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走了10年，搬家翻出母亲藏的一个铁盒子，打开后我痛哭流涕

我母亲是2015年走的，胃癌，从查出来到人没了，前后不到四个月。

那年我36岁，在县城一家机械厂上班，一个月四千来块钱。

媳妇在超市当理货员，挣得更少，两千出头。我们有个儿子，那年刚上小学一年级。

母亲查出来的时候已经是晚期了。其实她胃疼了大半年，一直扛着没去看，就自己去村里的卫生室拿点胃药吃。

我姐后来跟我说，母亲有一回疼得在床上直打滚，是邻居张婶看见了告诉我姐的。

我姐打电话问她，她还说没事没事，就是吃坏了肚子。

等我们硬拉着她去县医院做了检查，医生把我叫到走廊上说了情况，我当时靠在墙上站了好一会儿才缓过来。

住院治疗了两个月，花了将近六万。我拿了三万多，我姐拿了两万，剩下的是母亲自己的积蓄。

化疗做了两个疗程，人瘦得脱了相，头发也掉光了。

母亲戴着一顶我姐给她买的灰色绒线帽，坐在病床上，有时候看着窗外发呆。

我问她在想啥，她说想家里那几棵丝瓜该摘了，再不摘就老了。

都那个时候了，她惦记的还是院子里的丝瓜。

后来医生说没有继续治疗的意义了，我们就把母亲接回了家。

母亲走的那天晚上，我不在跟前。

厂里那阵子赶一批货，连着加了半个月的班。那天晚上十一点多，我姐打电话过来，就说了一句：妈没了。

我从厂里骑电动车回老家，二十多里路，冬天，风刮在脸上跟刀子似的。

路上经过镇上的时候，路灯一盏一盏地往后掠过去。

我骑得很快，但脑子里一片空白，什么都想不了。

到家的时候，母亲已经被我姐和我姐夫收拾好了，穿上了寿衣，躺在堂屋的门板上。

我进去看了一眼，没哭出来。

不是不想哭，是整个人是懵的。

后来办丧事、下葬、待客，前前后后忙了好几天。

村里的老人们来帮忙，搭灵棚、做饭、烧纸，里里外外一大摊子事。

那几天我忙得脚不沾地，反倒没有时间难过。

等亲戚们都走了，村子里安静下来，我一个人站在母亲的屋子里，看着她叠得整整齐齐的被子和枕头边上那个老花镜，腿一软就蹲在了地上。

母亲这一辈子没享过什么福。

我父亲走得早，我上初中那年没的，矿上出了事故。

赔了几万块钱，那些钱母亲一分没舍得花，全存着供我和我姐上学。

父亲走了以后，家里的地就靠母亲一个人种。

我们那片是旱地，种的玉米和小麦，浇地的时候要去很远的机井排队抽水。

农忙的时候，母亲天不亮就下地，天黑透了才回来，手上全是裂口子，冬天的时候裂得往外渗血，她就抹点蛤蜊油，拿胶布缠上接着干。

我姐比我大四岁，初中毕业就不念了，出去打工。

走的那天母亲送到村口，我姐上了去省城的大巴车，母亲站在路边看着车开远了才往回走。

那天晚上我听见母亲在她屋里哭，声音压得很低，怕我听见。

我念到了高中，没考上大学，出来进了厂。

母亲一个人在老家，后来年纪大了种不动地了，把地流转给了别人，一亩地一年五百来块钱。

她又在村里帮人看孩子，谁家地里忙的时候把小孩送到她那儿，一天给三十块钱。

有一年过年我回去，母亲在厨房忙活了一上午，做了一桌子菜。

有红烧肉、炖鸡、蒸鱼、拔丝地瓜，满满当当摆了一桌。

我说妈你做这么多谁吃得完。

她说你好不容易回来一趟，多吃点，在外头吃不上这些。

吃饭的时候我注意到她碗里全是素菜，肉和鸡她一筷子都不夹。

我给她碗里夹了块鸡腿，她又悄悄夹回了盘子里，说你吃你吃，我不爱吃肉，牙咬不动。

其实她哪是不爱吃，她是舍不得。

我结婚的时候，母亲把攒了多年的三万块钱拿出来给我办的婚事。

那三万块钱她是用一个布袋子装着拿来的，全是些零钱，最大面额的就是一百的，更多的是五十的、二十的。

我姐出嫁那会儿，母亲陪嫁了一万二，那已经是她当时能拿出来的全部了。

母亲走了以后，老家的房子就空了。

那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盖的老土房，三间正房加一个小院子，土墙青瓦。

母亲在的时候，院子里收拾得干干净净，靠墙根种了几棵丝瓜和豆角，窗台上还摆了两盆不知名的花，叶子绿油油的。

屋里的家具虽然旧，但擦得发亮，地面扫得一尘不染。

母亲走后，没人打理了，院子里长满了草，窗台上的花盆也干枯了。

我每年清明和过年回去两趟，烧烧纸，把屋里简单打扫打扫。

有一回过年回去，发现堂屋的墙皮掉了一大块，露出了里头的土坯。

