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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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婚三年,许砚白始终觉得我是朵需要依附他的菟丝花。
他的白月光一个电话说剖腹产没人照顾,他扔下高烧四十度的我,连夜飞去陪她坐月子。
那晚,我烧得神志不清,却突然想通了一切。
扔掉婚戒,删掉监控,我拖着行李箱登上了去西北的绿皮火车。
后来,卫星图上显示,无人区深处出现了一个奇迹般的生态小镇。
他找过来时,我正站在自己捐建的教学楼前,给牧民的孩子发奖学金。
他红着眼求我回去。
我笑了:“许总,您认错人了。这里的牧民,都叫我沈镇长。”
01
我叫沈鸢,是一只被许砚白养在笼子里的鸢。
结婚三周年纪念日这天,我把自己反锁在浴室里,看着手机屏幕上那个共享定位的红点,从上海虹桥机场,一路飞到了成都双流。
定位的终点,是华西妇产医院的高级月子中心。
十分钟前,我烧到了四十度,浑身像被人拆开又胡乱组装起来一样疼。我哆嗦着给他打电话,听筒里传来的却是机场广播那甜美的登机提示音。
“鸢鸢,宋瑶剖腹产,她家里没人照顾,我不放心。”他的声音很急,急到甚至没问我为什么声音在抖,“你吃点药先睡,我最多一周就回。”
一周。
我想笑,可嘴角扯了扯,只扯出一串生理性的眼泪。
门锁“咔哒”响了一声,是阿姨在门外着急地喊:“太太?太太你还好吗?我送你去医院吧!”
我撑着洗手台站起来,镜子里的人脸色惨白,头发被冷汗打湿,一缕一缕地贴在脸上。像鬼,更像个笑话。
宋瑶是他的白月光,是他心里的朱砂痣,是他酒后抱着我喊错的名字。
而我,沈鸢,是他失意时捡回来的一只鸟。温顺,听话,没有脾气,会在他回家时递上拖鞋,会在宋瑶打电话来时安静地躲进卧室。
三年了,我以为自己早就习惯了。
可此刻,当我一个人蜷缩在冰凉的瓷砖地上,听着外面除夕夜的鞭炮声时,我突然明白了一个道理——
笼子做得再精致,再舒适,它也终究是个笼子。
02
我没有去医院。
我撑着最后一点力气,翻出床头柜里那板过期的布洛芬,干吞了两粒。
药片卡在喉咙里,苦得要命,像这三年来每一个独守空房的夜晚。
这一夜,我做了很多梦。
梦到第一次见许砚白的时候,是在杭州的灵隐寺。那天飘着细雨,他站在一棵千年古樟下,眼神穿过人群,落在我身上。
他问我:“姑娘,你知道求什么签最灵吗?”
我说:“心诚则灵。”
他笑了,说我是他见过最干净的女孩,像山间的鸢尾花,不染尘埃。
后来我才知道,那天他是陪宋瑶来还愿的。宋瑶去洗手间了,他一个人在廊下发呆,顺便,逗了逗我这只傻鸟。
梦醒的时候,天已经亮了。
我摸了摸额头,还是烫,但人清醒了很多。
拿起手机,屏幕上安安静静,没有一条微信,没有一个未接来电。
我点开他的朋友圈。
一分钟前,他发了一张照片:一碗鸡汤,卖相很好,配文是“小祖宗说想喝鸡汤,连夜炖的,手艺没生疏”。
评论区一片点赞,共同好友们在下面起哄:“许总还是这么宠瑶瑶!”
