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叫“大包干”?
其实说白了,就是“包产到户”,就是把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那一套,搬到了建筑工地上。
当年在农村,包产到户是一条碰不得的红线,碰了,可能要付出极大的代价。
可安徽小岗村的村民,还是顶着巨大的压力,偷偷按下了红手印。
为什么?因为集体干,粮食打得太少,人饿得受不了。
那个年月,有的人家一年到头才能吃上一顿白面,有的连这一顿也吃不上。孩子多,粮不够,分到碗里的,就是清汤寡水。
我母亲曾说起过一件事。
她路过一户人家,屋里飘出一阵阵肉香,她一下子就愣住了.
她已经一年多没闻过肉味了。
那股香味一钻进鼻子,口水就止不住地涌,眼泪也跟着往下掉。
她多想进去,可那不是她的家,进去了,也得被撵出来。只能站在门外,忍着。
这能怪她吗?
不是她不勤快,是干一年,也挣不着钱。
那时候生产队出工,一天挣一毛钱,顶多两毛。一个月下来,也就五六块钱。
黑市上,一斤大米就要三毛。也就是说,辛辛苦苦一个月,换不来二十斤米。这点粮食,自己都不够吃,还要养孩子,日子怎么过?
当然,也不能全怪生产队。大家上工,都是磨洋工,出工不出力。锄一亩地的草,二三十人一起上,还得干上一两天。效率低成这样,地里自然打不出粮,大家也只能一块儿受穷。
那当年的建筑工地呢?
差不多一个样。
那时候工地上没有农民工,没有包工头,清一色是国有正式职工。这些人有个共同点就是干活慢,能拖就拖。不是他们天生懒,是制度允许他们懒。因为干多干少,拿的钱一样,那谁还愿意卖力?
我当时是木工。
说是木工,其实是钢模工。八十年代,工艺升级了,模板从木板换成钢的,可干活的速度,一点没变快。拼一根梁柱,三个人能干四五天。搁现在,一个农民工,小半天就干完了。
所以那时候的项目,十个有九个是亏的。有人一听“亏”,就往贪污上想。其实想多了,那时候工地没有包工头,材料供应商,材料是国家统一供应的,项目也是国家指派的,想捞钱都没地方下手。项目亏,就是干得太慢,人力成本太高,根本挣不到钱。
计划经济那会儿,大家还不觉得疼。等转到市场经济,问题一下子就暴露了:公司发不出工资,大批员工下岗,企业眼看就要撑不住了。
那几年,全国国企一片哀嚎,中建的日子也不好过。
我去报销一百块钱的路费,财务都拿不出来。不是没钱,是项目接不到,接到了也亏。中建五局当年搞了个“十大亏损项目”排行榜,其实亏的项目,远不止这十个。
根子在哪?是体制。
工地上搞的还是生产队那套,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唯一不同的是,生产队靠工分吃饭,工人们拿的是固定工资。项目亏也好,赚也罢,工资照发。可结果呢?项目亏、公司亏,最后工资也发不出来了。
就在这个时候,一个改变中建命运敢闯敢试的人站了出来。
他就是孙文杰。
他在海外干了多年,见过西方建筑公司是怎么运作的,知道钱是怎么挣的。他一上台,就对中建的体制动了大手术:把管理层和作业层彻底分开。
工地不再养木工、架子工这些劳务工人,只留管理团队。一个项目接下来,派十几个人就够了。干活的人,由劳务公司派。劳务公司和中建不是上下级,是合作关系。民工的工资,按活儿算,多劳多得,上不封顶。
这一改,效果立竿见影。
民工们像换了个人,早上六点就上工,干到半夜才收工。
活儿干得快,项目自然挣钱。现在中建的项目,基本没有亏的。哪个项目要是亏了,大家反倒觉得稀奇。
孙总自己可能都没意识到,他这一改,等于给整个中国建筑业趟出了一条新路。后来的国企、私企,都学这套模式。因为他确实解决了工人们出工不出力的问题,就像当年的包产到户,放开农民的手脚,中国的粮食立即起飞,大家吃不完,根本吃不完,天天大鱼大肉,弄得大家现在看到肉就想吐,只想吃野菜。
现在工地上民工每天可以挣四五百元,顶级的泥工师傅,每月收入有二三万元。在工地上打工的农民工应该是各行各业收入最高的。
这是双赢的局面。
民工挣钱,企业也挣钱了,皆大欢喜。
孙总居功至伟!
(李苏章原创,个人观点,仅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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