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美才女跨界打格斗，挨耳光险脑干出血脸青嘴歪，却说都是擦伤

文|刘美粒

编辑|荆欣雨

出品 | 腾讯新闻 谷雨工作室

一个耳光

“我预想的情况是，就像被一根木质的棒球棍贯穿脸颊。”

上场之前，丁苗把那一巴掌想象得很具体：眼前要么是一片漆黑，要么炸出了满天星星，耳朵里像电流穿过一样滋滋作响，脑袋也跟着嗡嗡的，鼻腔和嘴里都是血腥味——这是她在上场前反复给自己做的心理建设。

但在台上真正挨到那一个耳光，丁苗反而愣了一下。她先是笑了，然后用力敲了一下手里握着的解压棒。她原本想大声喊一句“weakest”（嘲笑对方力度小），结果口误喊成了“waste”，嘲讽对方“白费力气”。她声音有点嘶哑，边喊边转过身摊了摊手，但是“感觉效果反而更好了”。

是的，一切似乎没有她想象得那么严重，甚至还有点不合时宜的轻松。像是把标准答案背了一整晚，结果考卷只出了最简单的那道题。

紧接着又轮到丁苗出手，这一次的击打出现了偏差。丁苗被判失误犯规，输掉了比赛。

第二天起床照镜子，丁苗的半边脸肿胀青紫，连嘴巴也歪掉了。她形容自己像一个“猪头”。后来，嘴歪持续了一个月，去办理新护照时，照片上她的嘴也是歪着的。

2025年10月24日，阿联酋阿布扎比，33岁的职业综合格斗（Mixed Martial Arts，MMA）运动员丁苗在一场被称为“世界扇耳光大赛”的比赛中亮相，成为中国第一位登陆该项赛事的选手。这个比赛的官方名称是Power Slap（耳光力量）：两个人站定，轮流出手击打对方的脸部，不允许躲闪，直到对方主动认输或者被动倒地。

规则简单极致，疼痛变成了一种可以被观看的瞬间。进攻时，运动员需要扭转身体发力，把全身的力量都集中到手掌，瞄准对方的脸部发力；承受时，则不能有丝毫躲闪，还要克服眨眼、缩肩、偏头这些身体本能反应。场上只剩下脸颊与手掌之间的碰撞。

这项比赛带有强烈的观赏性质。它最早源自俄罗斯西伯利亚地区的民间节庆，最初只是酒后互扇巴掌取乐的活动。2023年，这种形式被引入UFC（Ultimate Fighting Championship）职业体系，接着迅速在社交媒体上传播开来，每场比赛在YouTube上都能获得可观的打赏收入。

不难理解，比赛从一开始就注定招来争议。比赛视频弹幕和评论里最常见的评论是“不能理解为什么会有这个比赛”。对此，丁苗的回应是，“允许一切多样性存在。”

这次的输对她来说不算什么，她也并不急着为此辩护。对丁苗而言，疼痛从来不是什么热血的燃料。疼就是疼，是忍耐，是折磨。而当一个人见过更疼的，旧的疼就会退到后面去，“那只是你经历过的一部分”。

说起这些时，丁苗的嗓子有点沙哑。傍晚，她刚在普吉岛结束当天的跑山训练，膝盖有些肿胀，那是旧伤的反复。高强度的训练把她的时间和体力都榨干净，她几乎没有精力分散给别的事情。自从成为一名职业选手以来，她的生活里只剩下一件事：训练。

从画画的人，到“打架”的人

故事已经讲过很多次，关于丁苗如何从一个画画的人，变成了一个打架的人。

从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毕业后，丁苗没有急着离开学校，而是在北京花家地又住了两年，一边画画，一边准备考研。那是一种缓慢而清晰的生活：白天在工作室画画，晚上复习文化课，周围全是同样固执地留在艺术世界的人。

那时候，她最喜欢的画家是墨西哥的弗里达·卡罗。三十五岁那年，弗里达画下《破碎的脊柱》，把自己的身体拆开来陈列：裂开的脊椎、钉子一样扎进皮肤的痛感。

丁苗迷恋那种把伤口直接摊开的勇气：一个女性如何在残缺、病痛和情感打击之中，仍然坚持表达自己，“非常真实，也非常坚强”。在她看来，这种女性形象在中国传统叙事里并不常见。

她承认自己的性格也是如此，直接、不太顾忌别人的目光。“他们总说我像外国人的思想。”