我盯着那个“小祖宗”看了很久。
原来,他也是会照顾人的。
原来,他不是冷漠,只是他所有的温柔和耐心,都给了一个叫宋瑶的女人。
而我,只是他家里一个不用付钱的保姆,一个免费的床伴,一个在需要时永远“懂事”的摆设。
03
我放下手机,赤着脚走到衣帽间。
他的西装,他的手表,他的领带,整整齐齐地挂在最显眼的位置。我的衣服被挤在最里面的角落,小小的一排,像这个家给我的位置——边缘的,随时可以被忽略的。
我拿出那个落了一层灰的24寸行李箱。
这是结婚时我陪嫁的箱子,红色的,很喜庆。三年来,它一次也没用过。许砚白说,出门有他,我什么都不用带。
我信了。
所以我现在什么都没有。
我把自己的衣服一件件叠好放进去。不多,刚好装满半个箱子。
然后,我拉开床头柜最下面那个抽屉,拿出一个文件袋。
里面是我的身份证,我的大学毕业证,还有一张存折。
存折上有八万块钱,是我这三年写稿子攒下的私房钱。每次许砚白给我零花钱,我都会省下一点,存进去。他总笑我小家子气,说许太太花什么钱,刷他的副卡就是了。
可他不知道,那不是小家子气,那是怕。
我怕有一天,这个笼子关不住了,我想飞的时候,连买张车票的钱都没有。
现在看来,我当初的怕,是对的。
04
收拾好东西,我没有急着走。
我去厨房给自己煮了一碗面。鸡蛋卧了两个,青菜烫得翠绿,热气腾腾的。
我一边吃,一边刷手机,看从上海去西北的火车票。
以前听一个驴友说过,西北的戈壁滩上,有一个很小很小的镇子,在地图上几乎找不到。那里缺水,缺电,缺年轻人,只有留守的老人和漫天的黄沙。
但那里,有最干净的星空,和最烈的风。
我想去看看。
不是因为那里有多好,只是因为,那是许砚白最讨厌的地方。
他喜欢的是巴黎,是纽约,是东京的银座和香港的太平山顶。他说西北那种地方,穷山恶水,去一趟回来,身上三天都是沙子味。
巧了,我想去的就是这种地方。
我选了最慢的一趟绿皮火车,硬卧,三十七个小时。
买完票,我把截图发给了许砚白,然后拉黑了他所有的联系方式。
微信,电话,支付宝,甚至微博。
做完这一切,我提着行李箱,站在玄关处,最后看了一眼这个我住了三年的房子。
装修是许砚白喜欢的极简风,黑白灰,冷冰冰的,没有一点烟火气。唯一有温度的东西,是阳台上那盆我养了三年的茉莉。
我走过去,给它浇了最后一次水。
然后,开门,下楼,头也不回。
05
坐上出租车的那一刻,我浑身都在抖。
不是冷,是兴奋,是害怕,是一种即将冲出牢笼的野兽般的悸动。
司机师傅从后视镜里看了我一眼:“姑娘,去火车站?过年期间人多,得提前点。”
“嗯。”我点点头,看着窗外飞速后退的城市风景,突然觉得一切都陌生起来。
这座我生活了八年的城市,这座我以为会埋葬我余生的城市,原来也不过是地图上一个可以随时离开的坐标。
手机震了一下。
是阿姨发来的微信:“太太,药在茶几上,记得吃。许总那边,你别往心里去,男人嘛,总有个拎不清的时候。”
我回她:“阿姨,这些年谢谢你。我走了,冰箱里有包好的饺子,你带回去给孙子吃吧。”
发完,我关机。
不想再看任何人的消息,不想再听任何人的劝解。
这些年,我听够了“他会改的”,“他只是一时糊涂”,“你才是正宫,要大气”。
去他妈的大气。
我沈鸢,从现在开始,只为自己活。
06
三十七个小时的火车,我睡睡醒醒,看了三部电影,听完了收藏夹里所有的歌。
对面铺上是个回老家的大学生,很健谈,问我怎么一个人去那么偏远的地方。
我说:“去找我自己。”
他愣了一下,然后笑了,说姐姐你真文艺。
我也笑了。不是文艺,是真心话。
这些年,在许砚白身边,我是许太太,是沈秘书,是宋瑶的替身,是一切,唯独不是沈鸢。
我都快忘了真正的自己是什么样子了。
还记得大学的时候,我是登山社的社长,爬过雪山,穿过沙漠,拿过省级的徒步大赛冠军。那时候的沈鸢,眼睛里是有光的。
是什么时候开始熄灭的呢?
大概是许砚白说“女孩子就该安安静静待着”的时候;是他说“外面太危险,我保护你”的时候;是我一次次拒绝朋友的邀约,最后变成一个没有社交的“宅女”的时候。
他用爱织了一张网,把我缠得密不透风。
我以为那是港湾,其实那是温水煮青蛙。
07
下车的时候,已经是第三天的清晨。
站台上只有稀稀拉拉的几个人,风很大,夹着细小的沙粒,打在脸上有点疼。
我深吸一口气,空气里有陌生的味道,干燥,凛冽,像自由。
镇子上比我想象的还要破旧。
一条主街走到底,两边是灰扑扑的平房,有几家小卖部,一家邮局,一个已经停产的供销社。路上走的都是老人,穿着厚厚的棉袄,慢悠悠的,像一部褪了色的老电影。
我找了镇上唯一一家能住人的招待所。
老板娘是个五十多岁的阿姨,脸被风沙吹得粗糙,但眼睛很亮。她一边给我办入住,一边打量我:“姑娘,一个人来这地方旅游?这可不是什么风景区。”
我说:“不是旅游,是想待一阵子。”
她愣了一下,然后笑了:“那敢情好,这地方啊,留不住人,年轻人都走了,就剩下我们这些老骨头。你能来,热闹。”
我拿着钥匙上了楼。
房间很小,一张床,一个柜子,一扇朝着戈壁的窗。暖气烧得很足,窗户上结了一层雾气。
我用手擦出一小块,往外看。
远处,天地交接的地方,是一望无际的灰黄色。苍茫,荒凉,却也壮阔得让人想哭。
那一刻,我对着窗户上那块透明的玻璃,轻轻说了一句:
“沈鸢,欢迎回家。”
08
安顿下来之后,我开始思考接下来怎么办。
八万块钱看着不少,但在没有进账的情况下,撑不了多久。
我得找工作。
可这个小镇子,别说公司了,连个像样的打字复印店都没有。
转机出现在第三天。
那天我去邮局给家里寄明信片——寄给我妈,告诉她我很好,别担心。邮局的工作人员是个戴眼镜的大姐,她看我写的地址是上海,惊讶地问我:“姑娘,你是大城市来的?”
