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
Filipiñana
作者:Luna
电影院钉子户。在银幕中漫游,找自己的回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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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宾女孩》电影海报
在东南亚电影的美学谱系中,我们惯于看见自然的伟力——阿彼察邦·韦拉斯哈古镜头下热带雨林的蓬勃神秘,如《热带疾病》(Tropical Malady)、《记忆》(Memoria)中从城市深入密林时那种被植被吞噬的眩晕。
然而菲律宾导演拉斐尔·曼努埃尔的首部长片《菲律宾女孩》(Filipiñana),却呈现出一幅截然相反的图景:它始于喧闹嘈杂的马尼拉街道,一辆载着中国游客的小巴横冲直撞,导游转向镜头微笑,教观众说“mabuhay”(菲律宾语中的“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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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宾女孩》电影剧照
这一开场即设下双重视角的陷阱:游客的东方主义凝视与本地人的反向目光,在此短暂交汇。而这趟旅程的终点,是一座人工绿洲——高尔夫球场。
《菲律宾女孩》改编自导演2020年获柏林短片评审团奖的同名作品,曼努埃尔将短片中的精炼寓言扩展为两个小时的长片,由贾樟柯担任监制。
影片以两个不同阶层的女性对球场的观察展开:来自乡区的发球童伊莎贝尔与俱乐部主席帕兰卡的侄女克拉拉。身处阶层光谱的两端,她们的目光交错、重叠、分离,构成一座高度象征化的巨大寓言:高尔夫球场,成为映射殖民历史与结构性暴力的微缩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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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宾女孩》电影剧照
没有一部电影如《菲律宾女孩》这般精准地将目光聚焦于高尔夫球场的暴力属性:在这里,炎热是一种酷刑,而遗忘则构成另一种暴力。
这座球场首先是一处“殖民色彩”的铭刻之地。工业化与全球化对自然的改造,在外来者离开后留下的是对土地原本模样的彻底遗忘。
导演在访谈中道出核心:“高尔夫球场不就是土地的士绅化吗?”巨大的自然地貌被碾碎,人工改造为完全光洁、平滑的人工绿植。这是一个封闭的生态环境,没有过去也没有未来,只有统一标准化的形式——一个“自我的遗忘”装置。
影片以大量画框式的固定长镜头凝视这片绿荫:喷灌装置砍刀般摆动的声响、刻意放大的击球声、聒噪的蝉鸣之音交织——那些被改造前土地的声音,被导演以听觉的方式召回,在记忆、感官与情感之间建立联结。
高尔夫球场是现代上流精英自恋属性的展演场。耗费巨资与劳力将自然移除,改造成供自己玩乐的巨型花园,这一行为本身就是身份的确认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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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宾女孩》电影剧照
发球童伊莎贝尔的处境将这种阶级暴力具象化:她坐在练习场的矮凳上,球手在她膝边挥杆,击球声在耳边呼啸,危险近在咫尺。每当一球被击出,她立刻补上新球,再次绷紧身体坐好。男性球手的双腿构成框架,将她夹在中间,镜头含义昭然。
这些身着青色制服的女孩们隐在绿植之中,如同那些无尽的树木:一棵枯萎,便移植一棵。有人因酷暑而死去,便有下一个人替补。
这里的生命是可替换、可再生的。由于酷热,无暇去回想、无暇去行动。只任由暴力和遗忘的循环生生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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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宾女孩》电影剧照
当开头段落我们跟随着游客的目光进入球场,影片的视点却摇身一变,成为了完全的散点式。伊莎贝尔的第一个镜头便是睁眼醒来的面部特写,她用迟钝的眼神、凝滞的神情回看着镜头。
影片没有恒定的视点,而是不断地漂浮、掠视,有时转移到克拉拉的目光,由她这样一个美国留学归来的上层社会女性、本属于此却又是文化外来者的视角进行观察。
同样,影片缺乏线性的情节推进,而是由一些散落的闲笔构成:伊莎贝尔对帕兰卡产生的微妙情愫,帕兰卡与私人球童的偷情,盲人乐队有些滑稽地列队行走……被要求将遗失的球杆送还时,镜头停留于伊莎贝尔停在半空的手,在迟疑与执行之间悬置,最终碾碎了一只枝头坠落的芒果。这些闲笔积累起时间的粘稠质感,将观众包裹在欲死的酷热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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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宾女孩》电影剧照
这样近乎凝滞的感官体验,是由大量画框式的固定长镜头构筑而成的。正如绿荫之下涌动的热浪,球场光洁的表象之下,潜藏着持续的结构性的阶级暴力和性别暴力。
影片中的残酷往往落于镜头之外、余光之中。这一形式策略与格雷泽的《利益区域》(The Zone of Interest)有几分神似:将暴力的直接呈现用围墙隔开,转而凝视其周边、回声、留下的空洞。
《菲律宾女孩》中有一个活在众人口中的失踪女孩,到结尾处我们看到一枚遗失的发卡被拾起。这些隐秘的暴力在大部分片长中以缺席的形式悬置,成为叙事中最沉重的在场。
如同《利益区域》中那些只以牙齿、残骸、骨灰、血迹等部分形式散落在画面中的死难者身体,昭示着暴力的恶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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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区域》电影剧照
影片最具野心的段落,留至结尾字幕滚动之时、漫长的几分钟固定镜头中。观众已在陆续起身离场又驻足,画面的远处隐隐可以看到女孩在水中游向某处。
此时形式本身成为了镜子,映照出观看与忽视、在场与缺席的辩证:在这座被精心修整的巨型花园里,谁有资格被看见?谁的声音被听见?
而当我们起身离场时,是否也成为了那些“没有身体的游客”,在余光之外,错过了真正重要的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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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宾女孩》电影剧照
若将目光投向阿彼察邦的《热带疾病》,我们将发现另一种关于隐匿与显现的辩证法。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谈及这部电影时,曾记录下一名印度尼西亚达雅族朋友的观感:“丛林是你必须时刻保持沉默专注倾听的地方,并且需要尽可能保持自己是毫无声响的。那可能有些恐怖,但是丛林也像是你内心怪异而神奇的世界,你会想一趟趟地回到那里。”对阿彼察邦而言,自然是一种巨大的、神秘的力量,如同热带雨林一般蓬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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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带疾病》电影剧照
然而《菲律宾女孩》却为我们展现了自然的反面:这里的绿荫是被改造、被驯化、被标准化的产物,是一个“自我的遗忘”装置。
如果说《热带疾病》中的人需要深入丛林寻找自我的灵魂,那么《菲律宾女孩》中的人则被困在这片人工绿洲之中,迷失于阶级与殖民历史的回声之间。
安德森敏锐地指出,那些“成天待在空调房里”的曼谷中产阶级会觉得《热带疾病》“难”以及“神秘”,因为他们“只习惯那些关于他们自己或者社会境况好过他们的人群的电影”。
而《菲律宾女孩》恰恰迫使观众面对那些“好过他们的人群”如何建造起一座座隔绝的乐园,将苦难置于余光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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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源于网络
文字:Luna
排版:陆泫龙
责任编辑:陆泫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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