丁苗并不浪漫化清贫。她见过同学为了坚持艺术把日子过得太苦，她开始接代笔、画行画、给酒店涂墙绘，也卖掉一些自己的作品，尽量在理想和体面之间维持平衡。

“找工作”这件事，起初对丁苗来说有点困难。纯艺术的背景让她在求职市场碰了一些壁。她不会软件，只会“画两笔画”。面试时，对方总会先夸一句“画得挺好”，再补一句：但我们需要的是马上能用的人。

为了入行，她在一个商业插画工作室免费干了三个月，从基础的软件学起。一个办过画展的央美毕业生，重新当起了学徒，从零开始。

后来她进入动画行业，又转到了游戏公司。那正是手游迅速扩张的时期，项目多、机会多、涨薪快。她拼命努力，加班也是常有的事，有一次加班到凌晨四点，她的颈椎病犯了，“我突然感觉自己的舌头麻了，直往后缩。”丁苗很快拿到了三十万年薪，并且做到了美术总监的职位。十年前，这个数字已经相当体面。要知道，她的第一份正经月薪，只有1900元。

但慢慢的，丁苗越来越难用“喜欢”解释这份工作，在写字楼里日复一日的秩序感让她觉得厌倦。她见过项目上线前的时刻被整批裁员的情况，显示器被一台台回收，“一个显示器就是一个人，一个人背后就是一个家”。行业在赚钱，人却在被迅速消耗。

她不是那种喜欢安静待着的人，总想去试试别的可能。下班之后，她去跳过钢管舞、练过肚皮舞和瑜伽，还跑过半马，甚至还把膝盖跑坏了。她并不想当一名职业运动员，只是本能地想让身体动起来，想从那种一眼望得到头的生活里挣脱出来。

真正让她产生改变方向念头的，是格斗。

一开始是巴西柔术。她练了两个月就去参加比赛，连自己都觉得有点“莽”。但在赛场上，她第一次清晰地感受到一种不同以往的反馈——不是“还行”，不是“有点兴趣”，而是明显的进步感。她发现自己学得很快，“我打得比想象中狠，也比想象中能扛。”那种身体和技术一起被激活的感觉，让她意识到，这条路上，她可能真的有点天赋。

与此同时，身体也在发出警告。长期久坐，加上后期训练叠加，丁苗的腰椎间盘开始膨出。接触到柔道之后，她发现自己核心力量不足、肌肉不够强壮，疼痛最厉害的时候，她走路几乎要拖着一条腿。

那段时间，丁苗在办公室里坐立难安。她常常在工位上搜索“久坐腰疼”“腰椎间盘突出”，搜得多了，大数据开始反复给她推送类似的内容——“久坐等于等死！”。她想，“我宁愿出去搬砖，干体力活，也不想再坐在办公室里。”

那一年，她已经做到了美术总监的位置。但她没有觉得放弃是一个多么艰难的决定，“不是下什么决心，是终于解脱了。”她形容那次辞职更像是一种逃离。无论如何，她都不想再继续坐在写字楼里。

“我的格斗生涯正式开始了”

辞职后，丁苗还没有完全走向格斗，她自学纹身，在家里开了一个小型的个人工作室，用闲暇时间去拳馆训练。她还在拳台上认识了后来的男友和挚友们，训练、恋爱、创业交织在一起，一切似乎都在往更明亮的方向走。

很快，顺畅的日子被一场变故打断。

2016年底，一位经常跟丁苗一起训练的年轻朋友，在国外比赛前降重时身体机能衰竭去世。那年他二十一岁。

出事那天，他们原本以为只是一次普通的意外。几天前，他刚拿到ONE 冠军赛（ONE Fighting Championship，亚洲地区重要的格斗赛事IP之一）的主赛资格，出发前他们把他送上飞机，大家都很兴奋。丁苗替他设计了战旗的图案，帮他琢磨赛前的饮食，像照顾家里最小的弟弟一样照顾他。可没过多久，消息传回来：他在降重期间昏倒，抢救无效，死在异国的医院里。

丁苗说，她很长一段时间都无法接受的，不只是死亡本身。拳馆的外籍教练先回国了，俱乐部没有人出面，也没有人去参加葬礼。她反复说：“小孩死在那儿，教练自己回来了。咱一起去的，兄弟没了，咱肯定得把人带回来。咱中国人绝对做不出这样的事儿，对不对？”

