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攻打东交民巷

1900年，热闹非凡的前门大街。

此时前门大街上人来人往，一片祥和。很多人不会意识到，接下来的这个夏天，帝都会迎来怎样一场灾难。

这一年的五月廿日(1900年6月16日），义和团为扶清灭洋，抵制洋货，火烧位于大栅栏的老德记洋货店（西药房)，火势迅速向北蔓延，最终殃及正阳门箭楼被烧毁。两个多月后(1900年8月)，八国联军进北京，驻扎在瓮城内的英军印度兵失火，又将正阳门城楼烧毁。

正阳门城楼。1900年。

1900年，义和团运动扩展到京津地区，京城内，洋人的使馆成为了西太后与西方列强交涉的筹码，从6月20日至8月14日，整个使馆区成为对峙的焦点。乃至于后来学界对进攻使馆的主力是义和团还是清军产生争辩。

根据后来为美国女画家凯瑟琳•卡尔的回忆录认为，以当时的清军和义和团加起来的力量，对一面靠城墙，三面开放，毫无险要的使馆区久攻不下，显然是留有余地。然而，这种攻而不破的战术以及充斥着义和团在打洋人的消息，并没有逼迫列强停战，反倒是加快了八国联军侵略的步伐。后来，便是一段人人熟知的痛史。

今天来分享一组晚清旧影，主要是庚子之变时美国长老会牧师Charles A. Killie拍摄的照片，真实地记录了这一年东交民巷外国使馆区被围困的情形。这组照片非常罕见，也是研究“庚子事变”第一手史料。

从崇文门（又称哈德门）向北拍摄的视角，沿着主干道望向内城。1870-1900年间。

北京城墙上的一处路障，背景中是受损的前门箭楼。1900年。

从北京正阳门眺望内城（鞑靼城）城墙与运河，1900年。

照片展现的是从正阳门看鞑靼城（内城）城墙，朝西望向宣武门的景象。前景中有一些房屋。汉口站和京汉铁路线修建在运河与城墙之间。远处左侧是天宁寺塔。

北京内城（鞑靼城）东城墙。

城墙、内城与公使馆区，拍摄者为牧师Charles A. Killie。1900年。

北京内城设有额外防御砖石工事和路障的城墙废墟。1900年。

俯瞰北京东交民巷使馆区的中国火炮阵地。1900年。

义和团运动期间公使馆被围攻时，这座中国火炮阵地依城墙而建，俯瞰着北京的东交民巷使馆区。

俯瞰北京东交民巷使馆区的中国火炮阵地，当时建造的斜坡，以便将重型火炮抬到北京城墙之上。1900年。

大清国当今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崇熙圣母皇太后，1900年。

董福祥，1900年。

八国联军自通州逼近京师，董福祥率甘军在广渠门英勇拼杀，击毙沙俄军团长安宁科夫，击伤其将军。后又在正阳门与英军、俄军交战。北京陷落后，董福祥担任随扈大臣，护送慈禧太后和光绪帝西逃至西安。

柴五郎，1900年。

柴五郎任日本驻中国公使馆附武官，义和团运动时期。德国公使克林德被杀后，他依靠对北京周边地理的熟悉，联络组织各国使馆人员坚守。事后他得到了各国政府颁发的勋章，连清政府也以其所谓维护治安之功给他发了一枚勋章。

美国公使馆附近马道上仓促搭建的防御工事。1900年。

北京东交民巷的御河，1900年。

这是从内城城墙顶部向北拍摄的照片。左边有座大型欧式建筑是英国公使馆。画面左前方是北京内城城墙下的水闸。1900年8月14日，英属印度军队通过这个水闸进入运河，以解公使馆之围。

北京英国公使馆入口处周围的路障。1900年8月，牧师Charles A. Killie摄影。

英国公使馆入口，1890年代。这座坐西朝东的西式大门在御河边上，作为进出使馆的正门。

英国公使馆，1900年。

1861年3月，御河西岸的淳亲王府以每年1500两白银被租用，建立英国公使馆。当时，淳亲王允佑已传至其重孙镇国公奕梁，故又叫梁公府。淳亲王府仪门。

王府位置图。

1900 年义和团运动期间，意、法、日、美、俄五馆全迁入英使馆，部分平房被毁。之后依据《辛丑条约》，英使馆在原址大加扩展，将其北面的翰林院、銮驾库及其西边的兵部署、工部署等都包括在内，比原址扩大两倍多，还在西北部设立兵营，北部作为操场。

北京英国公使馆内，钟楼旁的布告栏与教堂，1900年。

英国公使克劳德・麦克唐纳爵士与幸存的英国公使馆卫队成员，1900年8月。

英国公使克劳德・麦克唐纳爵士与英国公使馆守卫者，中间包括一些来自海关总税务司的志愿者。1900年8月。

公使馆保卫者们与 “国际炮” 合影，1900年。

这门炮在英国公使馆被围攻期间使用，位于北京英国公使馆院落入口后方。“国际炮”（也被称为 “老贝琪”“义和团比尔”“老破炮” 和 “老佛爷”），是在北京东交民巷使馆区被围攻期间，用一门旧火炮及其他部件组装而成。这门火炮如今存放在美国马里兰州安纳波利斯的美国海军学院博物馆。从右数第二位是美国炮手、美国海军中士米切尔，他机智地将旧火炮炮口安装在一组属于意大利火炮的轮子上。