我说算是吧。
她眼睛一亮,拉着我聊了半天。
原来,镇上的小学缺老师,缺了好几年了。公办老师不愿意来,来的也待不久。孩子们上语文课,很多时候就是自己读课文。
“你一看就是文化人,”她抓着我的手,“能不能去给孩子们上上课?不要你教得多好,就陪他们读读书,讲讲大城市的事儿,让他们知道外面的世界长啥样。”
我想都没想就答应了。
第二天,我走进了那所全镇唯一的小学。
三排平房,一个土操场,旗杆是根木头杆子,国旗旧得有点发白。
校长是个五十多岁的汉子,姓马,见我第一面就给我鞠了个躬。
他说:“沈老师,谢谢你能来。”
那一刻,我突然觉得,我这趟西北,来对了。
09
我成了四年级的语文代课老师。
说是老师,其实更像孩子王。班上只有十一个孩子,最大的十三岁,最小的九岁。皮肤都黑黑的,眼睛却亮得像戈壁滩上的星星。
他们对我这个“上海来的老师”好奇极了。
下课的时候,总有一堆小脑袋挤在办公室门口,偷偷看我。我假装没发现,他们就更大胆一点,推推搡搡,嘻嘻哈哈。
有个叫阿依古丽的小女孩,辫子又黑又长,眼睛像两汪泉水。她悄悄问我:“老师,你为啥来我们这儿啊?这儿啥都没有。”
我说:“谁说的?你们这儿有星星啊。上海的星星可没你们这儿多。”
她歪着脑袋想了想,笑了,露出两颗缺了的门牙:“那老师你喜欢星星吗?”
“喜欢。”
“那我晚上带你去我家房顶上看,我爸说,天最黑的地方,星星最亮。”
那一刻,我心里某个一直皱巴巴的角落,突然被熨平了。
是啊,天最黑的地方,星星最亮。
而我,在许砚白那间灯火通明的豪宅里,已经三年没抬头看过天了。
10
在镇上的日子,过得慢,也过得快。
每天六点起床,去学校带孩子们早读。中午和他们在食堂一起吃饭,糙米饭,土豆炖羊肉,热乎乎的,比我一个人在许家吃的牛排好吃一百倍。下午没课的时候,我就去戈壁滩上走一走。
风吹在脸上,硬朗,直接,不像上海的风,总是拐着弯的。
一个月后,马校长找我谈话。
他说县里有个扶贫项目,可以申请资金,但得有人写材料,做规划。以前没人会弄,年年申请,年年被打回来。
我看了看那些材料,笑了。
这不就是我老本行吗?
嫁给许砚白之前,我在一家策划公司做文案,最擅长的就是包装和申报。
我花了一周时间,重新写了项目书,把“我们要钱”包装成了“我们要打造一个戈壁深处的生态教育样板”。
申请书寄出去的那天,马校长拉着我的手,半天没说话。
最后他说:“沈老师,你是不是天上的文曲星下凡啊?”
