在封建社会形成之初,便是中央集权的统治形式。

东方许多封建国家的情况亦多有区别。日本在大化改新前后曾全面学习中国唐代的经济和政治,但1192 年镰仓幕府掌握军政实权后,形成了天皇同军人幕府二元化的平行王朝的统治局面。中世纪的印度、印尼等国长期处于封建分裂的政治状态,国家并未能统一集权。

而欧洲,在封建社会的初期,古代日耳曼人的各个“蛮族”国家处于各自独立的分裂割据状态。由于自然经济的统治地位和经济的分散性,欧洲的诸公国、伯国、侯国各自林立,实际上互不隶属。查理帝国时的“暂时性军政联合”,并未能持久。迄843 年凡尔登条约签订时终于分裂为三:即东、西法兰克以及法兰克中部地区和包括意大利在内的狭长地带。这便构成为后来德、法、意三国的雏形。

欧洲各国由于社会生产力和城市经济的发展,特别是政治状况的不同,因而各国大体分为下述几种类型:

一类是随着社会生产力和城市经济的发展,国内市场的形成和市民力量的增强,西欧一部分国家,如:英、法、西班牙等出现了全国性的等级代表机关——议会的封建君主制,亦即“等级君主制”。迄15 世纪,这些国家逐渐发展为封建中央集权的民族国家。自15 世纪末至17 世纪,这类国家封建君主和贵族占统治地位,确立了绝对君主专制政体,王权和领土扩大,推行重商主义和殖民贸易。

另一类是俄罗斯,它是在反抗蒙古人统治和奴役的民族独立斗争中,实现了莫斯科公国的统一,进而在1547 年确立了沙皇的统治。上述两类国家本民族的语言和文化同集权国家是同步促进和形成的。

再一类是德国和意大利等,由于自身经济发展不平衡,工商业中心多在边境并以对外贸易为主,缺乏全国性统一的国内市场,国内长期分裂,政治上未能统一。

此外,则是东欧和东南欧的许多小国家,处于神圣罗马帝国或东罗马或奥斯曼帝国统治下,长期受侵略、被奴役,国家的独立和富强受挫。中世纪时,阿拉伯的哈里发帝国和奥斯曼帝国,一度版图横跨亚非欧,这类国家属于政治、经济和军事、宗教合一性的政权形式。

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是中世纪阶级斗争的最高形式。封建社会初期的阶级斗争规模较小,多局限于部分地区的范围,斗争的主要内容是自由农民反抗农奴化的斗争。它的积极意义在于大体限定和制约了封建租税的平衡性标准。在东欧,拜占庭的保罗派运动和斯拉夫人的托马起义,以及阿拉伯帝国版图内的历次起义规模大、影响甚广。

欧洲10~11 世纪城市兴起后,阶级结构和社会矛盾日趋复杂,阶级斗争亦增加了新内容——城市内部的阶级斗争。城市的阶级斗争大体经历了为争取自治权、城市行会反对城市贵族的压榨,以及城市平民与农民起义联合等阶段。

1358 年法国的“扎克雷”起义和1381 年英国的瓦特·泰勒起义为逐步推翻农奴制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东欧的胡斯战争和斯坎德培起义是反外族侵略和反封建奴役相结合的伟大农民战争。1524~1526 年伟大的德国农民战争是欧洲资产阶级反对封建制度的第一次大决战。德国农民战争后,农民处境的更恶化和某些地区“农奴制的再版”,不是农民战争造成的,而是农民战争失败的后果。

中世东方各国的农民运动,以规模大、时间长、影响广为其主要特点。中国从陈胜、吴广起义到太平天国革命历次农民战争声势之大、次数之多为世界历史所罕见。阿拉伯帝国的穆康纳起义、巴贝克起义、黑奴大起义及日本的山城国起义均彪炳史册。美洲印第安人的铁诺奇蒂特兰保卫战、“伟大印加”的战斗旗帜,体现了被侵略、被压迫民族不屈不挠地反抗殖民主义的斗争精神。

