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考上隔壁省公务员那天，我爸在书房里看了我一眼。
就一眼，然后他低下头，继续看手里的文件。
“手续都办完了？”
“办完了。”
“去吧，到基层锻炼锻炼也好。”
这就是我们家的沟通方式。
他是那种在省里开大会都能让人不敢大声出气的人，回到家反而惜字如金。
但我懂他的意思：你自己的路，自己走。
报到那天，我特意穿了件大学时买的白衬衣。
人事科在三楼，一个靠走廊尽头的房间。
门开着，里面烟雾缭绕，两个中年男人正对着?ū?表格抽烟。
我长长的呼了口气后，敲了敲门。
“进来。”
说话的是个戴眼镜的中年人，头顶稀疏，眼神里带着长期坐办公室的人特有的疲惫。
他接过介绍信，扫了一眼，又抬头看我。
“陈恪？”
“是。”
他翻开桌上的档案袋，那是从组织部转过来的我的材料。
我看见他翻到家庭成员那一页，目光在上面停了两秒。
父亲：陈卫东。工作单位：汉江省委。
他抬起头，打量我。
那个瞬间我知道他在想什么——省委？是领导还是干事？是实权还是闲差？
我往前站了一步，声音不高不低：
“我爸在下面的招待所工作，普通干部。”
“哦。”
他低下头，翻过那一页。
后来的事证明，那个“哦”字就是我在这个单位最初的定位。
招待所也好，普通干部也好，对他而言都一样。
反正是外省的，反正是没人打过招呼的，反正是没根没叶的。
他合上档案，从抽屉里摸出一张表。
他边写边问我：“综合科，缺个写材料的，能写吗？”
“能。”
“行，去二楼综合科找周科长，就说人事科吴科长让去的。”
我接过表，转身往外走。
走到门口的时候，听见他在身后跟另一个抽烟的人嘀咕：
“又来一个外地的，学历倒是挺高，就是不知道能不能干活。”
另一个声音笑了一声：“学历高的见得多了，都眼高手低，哪有几个能干的。”
下到二楼，发现综合科在走廊另一头，门开着，里面传来键盘敲击声和打电话的声音。
我敲了敲门框。
一个四十来岁的女人抬起头，圆脸，短发，戴着副金丝边眼镜。
“找谁？”
“我找周科长，人事科让我来报到。”
她上下打量我一圈，然后冲里面喊了一声：“老周，新人来了。”
里间走出来一个男人，五十出头，肚子挺得老高，手里端着个保温杯，杯壁上印着“先进工作者”五个字。
他看了我一眼，又看了一眼我手里的表，接过去，扫了一遍。
“陈恪？”
“是。”
“哪个学校毕业的？”
“江汉大学。”
果然，周科长的下一个问题是：
“本地人？”
“不是。”
“对象呢？在本地吗？”
“没有对象。”
他点了点头，保温杯往嘴边送了一口，目光从我身上移开，投向走廊尽头。
“行，先坐着吧。”
他指了指外间一张空桌子，“那个，小刘，你带带他。”
圆脸女人应了一声，从座位上站起来，往门口最破的那张桌子一指：“你先坐那儿吧。”
我走到那张桌子前，桌上堆着几本许多年前的内部刊物，键盘上落了一层灰，显示器的电源线垂在地上，插头不知道被谁踢到了桌子底下。
我蹲下去捡插头。
身后传来刘姐的声音，不大不小，刚好能让我听见：“又来个男的，咱们科都快成和尚庙了。”
我把电源插头插好后，打开了电脑。
屏幕上是上一个人留下的桌面，几个文件夹乱七八糟地堆着。
其中一个名字叫“年终总结-最终版-真的最终版-不改了”。
我扯了两张纸巾，开始擦桌子。
一周后，全科室都知道了：新来的小陈，话少，能加班，材料写得快。
周科长开始把最难写的活儿往我桌上扔。
凌晨两点的急件，周末的调研报告，还有谁都不愿意接的汇报材料。
“年轻人，多锻炼。”他拍拍我肩膀。
刘姐也开始把跑腿的活儿往我这儿塞。
复印、装订、送文件、取快递，理由是“你年轻腿快，顺便”。
“小陈，这个顺路帮我带一下。”
“小陈，那个不急你先把这个弄了。”
我都说好。
一个月后，单位里流传着一个段子：综合科新来的那个，特别好使。
没人问我家里是干什么的。
没人问我周末回不回家。
更没人知道，每个周五晚上，我要开三个小时车回汉江省。
我爸偶尔会问两句单位的事，听完点点头，从不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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