后来她才知道，签约的保险没有生效，事故发生在进入八角笼之前，不在赔付范围内。她和朋友一起去联系人、发消息、找人募捐，最后凑出十五万元抚恤金交给了男孩的父亲。

那个男孩一直有个很明确的梦想——出战一次UFC。丁苗意识到，很多人可能还没来得及站上更大的舞台，人生就已经被按下了暂停。“他为了格斗奋斗一生，”她说，“如果我还能打，我想替他把梦想延续下去。”

丁苗没有再犹豫。2017年初，她放弃在北京的一切，来到泰国全职投入训练和比赛。没多久，她被临时叫去三亚，顶一场A级赛事的替补。央视五套直播，战卡上有张立鹏、张伟丽——当时中国格斗圈最亮眼的名字几乎都在。丁苗感到很奇妙，“感觉前一秒你还在看电视，下一秒你就上电视了。”

她甚至不是第一顺位的替补，她也不知道那是一场关于金腰带的比赛，脑子里只有一句话：“这么大的比赛，能让我上，就是我的机会。”她的对手是美国选手阿丽莎（Alesha Zappitella），五岁练摔跤，战绩显赫，她们实力悬殊。经纪人对她的预期很低，只要能上去扛两分钟再输，就算完成任务。但丁苗打到了第二回合。

那张赛后合影里，裁判高高举起阿丽莎的手，她站在一旁，赤脚踩在擂台上，嘴角微微上扬，眼神发亮。丁苗反复回忆起那一刻：“我知道，我的职业格斗生涯正式开始了。”

再后来，丁苗渐渐有了一些名气，正式签约了泰国的一家俱乐部，开始把“训练”正式变成职业。这些年，她一共打了44场比赛，包括自由搏击、泰拳和综合格斗，27胜17负。其中被记录在国际职业体系里的26场MMA比赛，18胜8负。

对她来说，重要的不是“场场必胜”，而是能一直站在场上。“很多人打到十来场就退役了”，而她打到了四十多场，今年还在继续。

从年薪30万到负债30万

格斗是个烧钱的爱好。请教练、体能训练、康复理疗、买装备，再加上日常的衣食住行，样样都离不开钱。没过几年，丁苗此前工作攒下的积蓄就见了底。

2020年，她回北京投资了一家拳馆，合伙人是她在健身房兼职时认识的一个会员。对方有钱，愿意出大头投资。为了稳妥，会员又把健身房老板拉进来，“我们三个女孩，年龄差不多”。听上去像是一个互相扶持的创业联盟，但事情很快变了味：丁苗成了法人，但公章不在她手里，账目不清晰，花钱速度如流水，关键节点上她什么都插不进去，“明摆着就有问题”。等她意识到不对劲时，很多事情已经无法挽回。

紧接着，疫情来了，钱很快被消耗完，丁苗还欠了一身网贷。她回忆自己去与合伙人对质时，对方说，“你们钱都没有了，你们现在都滚出去。这地方就是我掏钱我做的。”她想自己去谈，又被律师拦下，“你可别去找茬，你一找茬她报警，把你抓起来，你事就大了。”来回几个月拖下来，钱没要回来，人反而被耗得精疲力尽。她说那段时间自己的人生好像要完蛋了，“我感觉我都要得癌症了，那难受劲儿。”

2023年，丁苗背着账打了一整年比赛，身体很快垮下去。“人就是这样，要不然心理别垮，要不然身体别垮，这两个东西垮一个，你有多少钱能费？”她省吃俭用，最难的那段时间，她为了省钱，每天只吃土豆泥拌调料。营养跟不上，免疫力下降，只能“为了钱去打那些打不赢的比赛”。

再后来，全国冠军赛的那次减重，丁苗的体重好不容易降下来，却又被告知因为药检问题不能上场。她在短时间内连续降重两次，急性肾炎发作，又因为免疫力低下得了带状疱疹，“身上跟刀割电打的一样”。她发着烧去拳馆代课赚钱，结果对方还拖欠工资。她说到这里时笑了一下：“我朋友都说我，麻绳专挑细处断，厄运偏找苦命人。”那是丁苗的至暗时刻，那段时间，她身心俱疲，被反复拧干，又被重新扔回泥里。