我站在那块脱落的墙皮前面看了好一会儿，那土坯里头还夹着麦秸秆，是当年盖房子的时候掺进去的。

今年国庆节前，村里通知说那片老房子要拆了，统一规划建新农村社区。

让我们赶紧把家里的东西收拾收拾，该搬走的搬走，十月底之前必须腾空。

十月二号那天我开着面包车回了老家。

媳妇本来说要跟我一起去，我说不用了，东西也没多少，我自己搬就行。

其实是我想自己一个人回去待一会儿。

推开院门的时候，锁头上全是锈，费了好大劲才拧开。

院子里的草都长到膝盖了，几棵丝瓜架子歪歪扭扭地倒在墙根底下，藤蔓早就干透了，风一吹沙沙响。

屋里的灰有一指厚。

母亲房间里的摆设还是十年前的样子。床上的被子叠得整整齐齐，枕头边上的老花镜还在那个位置。

床头柜上放着一个搪瓷杯子，杯子里还有半杯水，早就干了，杯底结了一圈白色的水垢。

我先把母亲屋里的东西一样一样往外搬。被褥、衣裳、脸盆、暖壶、那个搪瓷杯子，一件一件往面包车上装。

母亲的东西不多，她这辈子也没置办过什么像样的家当。

衣柜里挂着的几件衣服，最新的也是五六年前的款式，有两件还打着补丁。

搬到最后，就剩下一个老式的木头柜子。

这个柜子跟了母亲几十年了，是她当年的嫁妆，听说是姥爷找木匠打的。

柜子是榆木的，漆都掉光了，露出了木头本来的颜色，两个铜把手也发绿了。

我打开柜子，里头有几件旧棉袄，叠得整整齐齐。

最上面那件我认得，是母亲冬天常穿的那件藏青色棉袄，领口磨得发白了。我拿起来放在鼻子底下闻了闻，上面还有一股淡淡的樟脑丸的味道。

我一件一件拿出来往袋子里装。

拿到最底下的时候，手碰到了一个硬东西。

我扒开棉袄一看，是一个铁盒子。

就是那种老式的月饼铁盒，方方正正的，盖子上印着嫦娥奔月的图案，铁皮上生了不少锈斑，但是擦一擦还能看清楚花纹。盒子不大，比一本书宽一点，拿在手里沉甸甸的。

我记得这个盒子。

小时候母亲把它放在柜子最上面，不让我们碰。

我和姐姐都以为里头装的是什么值钱的东西，有一回趁母亲不在家，我踩着凳子够下来打开看了一眼，里头就是些零碎的东西，那时候小，觉得没什么意思，又给放回去了。

那是快三十年前的事了。

我坐在母亲的床沿上，把铁盒子放在膝盖上，掀开了盖子。

最上面是一个红色的碎花布包，布头打了个结。我解开来一看，是一沓钱。

都是些旧钱，十块的、五块的、一块的，还有几张五毛的。

钱捆得很整齐，用一根橡皮筋扎着，橡皮筋已经老化发脆了，一碰就断成了好几截。

我数了数，一共两千六百块。

钱的下面压着一个牛皮纸信封，信封上没写字，封口也没有封，只是把口子折了进去。

我打开一看，里面是一个存折，农村信用社的，红色塑料皮，户名是母亲的名字。

我翻开存折看了一下，上面密密麻麻记了好多笔。

最早的一笔是2003年，存了200块。

之后基本上是每隔两三个月存一次，有时候存三百，有时候存五百，最多的一次存了一千二。

最后一笔存款是2014年11月，存了五百块。也就是母亲查出病的前几个月。

余额是一万四千三百块。

加上铁盒子里的两千六，一共是一万六千九。

我盯着那个存折看了很久。从2003年到2014年，十一年，她一点一点地攒了这些钱。

看孩子一天三十块，种地一年几千块，她是从牙缝里头一块一块省出来的。

存折下面是一个透明的塑料袋，袋子封口用绳子系了个死扣。我解了半天才解开，里头装着几样东西。

第一样是我的高中毕业证。

我都不记得这个东西了，当年毕业的时候随手一丢，没想到母亲给收着了。

毕业证的塑料封皮发黄了，翻开来里面的照片上我还是个毛头小子的模样，瘦瘦的，头发剪得很短。

第二样是我姐的初中毕业照。黑白的，一群孩子站在教学楼前面，我姐站在第二排左边第三个，扎着两个小辫子，笑得露出一排牙。

照片背面用圆珠笔写了一行字："慧慧初中毕业 1996年7月"。

是母亲的笔迹，歪歪扭扭的，母亲没上过几年学，写字很费劲。

第三样是一张彩色照片，我儿子百天的时候在县城照相馆拍的。

胖乎乎的小脸蛋，裹着一个红色的小包被。

照片背面也有母亲的字："孙子一百天，2009年3月"。

我记得那张照片我洗了两张，给了母亲一张，当时想着她可能会贴在墙上。没想到她没贴，放在了铁盒子里。

第四样是一张折了好几折的纸，纸已经发黄了，边角都起了毛。

我小心翼翼地打开，是一张医院的住院缴费单。

日期是2006年9月，科室是骨科，缴费金额四千二百块。

2006年9月。

