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年，她当代表委员交出的161份答卷

全国人大代表、陶然居集团董事长严琦的发言，收获阵阵掌声。会议结束后，面对围拢过来的中外记者，她笑着从包里拿出一盘逼真的麻辣鸡“菜模”——红油鲜亮、鸡肉饱满，几乎可以假乱真。

“最后，我想给重庆的丰都麻辣鸡打个call。”严琦举着盘子，声音清亮，“真心实意地邀请大家来重庆打卡‘渝味 360 碗’，总有一碗是你的最爱！”

闪光灯亮成一片，上百名中外记者举起手机，争相拍摄这盘麻辣鸡。这一幕，很快刷屏互联网。有人说，这是今年两会“最有味道”的一幕。

其实，更“有味道”的是这盘麻辣鸡的背后：一位连任十一届、十二届、十三届的全国政协委员和十四届全国人大代表的民营企业家，19年的履职故事。

“严大姐”的人大代表联络站

带着“麻辣鸡”上会的严琦，让中外媒体看到了重庆味道的高光时刻。但很多人不知道，这个女企业家还有另一个身份——石柱土家族自治县桥头镇村民口中的“严大姐”。一个与他们围坐院坝、共话家常的自己人。

2022年5月，严琦第一次走进桥头镇。彼时，这个市级乡村振兴重点帮扶镇，山多地少，青壮年大多外出务工，留下的老人守着荒山发愁。原本只想“捐点钱就走”的她，被村干部的一句话留了下来：“想让村民富起来，不能单纯投点钱，必须让他们有‘造血能力’。”

从那以后，严琦把自己“绑”在了桥头。她一年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守在村里。但比起拔地而起的项目，更让村民们感到踏实的，是那个在院坝会上随时可以找到的“严大姐”。

在桥头镇瓦屋村，严琦提议设立了人大代表联络站。从全国人大代表到乡镇人大代表，四级代表在这里轮流接待群众。这里没有主席台，没有发言稿，几张条凳一围，就是解决问题的现场。

2025年夏天，村民老马带着几分困惑走进联络站。“严代表，村里修路我们都支持，可占用我那几分地，补偿标准到底是咋定的？大伙儿心里没底。”严琦一边在民情日记本上认真记录，一边详细询问情况。会后，她将这条线索梳理成一份关于规范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征地补偿流程的建议，通过人大渠道转交相关部门。不久后，镇里不仅核实了补偿情况，还对村民的疑问逐一作出政策解释，并举一反三完善了公示流程。

还有一次院坝会上，村民彭春兰道出了返乡创业的烦恼。她和丈夫曾在外打工多年，回乡养猪后，好不容易有了起色，却卡在了销路上。严琦当场与她结成了对子，不仅帮她解决了销路问题，还鼓励她安心扩大规模。“现在我没有后顾之忧了，只管把猪养好。”彭春兰的这句话，成了对严琦履职成效最朴素的注解。

这样的事情一多，村民们都习惯了：遇到难事，先找联络站。“以前觉得人大代表离我们很远，现在感觉就在身边。”一位村民说。

严琦用19 年印证着一个朴素的道理：人民代表，根在人民，要听见人民的声音，履职才能有力量。正是因为在院坝会上坐得下来，才能在人民大会堂里说得上去；正是因为把群众的“急难愁盼”记在本上、放在心上，才能把他们的期盼带到国家最高议事殿堂。

严琦说：“这些来自田间地头、带着泥土气息的声音，汇聚成了她建议的源头活水。”而这，正是一名人大代表的应有本色。

19年161份提案建议见证的责任担当

从重庆代表团开放团组会议出来，严琦的手机响个不停。有记者约采访，有代表问情况，有企业家同行打听“渝味360碗”的经验。

她一一回复，耐心细致。这种忙碌，她早已习惯。

2008年，严琦成为全国政协委员的第一年，就提交了14份提案。其中一份是关于“预防和遏制家庭冷暴力”的建议。

当时，家庭“冷暴力”还是个新词。很多妇女向妇联投诉：丈夫不说话、不理不睬、长期冷战，精神上备受折磨，却投诉无门。

严琦调研发现，现行法律对家庭暴力的界定主要是身体暴力，精神层面的伤害很难认定。她把这个问题写进提案，提交给全国妇联。

答复来了：冷暴力的提法不够准确，如何认定、如何取证缺乏可操作标准，需要再斟酌。

这是一份C类答复——因客观条件限制需创造条件加以解决。换作别人，可能就此放下。但严琦没有。

“提案不是扔出去就完事了。”她说，“现在条件不成熟，不代表永远不成熟。”