直到2024年，丁苗才通过不停打工还清了债务。她又一次来到普吉岛查龙泰拳街，这里被称作拳击爱好者的天堂。阳光炽烈、海风潮湿，街边随处可见拳馆的招牌，空气里混着汗味和青草膏的味道。

她住进这条街上最便宜的运动员公寓。外面看着像酒店，其实是一幢简陋的公寓楼。楼道里堆满了拳手们的臭鞋、臭拳套，空气常年闷着一股酸味。“不过进来我的房间里，是香香的。”丁苗说。房间很小，只有一张床，没有厨房，没有客厅。条件谈不上舒适，甚至有些逼仄。在这样的环境里，丁苗开始重新适应生活。

她把自己丢进拳馆的汗水里，也把生活压缩进那个小小的房间里。在普吉岛的生活几乎只剩几件事：吃饭、训练、睡觉，偶尔去趟海边晒晒太阳。

丁苗在海外社交软件Instagram上更新自己的训练日常，逐渐被主办方看到。一个意外的机会，GFL（Global Fight League，全球格斗联盟）向她发出了邀请。接着，她决定签约UFC（Ultimate Fighting Championship，终极格斗冠军赛）总裁兼CEO白大拿创立的扇耳光比赛。

最早，她是在俄罗斯版本的视频里看到这种耳光比赛。那时它更像一种观赏性的节目，女选手们穿着性感，舞台灯光夸张，互扇巴掌被包装成一种视觉刺激。“其实就是为了博人眼球，但我可能本身就倾向于这种力量感强的东西。”

真正让她动心的，是这项赛事被纳入UFC体系之后。耳光比赛从民间猎奇，变成了一个有规则、有体系的职业比赛。后来，她身边有三个曾经一起训练的女孩，分别来自德国、墨西哥和澳大利亚，都参加了这个比赛。“她们能参加，我也行。”丁苗说。

“要美还是要赢？”

丁苗从来不回避“女性”这个身份，甚至愿意在格斗场上主动呈现它。每逢赛前的称重仪式，她会穿着色彩明亮的比基尼出现，她是当时最早的、唯一一个穿比基尼称重的女孩。“女运动员又不是非得把自己弄得跟个假小子一样。”

训练时，她和男选手一样在场上摔打、流汗，“你必须得像男人一样练，才能跟人家对抗。”那是技术和力量说话的世界。走出训练场，她就换回裙子、长发和妆容。在一群男拳击手里，她穿粉色训练服、搭配亮色运动鞋，毫不掩饰。“我是个女人，我就应该自信，我本来就很美。”

但性别本身就是一道难题。

在职业训练体系里，女性运动员的训练伙伴大多是男性。即便是在相近体重、相近级别的情况下，训练也很少是“对等”的——很多男性不愿意在实战中输给女性。“尤其是级别比我小一点的男生，”丁苗说，“他们反而更不愿意示弱。”

这并不完全是态度问题，而是整个格斗体系的底层逻辑所决定的。格斗运动要求爆发力、骨骼硬度和肌肉强度，对雄性激素高度依赖；而女性以雌性激素为主，身体结构更柔软，韧带、关节和肌肉都更容易受伤。要把一具本就不为这项运动量身定做的身体，训练到能够稳定上擂台对抗，女性必须付出远多于男性的代价。

这种差异会在训练中被不断放大。“打得轻了，对方会觉得你不够认真，不值得继续陪练；打得狠了，对方又可能会加重力道反击。”丁苗说，“你还得自己把握那个度，不然你可能真的会受不了。”

在职业范围内，体重和力量从来不是抽象概念。稍大的体重差，就足以让一次训练成为受伤的起点。而真正条件接近、水平相当的女性训练伙伴极为稀缺。有能力的女性运动员往往有自己的专属团队，很少与外人合练。更多时候，丁苗是训练场上唯一的女性。

“为了不显示出我是一个女性就很弱，不能让自己队列伙伴是一个男的，他就看不起我，我们必须要做的比正常人更好、更优秀，就是要拼命的做得更好。”丁苗说。

高强度训练也会改变女性的身体。

丁苗说，在职业格斗圈里，生理期不稳定几乎是常态。“很多女运动员基本上都不来例假了，两三年都不来的都有。”她并不觉得这是个需要回避的话题，这是身体被训练慢慢推向另一种状态的结果。“正常我们女性，雌性激素是占主体的，身体本来就是偏柔软的。但你一训练，尤其是力量训练，雄性激素就会上来，你的肌肉要长出来，骨骼要变硬，你的身体才能有韧性。”