我想了好一会儿才想起来。

那年我刚进机械厂没多久，骑摩托车上班的路上被一辆拉砖的三轮车刮了，右腿胫骨骨折，在县医院住了半个多月。

那时候我没有医保，厂里也没给上保险，三轮车车主是个外地的，赔了一千块钱就跑了，后来再也联系不上。

住院费全是母亲掏的。

可是我记得当时她跟我说的是两千多，说从家里拿了点钱又跟张婶借了点，凑够的。

她跟我说的是两千多。

实际上是四千二。

她怕我刚上班没多少积蓄心里有负担，硬是把数字砍掉了将近一半,四千二百块钱，她那时候看孩子一天三十，不吃不喝得看一百四十天。

她把这张缴费单留了下来，叠好了放在铁盒子最底下。

我不知道她为什么要留着这张单子。可能是提醒自己这笔钱花出去了，也可能就是留个念想。

铁盒子里的东西就这些了。

两千六百块零钱，一个存折，一张毕业证，一张毕业照，一张百天照，一张住院缴费单。

都不是什么值钱的东西。搁在别人眼里就是一堆破烂。

可是我坐在那个空荡荡的屋子里，抱着那个锈迹斑斑的铁盒子，哭得喘不上气来。

母亲走了十年了。这十年里我以为自己已经慢慢放下了，平时也不怎么想起她，偶尔梦到一回，醒了叹口气也就过去了。

日子一天一天过，该上班上班，该接孩子接孩子，好像什么都没变。

可是打开这个铁盒子的那一刻，十年前那些事一下子全涌回来了。

母亲在病床上戴着绒线帽看窗外的样子，她过年做一桌子菜自己不夹肉的样子，她在地里弯着腰割麦子手上全是裂口的样子，她送我姐上大巴车然后一个人站在路边的样子。

存折上那一万四千三百块，她生病住院的时候为什么没拿出来？我和我姐凑钱给她治病的时候，她明明还有这些积蓄。

我想了很久，想明白了。

她知道自己治不好了。那些钱花在她身上就是打了水漂，她不舍得。她宁可让我和姐姐多出点钱，也要把这一万多块钱留下来。

她大概想着，等她走了以后，我们收拾她东西的时候能翻到这个铁盒子，那时候这笔钱就算是她最后留给我们的。

可她没想到我们一直没动这个柜子。

她的门一锁就是十年。柜子一直没打开过，铁盒子在最底下的棉袄堆里压了十年。橡皮筋都碎了，存折上的钱到现在也没取出来过。

如果不是今年村里拆迁，我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打开这个盒子。

我在母亲的床上坐了很久，太阳从窗户照进来，照在对面那堵掉了墙皮的土墙上。屋里安安静静的，院子里偶尔传来几声鸟叫。

回去的路上，我把车停在路边，给我姐打了个电话。

我姐接起来问我东西搬完了没有，我说搬完了。然后我说姐你知道咱妈柜子底下有个铁盒子吗。

我姐说哪个铁盒子？

我说就是小时候放在柜子顶上那个月饼盒。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我姐说你打开了？

我说打开了。

我姐又沉默了好一会儿，声音有点变了，说里头有啥？

我一样一样跟她说了。说到那张四千二百块的缴费单的时候，电话那头就只剩下我姐的哭声了。

哭了好一阵子，我姐才缓过来，说了句：咱妈这辈子，啥都舍不得花，啥都给咱们攒着。到走了都还惦记着给咱们留钱。

我说嗯。

然后我俩都没再说话，就那么举着电话沉默了好一会儿。

存折上的钱我后来去信用社取了出来。柜台的小姑娘查了一下说这个存折太久没动过了，需要走个手续。我把母亲的死亡证明和我的身份证都带了，办了大半个小时才取出来。加上利息，一共一万五千多。

我和我姐一人一半。

我那七千多块钱到现在也没舍得花，单独存了个账户放着。

那个铁盒子我带回了家，用湿布把锈斑仔细擦了一遍，擦完以后盖子上的嫦娥奔月又能看清楚了。我把它放在卧室的衣柜里，里面的东西一样都没动。毕业证、照片、缴费单，都还在原来的位置。

就是那两千六百块零钱我没放回去，换了一样东西进去。

去年我儿子中考，考上了县一中，就是我当年没考上大学的那所高中。录取通知书发下来那天，我儿子高兴得在屋里蹦了好几下。

我把那张录取通知书复印了一份，折好了，放进了铁盒子里。

我想着以后这个盒子会一直传下去。等我老了，我儿子打开它的时候，他能看到他奶奶留下的那些东西，也能知道他奶奶是个什么样的人。

一个一辈子舍不得吃、舍不得穿、把所有的钱都攒给儿女的农村老太太。

这样的母亲，这世上有千千万万个。

我的母亲，只是其中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