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没当上伊朗的鹰犬，倒先有了恶犬的自觉！

hi，我是胖胖。

当年闻一多先生写诗说：这是一沟绝望的死水，不如让给丑恶来开垦，看他造出个什么世界。

丑恶真的在开垦。

这几天的文章，表达的意思很简单。

可惜，有些毒人已然蜕变为邪灵。

两者的本质区别在于：邪灵是有意识地择恶而居的。

我本不想深说这些评论，有时候回应它们，本身就是一种抬举。

但如果不把这种人、这种思维方式，这种在这片土地上大量存在、却鲜少被正面凝视的精神标本，放在阳光下看清楚，它就会一直在那里：

我想在这里问这些评论者一个很基本的问题：这些话，和伊朗女性有什么关系？

玛莎·阿米尼死在道德警察手里，这件事，因为美国在其他地方做了坏事，就可以被免于追究？伊朗监狱里关押的异见者、女权活动家、诗人，她们所受的苦难，因为美国的军事行动，就可以被一笔勾销？

这不就是一种非黑即白的二极管思维？

它把道德谴责当成了零和资源。

好像你批评A，就必须为B背书，否则就是别有用心。

一个人完全可以同时认为：

美国的对外政策有可能在历史上制造了大量苦难，但伊朗的神权政体也对本国女性实施了系统性的暴行。

这两个判断不互相矛盾，也不互相抵消吧？

更准确地说，这种二极管思维是一种主动的选择：

用情绪，用宏大叙事，系统性地抹去具体人的苦难。

他们用“美国也不干净”来为哈梅内伊辩护，本质上是在说：

只要有更坏的存在，这个坏就可以被豁免。

那些伊朗女性，在这套逻辑里根本不存在。

她们只是棋盘上的一个格子，一个可以被忽略的变量。

重要的只有这件事对它们的叙事有没有用。

如果没用，那就当那些死去的和活着受苦的人，从来不曾存在过。

她们的苦难被主动忽视，因为承认她们的苦难，会让自己支持的那一方显得不那么“正义”。

在这些评论者身上，我看到了一种天然的叙事：

我们是受苦的、被压迫的，所以我们天然正义，所以我们无需自我审视。

还有，那些帽子。

好像一个人无法在逻辑层面回应你的时候，他有两个选择：

要么修正自己的认知，要么否定你发言的资格。

前者需要勇气和诚实，后者只需要一顶帽子。

在这些人眼里，它们不关心你说了什么，只关心你站在哪里，然后用身份污名把你逐出讨论场域，告诉旁观者：这个人的话不值得听，因为他立场有问题，因为他不是我们的人。

这套逻辑和神权政体的运作方式高度同构，像哈梅内伊的政权处理异见，向来不是驳斥，而是定性，不是辩论，而是贴标签，骨子里是同一套东西。

我恐惧的便在于此，那些从未听说过哈梅内伊、也不在伊朗、却与那个结构高度共鸣的人，此刻就在每个人身边，就在同一个语言空间里。

割裂的还有：

他的意思是，权力游戏只属于男人，女人没有入场券，更没有资格评判规则。

我是男人，但我不打算在这里反驳他，因为这不是一场可以用逻辑解决的对话。

他表达的不是观点，而是一种本能——那种对女性存在本身的根深蒂固的敌意，那种必须把某人踩在脚下，才能感到自己站着的冲动。

他大概没意识到，他这番话，和哈梅内伊在这一点上，是同路人。

那个金字塔结构，那个必须有人在底层才能让某些人获得安全感的结构——女人可以被踩，不同意见者可以被踩，少数族裔可以被踩。所以哪怕他自己也是草芥刍狗，也要拼了命维护这个系统。

因为系统一旦瓦解，他将失去唯一的心理支点。

手握屠刀的人，坐在远处，一言不发。

它们不需要说话，因为有人替它们说话了，有人替它们守门了，有人替它们把那些试图点亮一盏灯的声音，一条一条淹进死水里去。

它们甚至不需要付钱。

我不知道该对这些人抱有什么感情。

或者说，在他们眼里，悲悯又像是一种僭越！

最后剩下的，只是疲倦。

一种很深的、说不清从何而来的疲倦。

开篇闻一多先生的那首诗，写于1926年。

一百年过去了，死水微澜，人性依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