她说，自己算是相对“还在正常范围里”，“我这种情况还算女性特征比较明显的，每个月都来大姨妈，”她说，“但也只有两天。”

“最惨的是赶上生理期的时候，还要赛前降重。”她说。降重意味着脱水：不能吃、不能喝，还要把身体里的水分尽可能蒸发出去。“生理期，本来身体就在流失水分，血压也会下降，正常情况是要多喝水维持容量的，但比赛前你偏偏是要脱水。”两种相反的需求同时压在身体上，人会迅速被推到极限。

她记得最清楚的一次，是在桑拿房里降重。“我穿着桑拿服，别人流下来的是汗，我流下来的是血和汗混在一起。”她停顿了一下，说，“那其实是有生命危险的。”脱水、失血叠加，她开始头晕，视野发暗，“你看到的东西就像手机屏幕快没电了一样”，听觉也会逐渐消失，“整个人像进入待机状态一样”。

打格斗之前，丁苗爱美。她很清楚自己喜欢什么样的脸，“小一点，线条干净”。她认真描述打完瘦脸针的效果，“小巴掌脸，上镜很好看。”她还做过颈阔肌放松提升下颌线，嘴唇还打过一点玻尿酸，“因为我的嘴比较薄。”

走进职业格斗之后，这些东西逐渐变得不再重要。

2018年，丁苗小有名气，身边慢慢出现了一些赞助商，大多不直接给钱，而是提供产品置换：装备、运动服、甚至眼科手术。做完近视手术，赞助方想买她的肖像权，让她做代言，她拒绝了，理由是怕对手知道她做过手术，“会打我的眼睛”。

后来，丁苗和西安一家医美机构合作，对方几乎是以“全包”的方式支持她。“他们就是真的给我的想法就是：你去打吧，没事，嘴歪了回来我们给你修复。”丁苗笑了一下，好像连自己也觉得有点荒诞。一个以美为生意的机构，反过来成为她去挨打的后盾。

她清楚，“美”在格斗里无法追求。“我在比赛的时候这些东西要全停掉。”她说，颈阔肌放松会让脖子的力量消失，瘦脸针会让咬肌萎缩，“咬肌要没有的话，我就不抗揍了。”在擂台上，美不是额外加分项，而是一种可能削弱身体功能的风险。

有一次，她在训练中抱怨。教练让她练咬肌悬吊——用牙齿咬住一个25公斤的哑铃片，她说自己咬着咬着，太阳穴的肌肉全都绷起来，“脸好丑”。她像每一个普通女孩一样，在镜子里对着自己的脸产生不满。

教练只是看着她，问了一句：“那你自己看吧，你要美还是要赢嘛？”

丁苗说，那句话她根本没法反驳。“你必须得清楚你要什么，你有些东西就得放弃。”

后来在扇耳光比赛后，她被打得半边脸肿胀青紫，嘴歪了一个月。别人看见照片会心疼，会觉得“这么爱美的女孩，怎么被打成这样”。但她觉得：“这都是荣誉的勋章。”

在格斗的圈子里，伤口的意义和外界不太一样，而是证明你上过场的、身体的印章。她说，如果一个人被打出黑眼圈、脸上青一块紫一块，被别人看见时，得到的往往不是同情，而是一种默认的认可。“哎呦，可以，练挺狠啊。”

她举了一个更极端的例子：饺子耳。她说，在国外，尤其在俄罗斯，很多摔跤手会故意把耳朵“砸”出来，让软骨和皮肤之间反复摩擦、渗血、肿胀，最后变成一团永久隆起的硬结。那是一种战士的象征，像勋章一样挂在脸侧。

“生死之外，都是擦伤”

受伤对丁苗来说并不稀奇，但真正让她觉得“要命”的只有一次。

筛骨纸板骨折——那是一片把左右脑分开的薄骨，厚度只有0.2到0.4毫米，“就像核桃仁中间那层薄薄的东西”。她说自己也是后来才知道，那里连接着脑干，“但凡严重一点点，脑干出血，人就没了。”

丁苗停了一下，又补了一句：“这个我觉得才是最严重的。其他什么眼眶内壁塌陷、鼻中隔、手掌骨断……那些都不算了。”

她承认自己会怕，但这种害怕并不会让她退开。所有格斗从业者选择成为战士的时候，就知道自己要面对高风险、高受伤。“每次赛场外都会有救护车等在那里，”她说，“只不过这一次上车的人不是我。”

