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里，女性露出头发就构成违法

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被刺杀的内幕已曝光：以色列早就启动了秘密计划，摸清了伊朗高层的日常活动规律，同时摩萨德黑进了德黑兰的交通摄像头系统，获得了所有实时信息，甚至达到“对德黑兰就像对特拉维夫一样熟悉”的地步。讽刺的是，这些摄像头原本的主要功用之一，是监控女性着装，结果被敌人反过来监控。在刺杀成功后，以色列的黑客们顺手干了一件事：将道德警察数据库里所有监控伊朗女性的相关数据统统抹除了。之所以要专门监控女性着装，是因为根据1979年伊斯兰革命后的法律及《伊斯兰刑法典》，女性在公共场合露出头发是违法行为。为杜绝此类行为，除了道德警察在街头巡逻之外，最重要的手段就是摄像头密切监控。正因此，女性不戴头巾从街头走过，还笑着对着摄像头打出“V”字手势，在伊朗是不折不扣的大胆叛逆之举，会给自己惹来不小的麻烦。 既然女人出门都要戴头巾，不能露出头发，那她们理发怎么办？德黑兰的街边理发店都只服务于男性，理发师也都是男人，因为女性理发就会让人看见头发，必须回避。然而，伊朗的女性和别国的女性一样，也会花不少钱做头发，只不过为她们理发的店都藏在楼里，很多都以“理疗室”的名义掩人耳目。无孔不入的中国商人在这里都发现了商机。我一位朋友在德黑兰遇到一位售卖女士去毛仪的中国商人，意外地得知这居然是一门大生意：这里的女人体毛重，中产以上的几乎百分百每个月都要去专门的店里做一次全身去毛，因而他的产品在中东有巨大的市场，甚至都在埃及建组装厂了。但他是个男人，和那些隐蔽在楼里的女性理发专门店打交道很不方便，于是雇了好几个本地女生去推广。这种产品还不能公开打广告，电商页面的画面、措辞也都相当含蓄暧昧，只能意会。本来很正常的一件事，搞得像是什么色情勾当似的。这不止反人性，也不免虚伪：制定出这种规定的男性，其实也喜欢头发油亮、肌肤光洁的女性，却又不容人去做，这不奇怪吗？ 不同时代的伊朗女性发型伊朗女性不是一直这样只能遮得严严实实的，实际上，她们的发型、头发能露出多少，这一百多年来的演变，就堪称伊朗社会文化最生动的体现。1925年，礼萨·汗登基为伊朗国王，很快效仿土耳其国父凯末尔，大力推动现代化进程，其中一项举措就是禁止妇女在公共场合佩戴头巾。起初，女性还戴个帽子遮掩一下，后来就完全抛开了，德黑兰这样的大都市里，什么时尚的发型都可以。如今看来令人感叹的是，由于国王的现代化举措本身带着强制性色彩，推动起来又很急骤，这难免激起了一些民众的逆反心理，其结果，有很多女性为了反对国王，表达对大阿亚图拉霍梅尼的支持，主动戴上了头巾。一旦戴上，就很难摘下来了。1979年的伊斯兰革命之后，霍梅尼推动社会秩序的全面伊斯兰化，自1980年起，教育部要求女教师、女学生都必须穿戴伊斯兰服饰，且女学生只能由女教师为她们上课；1981年，又进一步在全国强制性推行蒙面制度，所有女性从6岁起都包括在内。要落实这些措施，既有硬的一手（道德警察巡逻，制裁不遵守者），也有软的一手：通过赞颂妇女朴实的穿衣风格来宣传引导。在德黑兰街头，不时可见这样软硬兼施的标语：

“穆斯林妇女朴实的穿着是思想自由的象征” “妇女蒙住面纱就像花瓣一样” “蒙着面纱的妇女就像贝壳里的珍珠” “一个穿着不朴素的女人令她的男人蒙羞”

由于伊斯兰共和国出台了严苛的着装法，一种叛逆的青少年亚文化在伊朗出现并流行起来。在这种文化的影响下，人们不顾国家的处罚，对自己的形象和举止进行微调。（Mahmoud Sadri, Ahmad Sadri《三副表现异见的面孔——当代伊朗表达不满的三种方式：认知型话语、表达话语、传统主义话语》，载《21世纪的伊朗——政治、经济与冲突》一书，p.89-90）

Taraneh Alidoosti

伊朗裔女作家阿扎尔·纳菲西曾在德黑兰的大学里执教，《在德黑兰读洛丽塔》一书所记载的就是她的亲身经历和感受。她写道，在德黑兰街头常能看到持枪巡逻的道德警察，目的就是确保妇女们

规规矩矩地带上面纱，没化妆，没和父兄丈夫以外的男人并肩走在公共场合。……姊妹们，捍卫你们的面纱。兄弟们，守护你们的眼睛。

像这样针对女性的衣着禁令并不只在伊朗如此。2018年6月，一名在阿联酋迪拜电视台工作的女主持人谢林·艾尔·利法伊（Shereen Al Rifaie）在沙特报道新闻时，一头乌发露出头巾，长袍还被风吹起，露出里面的白色长裤和上衣。这一视频片段轰动沙特，被一些保守派不满地质疑为“不雅”，甚至称作是“裸女在利雅德开车”（naked woman driving in Riyadh）——真亏他们想得出来。谢林拒绝认错。她当时身穿白色的阿巴亚（abaya，一种长袍），着装符合规范，“我穿的是体面的衣服”。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她当时报道的是沙特首次向该国女性颁发驾照，首批仅有10位。在此之前，沙特已着手推动社会改革，女性在公共场合不再强制佩戴头巾，露出头发也不再被视为违法行为。根据沙特“2030愿景”计划，法律对女性着装的限制已显著放宽，尽管仍要求“得体”，但穿什么样的得体服装则由女性决定，不再强制要求遮盖头发或脸部。说到这里，你可能也觉得奇怪：为什么女性在公共场合戴不戴头巾，在这些中东国家会变成一个如此重大的问题？这可不单单只是“顽固地坚持一种社会习俗”而已，甚至也并不只是因为经文里的规定如此，而是因为这代表了“内外有别”的秩序边界。很多人恐怕都不记得了，直到一百多年前的晚清时期，中国女性也是不得“跨越门闾”的，不得出现在公共场合。伊斯兰教法的规定，乍看只是那么一块布，实际上区隔开的是“公共/私人”的界限：女性在家里无所谓，但在公共空间就必须被遮盖起来。第一个试图打破这一点的，就是土耳其国父凯末尔，值得注意的是：他禁止男性戴费兹帽，却并未全面禁止女性戴头巾，只是劝阻她们说这是思想倒退和“不文明”的表现。不过，头巾和面纱在政府公共机构里不得出现。在他的推动下，到1930年，土耳其的女性终于不用再藏身于公共视野之外了。伊朗围绕着头巾的斗争，本质上也是如此：女性究竟有没有权利进入并使用公共空间？进入时有没有身体自主权？人们真正在意的并不只是那块布遮住多少，而是女性在外出工作、交通或在公共场合长时间停留时，可能遭遇不确定性乃至危险，而对雇主来说，雇用女性如果要面临风险和麻烦，那还不如聘用男性。其结果，大量女性即便受过良好教育，在劳动力市场上却找不到工作，不得不退回家庭内部，扮演传统的贤妻良母角色。他们说这是“保护女性”，那是谎言，这其实是在保护男权秩序。这就是为什么围绕着头巾的斗争那么重要，也是为什么当男性捍卫传统时，女性拥抱现代性——因为现代性给她们承诺了一个不一样的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