四、封建时代的精神文明与宗教概况

社会文明的结构包括三个部分,即社会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制度文明。在三者的关系中,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是最根本的。而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两者,物质文明最为重要,它是人类得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是精神文明能否发展所依赖的物质条件。但精神文明并非跟在物质文明之后亦步亦趋,它有时具有超前性,例如封建时代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并未确立时,便有空想社会主义的先驱者《乌托邦》和《太阳城》的问世;闵采尔和康帕内拉等人的观点和主张,是精神文明特点的体现。制度文明包括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法律制度和文化教育制度等许多方面,它既存在于物质生产领域,也存在于精神生产领域,它有自身界定的范畴,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所包括不及的,它有时表现为物质文明同精神文明联系的中介。

精神文明指的是人类精神现象中的积极因素,包括人类改造主、客观世界的积极成果,人类意识形态中的理想、观念、成果、思潮以及各种载体。精神文明的核心是人类在改造世界中形成的精神生产的肯定性成果,即人类精神觉醒的表现和成就。不同时期的精神文明都各有其突出的主张和重点。封建时代的精神文明是在封建的生产方式和封建的物质文明的基础上形成的。封建时代有占主导地位的封建地主阶级的精神文明,也有广大农民和劳动群众的精神文明。后者虽欠系统,但不断发展。两者之间一向有着激烈的斗争,中外史实概不例外。

自古以来,科技历来是精神文明的第一要素,是社会的第一生产力,又是社会进步与发展的主要动力。思潮、文化教育以及文学、艺术、史学、哲学、法学、政治学等是精神文明的成果,而各项文教事业的设施、机构,如学校、博物馆、图书馆……则是精神文明的表现和载体。人们的心理、思想、道德、风尚、信念等均是精神文明思想建设的内涵。人类精神文明的终极追求主要在三个方面,即,人类自身的全面发展与解放;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碰撞与协调;以及人对自然的认识、改造与和谐。

封建时代不同阶段中,精神文明发展的状况和规律怎样?精神文明发展过程中有哪些经验教训?封建时代有哪些思想家、理论家,他们的观点和著述如何?这些都是应着重探讨的问题。中世纪各国各地区精神文明的主要共同点是:由于封建主阶级处于统治地位,他们为了发展地主阶级的精神文明,维护封建制度,而把封建秩序说成天经地义,给封建压榨蒙上了“神赐的灵光”。

封建时代是世界各个宗教最活跃、传播最广的时期。在封建时代,凡是反对或不满在各国占统治地位的教会、教派者,凡是触犯了宗教教条者都被斥之为异端或邪教。在“异端”中又分为许多教派,他们反对维护封建正统的教会的斗争,是阶级斗争的一种表现形式。在欧洲,如阿尔比派(其中有华尔多派和纯洁派)、多里奇诺为首的“使徒兄弟派”、以约翰·保尔为代表的“罗拉德派”及胡斯派等,在中国,张角的“太平道”、张鲁的“五斗米道”、直到明朝的白莲教……都是异端的各派。大量史实证明,亚、非多次大规模的反封建斗争,经常利用民间流行的宗教外衣作为组织和发动群众的工具,这是一种较普遍的现象。

关于文明的问题,众说纷纭。尽人皆知,野蛮时代和文明时代有明显的不同。文明是文化的升华,文字的发明和应用是进入文明时代的重要标志。文明起源于奴隶制社会。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在其名著《历史研究》一书中曾分析道:世界上共出现过21 个文明,文明的起源是多元的,在21 个文明中有六个文明是最早一代的。即:埃及文明、苏美尔文明、米诺斯文明、古代中国文明、玛雅文明和安第斯文明。笔者认为:汤因比的划分缺乏科学规律性,过分琐细。中世纪的精神文明按思想、宗教和风尚等划分,大体有下述文明地区。即:以儒学为主的中国儒、道、释文明;以佛教为重点的东亚和东南亚文明;遍及东、西欧的基督教文明;阿拉伯——伊斯兰文明;以及美洲的印第安文明。例如,基督教文明包括天主教、基督教和东方俄罗斯与拜占庭东正教文明;阿拉伯文明是埃及、伊朗、阿拉伯、叙利亚文明的总称。印第安文明包括了汤因比所述的墨西哥、尤卡坦、玛雅、阿兹特克和安第斯文明。