擂台上的危险固然可怕，赛场之外同样残酷。

降重，被格斗运动员称作“鬼门关”。这是赛前必须经历的一道程序：把体重压到规定级别，再在称重后的一天内把体重尽可能恢复回来。她说这个过程“人折腾得不像样”，真正痛苦的往往不是一个月的准备，而是最后两天。

她最极端的一次是从61公斤降到49.2公斤。“称重前大概都晕倒了三次。”一天最多可以脱水5公斤，但那5公斤并不是凭意志“硬熬”出来的。“我可能在之前要准备一个月，最后5公斤才能在一天内脱掉。”

准备的过程近乎严格的实验：提前一个月开始调整饮食，碳水、盐、调料逐渐被剥离；前三周每天的饮水量也被计算，“冲水”到一天八升，再慢慢降到六升、四升，直到最后一天断水脱水。身体在没有糖分、盐分、纤维、碳水的情况下，再去蒸桑拿，水分出来得会更快。

那种痛苦并不是单纯的饥饿，而是一种身体机能在迅速下坠时产生的恐惧——血压下降、头晕、意识漂浮，像人被迫离开自己。

2023年年底，丁苗在经济状态不好、营养跟不上的情况下，一个月内连续降重两次，从63公斤降到52公斤，急性肾炎发作。她说，当年那位二十一岁的小兄弟，就是在降重过程中身体机能衰竭。

在格斗里，生死并不是抽象词汇，而是一条始终跟在身后的影子。也因此，丁苗说自己越来越明白：“生死之外，其他的都是擦伤。”

侠女丁苗

负债的日子里，丁苗遇到了一位格斗爱好者——也是她口中的“资助人”，一家农产品创业公司的创始人。对方拉了她一把。她习惯记得别人的好，也总想着有一天能回报些什么。

她的身上有一点古早江湖的气质，某种意义上，丁苗像一个“侠女”。

疫情那段时间，训练停摆，她没有固定收入，心里焦虑的却不是钱。“我这一身好武艺，不就浪费了吗？”她和男友一起给公寓楼搬运物资，去学习应急救援知识，还认真研究过考辅警的可能性。她说自己总想做一些“正义的事情”。

“虽然我在这个世界上也受到过很多敌意，但大部分时间，我都能感觉到这个世界给我的善意和爱。”她说，正因为被包容过，才会想回馈。“真正的强者，不只是能在战场上对抗强大的敌人，他应该有帮助弱者的能力。”

打完耳光比赛后，丁苗尝试开直播，有人刷礼物，也有人说她“蹭热度”。她没有解释太多，只是说：“既然大家送给我的都是关怀和爱，那我把这些爱心转送给需要帮助的人，好不好？”她把直播收入攒下来，联系到当地一家非营利精神病医院。冬至那天，她给七十多位病人每人买了一件冲锋衣，又送去二十箱方便面、两箱橘子、一百斤速冻水饺。

她听护士长讲病人们的情况，有的人忽然哭，有的人忽然暴怒，他们的世界常常无法被“正常人”理解。那一刻她有一点触动，“我有时候也觉得自己像个神经病啊。我想要的东西，别人也不理解。”

丁苗很少在谈话里流露脆弱，但说到退役时，她明显慢了下来。

“其实我害怕的，是那种不得已的退役。”她说。每次看到别的选手在八角笼里摘下拳套，把它们端端正正地放在正中间，她都会忍不住掉眼泪。真正做退役仪式的人，都是热爱到极深的人。那些随便离开的，反而不会郑重其事地告别。正因为热爱，告别才显得残忍。

“不知道为什么，就忍不住。”那个画面在她眼里像电影《泰坦尼克号》，“你看到这两个人很恩爱，但是你知道他们俩一会就要生死离别。”

她也会想象那一天。想象最后一场比赛结束，她摘下拳套，走到场地中央，把它们轻轻放下，跪下来亲吻地面。光是想到这个画面，她就觉得自己会“痛哭流涕地大哭一场”。

这是她生命里少有的、真正害怕的事情。

耳光比赛她已经签下了六场。现在，她依旧每天训练，像往常一样跑步、力量、对抗，等待下一次上场的机会。至于那一天什么时候到来，丁苗暂时还不打算去想。（来源：腾讯新闻）

文中图片来自丁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