“勿忘我”角（LEST WE FORGET）是义和团运动后刻在英国公使馆内墙壁上的字样。“LEST WE FORGET” 出自 1897 年鲁德亚德・吉卜林的诗作《Recessional》。

修复英国公使馆 “勿忘我” 角落，1901年。

董福祥的一名部下，来到英国公使馆找欧洲医生治疗。他被蒙上双眼，然后睡着了，1900年。

英军由此进入北京内城（鞑靼城）的水门。1900年。

1900年8月14 日，英属印度军队由此进入，解除了对各国公使馆的围困。该闸门距离英国公使馆500米。

北京东交民巷使馆区的御河运河。

救援部队抵达北京英国公使馆。

佩戴勋章的印度陆军锡克族士兵，1900年。

城墙上的缺口处，有黄包车和锡克族士兵。1900年。

北京东交民巷使馆区被围困期间预留的墓地。1905年3月14日。

大圣若瑟堂废墟，1900年。

北京的圣若瑟堂，又称东堂、王府井天主堂，在义和团运动期间显然遭到严重破坏，1904 年重建。

北京英国公使馆公告栏和钟楼旁的基督徒，此时围困已经结束。1900年。

英国公使馆内，在救援部队抵达后不久。

照片中，大量人员（救援的步兵和骑兵，以及刚刚经历围困的人）正在相互交谈。还有一名挑水的中国男子，其他中国人（可能是基督徒）在一旁观望。拍摄于使馆被围期间（义和团运动）。拍摄者为牧师Charles A. Killie。1900年8月。

“六位战斗牧师”，照片由牧师Charles A. Killie拍摄于1900年7月停火期间。照片中是一群参与防御的传教士，拍摄地点是北京英国公使馆内的 “科克本堡垒”，时值义和团运动期间使馆被围攻之时。

这是上图的细节放大。可以看到，一挺英国诺登菲尔特机枪架设在亨利・科克本住所后的木制平台上。操作这挺机枪的是皇家海军陆战队的 J・墨菲中士，照片中他坐在平台上。站在人群后方（身穿白色夹克）的是摄影师Charles A. Killie牧师。弗朗西斯（弗兰克）・邓拉普・盖姆韦尔（1857 - 1950），围攻期间担任防御工事委员会主席，站在从左数第二位。斯通豪斯牧师，全身穿着白色衣服（从右数第二位），在照片拍摄后不久遇害。该炮台俯瞰着皇家御辇停放处。

见习译员的住所，在义和团运动期间使馆被围攻时受损。1900年。

使馆区内的一群士兵，看着似乎是一门意大利火炮。摄影者为牧师Charles A. Killie。1900年。

德国公使馆内一座在围攻期间受损的建筑。1900年。

北京公使馆遭围攻后，北京肃亲王府沦为废墟。1900年。

肃亲王府，在围攻期间，数千名中国皈依基督教徒曾在此避难。废墟中有俄国士兵站岗。这张照片由山本瓚七郎拍摄，发表于《华北事变图绘》（1901 年），标题为：“北京肃亲王府，此地曾发生火灾。”

Henry Cockburn的住宅，在围攻期间设防，1900年。

这是英国公使馆一等秘书Henry Cockburn的住所，他负责培训见习译员。照片拍摄于北京东交民巷使馆区遭围攻之后。在美国费城长老会历史学会收藏的一本相册（基利家族文件 RG226）中，这张照片的说明为：“在英国公使馆内。一等秘书的住所，展示了它是如何用砖块和沙袋设防的。屋顶上是通讯兵。这座房子不断遭到火力攻击，除了实心炮弹和弹片，可能还被数千发步枪子弹击中。” 拍摄者为牧师Charles A. Killie。

北京英国公使馆见习译员的住所。1905年3月14日。

使馆区内部，左侧为公使官邸。

英国大使馆餐厅，墙上挂着一幅乔治・海特爵士（1792 - 1871 年）所绘的维多利亚女王肖像。1900年。

关于英国公使馆更多照片可见：

使馆区外的运河。这张照片拍摄于英国公使馆外 “御河” 运河的北端，拍摄时间为解围之后，照片中可见北桥，右侧是受损的建筑。

战场上的伤亡情况。照片中有一具男性尸体、两匹死马、火炮、炮弹箱、一名正在工作的摄影师，还有简易的防御土工事 —— 似乎是北京和天津之间一处曾短暂据守的堡垒（或炮台）。

上图局部放大，可以看到一名摄影师。

位于北京俄国公使馆内的美国海军陆战队队员和俄国士兵的坟墓。

拍摄于北京使馆区被围攻期间。其中五座坟墓上标有俄罗斯东正教的三横十字架。拍摄者为牧师Charles A. Killie。

北堂，西什库教堂。1899年。

西什库教堂当时是北京教区的主堂，遭到义和团（也有端王载漪率领的清军）的攻击，但教堂一直顽强坚守，没有被攻破。直到8月16日，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教堂才被解救。

使馆区内受损的建筑与花园。画面为翰林院部分。翰林院是在英国公使馆原址扩建后被包括在内的。

拍摄于北京使馆区被围攻期间。右侧可见防御工事与防地雷壕沟。注意那个持枪的男孩。摄影者为牧师Charles A. Killie，1905年3月14日。

使馆区被围攻期间的加固外墙与水井。牧师Charles A. Killie，1905年3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