封建时代精神文明的特征是,多元多线发展、地域性强,宗教因素作用大,15~16 世纪是发展变化的里程碑。古老的中国在封建土地国有制的前提下,从孔孟、董仲舒到朱熹为代表的维护帝王专制的儒学(其中亦有很多精华),长期居统治地位,三纲五常等维护封建的物质文明和制度文明。在欧洲,从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到托马斯·阿奎那的《神学大全》,基督教的名著都在鼓吹封建等级制是上帝的安排,教皇是上帝的代表等,充分说明它是为巩固封建统治的精神文明。在西亚北非,阿拉伯——伊斯兰文明盛行,最高的唯一信仰是真主安拉,并以《古兰经》为经典依据。

15~16 世纪是封建时代的转折点。文艺复兴、新航路的开辟、宗教改革和自然科学新纪元的开端,这四件划时代的事件,是人类精神文明发展、变化的里程碑。

五、为世界整体化做准备,中世纪中国和世界的交流

约千年的中世纪使世界各地各族人民的经济文化交流进一步发展。除美洲、大洋洲及南部非洲之外,整个欧亚大陆彼此之间通过陆路与海上的“丝绸之路”基本上已沟通了,并形成三大块文明区,西方是信奉基督的文明区,东方是信奉儒学与佛学的文明区,中间是横跨欧、亚、非三洲的伊斯兰,阿拉伯文明区。这种态势为世界的整体化做了重要的准备。三大区之间的交流,特别是东方大国中国的对外经济文化交流,为这一准备所起的作用被后人忽视了,甚至被低估了。

中国在上古时期,农业文明与宗法制的社会结构的传统,神本、人伦和民本思想,以及悠久的黄河文明与长江文明,奠定了中华文明的基础。秦汉时代出现了大一统的文明格局。魏晋南北朝时,儒、佛、道多元文化的交融与整合,使中华文明辉煌灿烂。隋唐时代,中国主盟东亚,中外交流增多,科技与艺术丰富多彩,到处显示出“何处春江不月明”的万千景象。五代宋元时期,中国政治多元,海疆拓展,科技发达,中外交流出现新高潮。

14 世纪以前,中国早在商代已知用铁,春秋战国时中国纺织业已有手摇纺车,西欧13~14 世纪才出现手摇纺车,比中国晚约1600 年。中国古代中世纪时,劳动人民在江河上、在峡谷间曾建造无数桥梁,包括梁桥、拱桥和索桥三种基本体系,许多建筑技术乃世界之创举。中国的古塔和石窟是佛教塑像、雕刻、壁画等建筑艺术的突出成果。著名的塔有:嵩岳寺塔(登封,公元523 年建)、神通寺四门塔(济南,611 年建)、大雁塔(西安,652 年建)、开元寺塔(河北定州寺,1001 年建)、佑国寺塔(开封铁塔,1049 年建)等。著名的石窟有:敦煌莫高窟、云冈石窟、龙门石窟、麦积山石窟等。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现并使用漆料和漆器的国家。商代和西周时已用之涂饰兼防腐;隋唐时漆器制造艺术始传至日本等国;明清时中国漆器种类扩大,远销世界各地。中国素有“瓷器之国”的盛誉。隋唐时瓷器生产繁荣,元明清时向多种彩瓷方向发展,成为珍贵艺术品。

14 世纪以前,中国的精神文明长期在世界上领先。中国的四大发明(造纸、印刷术、火药和指南针)及其西传,加速了阿拉伯世界及欧洲的发展。中国火药、火器的制造技术,12 世纪已在中亚应用。恩格斯指出:

在十四世纪,阿拉伯人把火药和火炮的使用方法经过西班牙传到了欧洲。

中国发明的指南针,12 世纪时已应用在航海中。中国明初以前的造船术和航海远超威尼斯、热那亚及阿拉伯,在世界上是领先的。郑和下西洋(1405~1433 年) 时的大宝船长约44 丈(约140米)、宽18 丈(约57 米),载重量千吨以上,遍访亚非30 余国,驰名世界,比迪亚士、哥伦布、达·伽马等开辟新航路要早半个世纪。哥伦布1492 年驶往美洲时最大的“圣玛利亚号船”只有17 米长、6 米宽。总之,14 世纪明朝建国之初的中国是世界上经济、文化和科学最发达的国家。此前,世界上重要的发明和科学成就约300 项,其中出自中国的约为175 项,占57%以上。

中世纪时,虽然中国同个别外国封建统治者之间也有军事冲突,但人民之间的友好往来,始终是中国同各国之间关系的主流。中国同亚洲的朝鲜、日本之间,长期有着活跃的商贸和文化联系。中国的儒学、佛教对朝鲜、日本的传播有重大影响。日本的孝谦女天皇曾号召应“以唐为师”,日本从630~894 年间先后曾任命过19 次遣唐使。新罗和日本来中国的留学生(僧)归国后,曾积极推行过效仿中国的政治和经济改革。日本在镰仓幕府、室町幕府和织田信长之后,丰臣秀吉在16 世纪末侵略朝鲜并妄图再入侵中国,称霸亚洲,最后以可耻的失败而告终。

东、西方经贸文化交流的“丝绸之路”,自两汉至隋唐,从洛阳、长安经西域的南北二道,后来增加了一条“北新道”,共有三条陆路。中国唐朝的兴盛,阿拉伯帝国的扩大,使“丝绸之路”从8 世纪起有了大发展,不仅有陆路,而且有了海路,714 年广州设置了中国第一个海外贸易机构市舶司。曾任宰相的贾耽(730~805 年)写出地理书,记有7 条海路,其中重要一条是从广州经印度到波斯湾的巴格达,再经也门到东北非地区。此外,另有一条中、韩、日之间文化与贸易交流的东方海上“丝绸之路”,即从山东半岛“极海之处”的登州、莱州通往朝鲜、日本的商贸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

宋元是海上丝绸之路大发展时期,泉州、杭州也都建市舶司,航线遍及东南亚、南亚各地,特别是从波斯湾向非洲发展,经贸活动达到桑给巴尔、基尔瓦、莫桑比克的克利马内。中国的瓷器、茶叶、丝绸从沿海又传到非洲内地。所以朱思本于1311~1320 年绘制的“舆地图”非洲是倒三角形。这比当时西方人对非洲的认识要先进的多。明初郑和的航行又将“海上丝路”发展到顶点。

中世纪的中外文化交流保留记载的重要人物有:唐朝的杜环,他是走访中东、非洲地区的第一中国人。762 年沿海上丝路回国后著有《经行记》,记录了其见闻。西方国家来华的第一人,要推威尼斯的马可·波罗,他于1271~1295 年来华巡游、任职。他的游记是西方人认识中国的入门之作,影响很大。之后不久,中国旅行家汪大渊于1328~1339年访问了亚非数十国,他的《岛夷志略》大大扩大了中国人的世界视野。接着是摩洛哥旅行家伊本·白图泰于1346 年来华,他的游记不仅将中国信息传至西班牙,而且越过大沙漠传至马里帝国,15 世纪初,随着郑和航行的文人作家,马欢、费信、巩珍的游记对中国人了解世界和中外文化交流都做出了重要贡献。

13~14 世纪时,罗马教廷屡遣教士来华,在中国南北各地建立教堂布教。罗马教皇希望元朝信奉和推广天主教,13 世纪又几次派使者要求同中国元朝联合夹攻已占耶路撒冷基督教圣地的伊斯兰教势力,未获结果。元朝也在1288 年和1336 年派遣专使赴西欧通好于罗马教廷。对于16—17 世纪早期来华的耶稣会士的评价问题,如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等应把早期来华的耶稣会士同鸦片战争后来华的传教士区别开来。应肯定前者在“知识传教”路线下,起过西学东渐传播文化的积极作用。（节选自《历史教学》，2016年第2期）

《中国历史评论》编辑部选编

本期编辑：朝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