此后的每一年，只要有机会，她就提起这个话题。2013年，她成为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再次呼吁关注妇女精神伤害问题。2018年，她在小组讨论中结合新情况继续发声。 2023年，她当选十四届全国人大代表，又特别关注妇女权益保障法修订草案中关于精神暴力条款的内容。

成为代表委员的19年间，她提交了161件提案建议，受理回复111件。其中A类（解决或基本解决）34件，B类（正在解决或列入计划逐步解决）58件，C类（因客观条件限制需创造条件加以解决）19件。

这个数字的分布，恰是中国民主政治的真实样态：不是每一条建议都能立竿见影，但每一条建议都被认真对待；不是每一个问题都能马上解决，但每一个问题都在被看见、被推动。

2021年，她和另一位委员联名提出关于规范执行“回收食品”规定的提案。当时，很多因为规格、外观等问题不符合合同约定而被退回的食品，被简单归为“回收食品”处理，造成大量浪费。

一份面包，因为烤得颜色深了点被退回；一箱苹果，因为个头大小不均被退回。这些食品本身符合安全标准，也在保质期内，却只能销毁。

严琦算了一笔账：全国餐饮业每年因此造成的浪费数以亿元计。她提出，不能把合同违约问题和食品安全问题混为一谈，这类食品应采取补救措施后继续销售。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在答复中表示，将认真研究建议，对回收食品重新作出科学定义，并通过法律形式予以明确。此后，在新修正的食品安全法中，相关内容得到体现。

2023年，严琦成为十四届全国人大代表。她的视角从具体问题转向更深层的制度思考。

在桥头镇，她发现一个普遍问题：民营企业参与乡村振兴，流转的集体土地无法通过抵押获得贷款，融资难成为最大瓶颈。

“企业想扩大规模，手里有地，但银行不认。”她走访多家企业，把这个问题带到全国两会。她建议，完善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制度，打通工商资本下乡的堵点。

会后，她继续跟进。在参加农业农村部相关座谈会时，她再次反映这个问题。不仅如此，她还带着桥头镇的实际案例，向全国工商联提交补充材料。

这份建议被全国工商联列为A类答复——解决或基本解决。相关部门正在研究制定配套政策。听到这个消息，严琦高兴地在帮扶桥头镇的企业家微信群里发了消息：“有希望了，再等等。”

一场“双向奔赴”的民主实践

3月6日，结束一天的审议讨论，严琦回到房间继续整理今年准备提交的建议：民企参与万企兴万村、弘扬中国传统餐饮文化、新消费场景建设……

每一份建议背后，都有故事。

关于“万企兴万村”的建议，来自桥头镇的院坝会。2025年夏天，有村民向她反映：村里闲置资产、集体资产比较碎片化，缺乏专业化整合推介，还有一部分村企结对存在“供需错配”。她当场记下，回去查资料、问专家，最终形成建议。

关于“渝味360碗”的建议，来自陶然居国潮美食街区的运营实践。这个投入3000余万元的项目，自开街以来累计接待游客超百万。但商户们反映，新消费场景建设缺标准、缺政策支持。她把这些问题写进建议。

关于弘扬中国传统餐饮文化的建议，则是在与老字号传承人、非遗技艺守护者的多次交谈中逐渐成形的。“很多老味道正在消失，需要我们这一代人想办法留住它们。”一位年过七旬的烹饪大师的话，让她深受触动。

有人问她：当了19年的代表委员，怎么还这么拼？

她笑了笑：“看到自己提的建议，一点点变成现实里的政策、变成老百姓脸上的笑容，就觉得什么都值了。这是代表应该做的。”

从田间地头到人民大会堂，从一份建议到一项政策，从一个人发声到一群人受益——这就是严琦履职路的基本轨迹。

今年全国两会，严琦将带着8份建议，再次走进人民大会堂。这条走了19年的路，她还将继续走下去。

而她身后，是千千万万个像她一样的代表委员。他们扎根基层，倾听民声，把一个个普通人的期盼，汇聚成民主的磅礴力量，推动国家前进。这正是中国民主政治的生动注脚：每一个声音都被听见，每一个问题都被认真对待，每一个人都被看见。（源：新重庆-重庆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