我被他逗笑了。
什么文曲星,不过是一个曾经被关在笼子里,只能靠写字打发时间的金丝雀罢了。
11
两个月后,项目批了。
三十万,对于我们这个小镇来说,简直是天文数字。
消息传开的那天,整个镇子都轰动了。小卖部的大叔非要送我两瓶汽水,邮局的大姐拎着一篮子鸡蛋来招待所找我,就连平时最不爱说话的牧民老大爷,都骑着摩托车给我送来一条风干的羊肉。
马校长红着眼眶说:“沈老师,你是我们镇的恩人。”
我说不是我,是政策好。
他说:“政策年年有,但能把政策变成钱的人,我们等了几十年。”
那天晚上,我一个人坐在招待所的窗前,看着外面黑沉沉的天,突然特别想找个人说说话。
可是拿起手机,通讯录翻了一遍,竟然不知道该打给谁。
以前的朋友早就不联系了,唯一有联系的许砚白,现在也躺在黑名单里。
我突然有点想笑。
三年婚姻,我活成了他世界里的附属品,却丢掉了自己所有的世界。
12
就在那天晚上,一个陌生号码打了进来。
我犹豫了一下,接了。
那头是许砚白的声音,沙哑,疲惫,带着一点压抑不住的怒火:“沈鸢,你闹够了没有?”
我没说话。
他继续说:“我找了你好久你知道吗?你妈都快急疯了。你能不能懂点事,先回来?”
懂事。
又是懂事。
我深吸一口气,说:“许砚白,我在哪儿你知道。你来过吗?”
他顿了一下,说:“那边太远了,我这边走不开。宋瑶她……”
我挂了电话。
后面的话不用听,我也知道。
宋瑶怎么了,她的孩子怎么了,她又怎么了。
这三年,我听过太多以“宋瑶”开头的话。
宋瑶不舒服,我去陪她;宋瑶心情不好,我去哄她;宋瑶需要人照顾,我去,我去,我去。
我去你妈的。
我关了机,把手机扔在床上,拉过被子蒙住头。
可是眼泪还是不争气地流了下来。
不是因为还爱他,是因为心疼过去的自己。
那个傻姑娘,怎么就那么能忍呢?
13
第二天,我给自己找了一堆事做。
项目资金到了,要盖新教室,要买新桌椅,要弄一个像样的图书室。马校长把我拉进了项目组,说是让我监督,其实就是不想让我闲着。
忙起来,就没空想那些有的没的。
工地上每天都有干不完的活,不是水泥标号不对,就是砖头不够了。我这个曾经的“许太太”,穿着军大衣,戴着安全帽,在工地上和工人们扯着嗓子喊,灰头土脸的,比谁都像本地人。
有一天,运砖的车陷在沙地里了,我和几个牧民一起推车,推了整整两个小时,推完一屁股坐在地上,累得连话都不想说。
一个牧民大哥递给我一瓶水,说:“沈老师,你跟我们见过的城里人不一样。”
我问他哪里不一样。
他说:“那些来扶贫的,都是拍个照就走。你是真干活的。”
我喝了一口水,没说话。
心想,干活好啊,干活累不死人。
干活的时候,就不用想那个负心汉了。
14
半年后,新学校落成了。
三排平房变成了两栋二层小楼,土操场铺上了水泥,旗杆换成了不锈钢的,国旗是新买的,红得耀眼。
剪彩那天,全镇的人都来了。
孩子们穿上最干净的衣服,家长们手里攥着哈达,老人们坐在轮椅上,被推着来看热闹。马校长让我上台讲话。
我站在台上,看着底下那些黑红的脸庞,那些亮晶晶的眼睛,突然不知道该说什么。
半天,我只说了一句:“谢谢你们,收留了我。”
底下有人笑了,有人在抹眼泪。
阿依古丽跑上来,给我戴了一条自己编的彩色手绳。
她说:“老师,你别走了好不好?我们舍不得你。”
我蹲下来,抱住她,闻着她头发上阳光的味道,说:“好,老师不走。”
那一刻,我突然明白了一个道理。
不是只有爱情才能留住一个人。
被需要,被信任,被一群孩子当作唯一的星星,这种踏实的感觉,比什么风花雪月都来得滚烫。
15
许砚白又打过几次电话。
有时候是陌生号码,有时候是他换号打。每次都是那几句话:回来吧,我错了,我想你。
我问他:“宋瑶呢?”
他说:“她出月子就回美国了,我们不联系了。”
我说:“哦,她不联系你了,你才想起我?”
他沉默。
我说:“许砚白,你知道我当初为什么走吗?”
他说:“因为我没照顾好你,宋瑶那边……”
我打断他:“不是因为宋瑶,是因为我自己。”
“我在你身边三年,活成了一个影子。你高兴了,逗我一下;你不高兴了,我就得自己待着。你陪她坐月子,我不怪你,毕竟她是你的白月光。我怪的是,你从来没想过,那天晚上,我一个人躺在浴室地上的时候,有多冷。”
“许砚白,”我最后说,“我现在不冷了。这儿的太阳很大,风很烈,人很暖。我不用再等谁回家,我自己就是家。”
说完,我挂掉电话,把他所有的号码都拉黑。
这一次,我不会再心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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