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阵营的“圣战”离开序幕（上）

我们观察美国/以色列与伊朗的冲突，忽视了一个重要因素：宗教/文明冲突，具体来说，就是基督教世界与伊斯兰世界的冲突。

同样我们也忽视了基督教教义对特朗普总统的影响。2月5日他出席在华华盛顿希尔顿酒店举行的第74届年度全国祈祷早餐会，演说中包括这些话：

“我对宗教的贡献超过了其他任何一位总统。”

“我不明白一个有信仰的人怎么会投票给民主党。我真的不明白。”

“一些重要政治人物拒绝提及‘上帝’这个词。他们不想说。但我说了。”

“在我的领导下，有许多迹象表明宗教正在复兴。 而且复兴势头非常强劲。你知道，教堂里人满为患。两年前可不是这样。”

特朗普的爱将之一战争部长皮特·赫格塞斯在同一场合说：”美国建国之初就是一个基督教国家。如果我们能够保持下去，基督教的基因就永远根植于我们的基因之中。作为公职人员，250年后的今天，我们肩负着荣耀上帝的神圣职责。“正因如此，我们才在五角大楼设立了每月一次的祈祷仪式，我们认为这是精神上的准备。”

当时总统和战争部长都没有提到伊朗，但是攻击伊朗当时已经在他们的议事日程。

掌控石油、巩固美国在中东的势力范围肯定是攻伊的原因，同样不应忽视的是宗教方面的原因，那就是基督教与伊斯兰教为了争夺耶路撒冷的千年冲突；而伊朗成为首要打击目标，也值得分析。

全世界穆斯林近20亿，其中超过九成是逊尼派，大本营是沙特阿拉伯（也是伊斯兰教的发源地），不足一成是什叶派（大本营是伊朗）。

1945年雅尔塔会议之后，美国总统罗斯福就与沙特国王会晤，奠定了美国开发沙特石油为中心的两国关系，此后即使以色列立国之后就与周边的阿拉伯国家开战，以色列后台的美国与沙特的关系也没有受到影响。1978年至1979年，伊朗全国暴发伊斯兰革命，流亡在法国的什叶派领导人霍梅尼是主要领导者，他在革命高潮中回到伊朗，巴列维王朝覆灭，国王流亡美国。

伊朗伊斯兰复兴带动了当代世界的伊斯兰复兴运动，原教旨主义影响力扩大，一些反西方、反异教徒的激进分子，以沙特富商奥萨马·本拉登为代表，开始从事反西方的恐怖主义活动，九一一事件就是一个爆发点。小布什总统当年在启动反恐战争的时候，就用”十字军“来形容打击战争的性质。

特朗普的逻辑是一样的，还有内塔尼亚胡。犹太教也是基督教大家庭的成员，以色列又处于冲突第一线。对于扬言要把以色列从地球上抹去的伊朗伊斯兰政权，内塔尼亚胡自然是欲除之而后快。

哈梅内伊不仅是伊朗的最高领袖，也是什叶派的精神领袖，但不是整个伊斯兰世界的领袖，所以哈梅内伊被杀，整个伊斯兰世界没有全教哀悼、同仇敌忾；面对新十字军，伊斯兰世界的软弱，特朗普和内塔尼亚胡洞若观火。

美以联合发动对伊朗的大规模空袭，初战告捷，击杀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

这场突袭，是新世纪十字军的第二战。第一战是美国的阿富汗之战，当年阿富汗收留了九一一袭击的策划者奥萨马·本拉登，本拉登正是起源于伊朗的伊斯兰复兴运动的产物。基督教世界的大家长美国，在犹太人的全力鼓动和参与下，猛攻伊斯兰复兴运动的策源地伊朗，“新十字军”巧妙地利用了逊尼派和什叶派的不和，打击什叶派，却也震慑了逊尼派。

公然杀害伊朗的最高领袖，伊斯兰世界特别是阿拉伯世界却没有普遍的悼念，也没有同仇敌忾批评美以，相反的由于伊朗反击，海湾国家批评伊朗。英法德等西方大国，没有像马杜罗事件发生时那样批评美国，而是表明对美以的支持，虽然它们对美以的战争手法有所保留，但毕竟是基督教大家庭，这就是“新十字军”的历史逻辑。

俄罗斯作为东正教国家，理论上也属于基督教大家庭，但是历史上东正教没有加入十字军，现实中制裁俄罗斯的也是基督教世界。俄罗斯与伊朗的关系密切，双方都是中东的地缘政治的主要玩家，也有共同利益。俄罗斯与阿拉伯国家、以色列都有良好关系，但是眼看美以的联合行动、高超的情报搜集能力和AI在战场的运用，不能不受到到震憾。

虽然十字军东征与当前的美以攻伊朗相隔近千年，但从文明冲突的叙事、地缘政治的博弈、以及战争动员的方式来看，存在值得深思的异同。

首先是核心相似点：历史叙事与文明冲突的重叠。

宗教与意识形态外衣下的十字军东征：以罗马天主教皇的名义发起，参战者佩戴十字标志，口号是“收复圣地耶路撒冷”和“拯救同胞兄弟”，具有浓厚的宗教救赎色彩。教皇乌尔班二世甚至许诺参战者可赦免罪孽。

美以攻伊：虽然现代战争不再以宗教直接命名，但常被赋予“民主对抗专制”或“反恐战争”的意识形态色彩。美国右翼基督教团体将中东政策视为一种“现代十字军运动”，甚至有人公开呼吁“回归十字军精神”以对抗伊斯兰世界。伊朗等方也常常将美以的行动直接描述为“新的十字军东征”。

双方都是为地缘战略枢纽的争夺

十字军东征：表面目标是宗教圣地，深层动机是地中海东岸（黎凡特地区）的贸易控制权和领土扩张。威尼斯、热那亚等商业共和国甚至为了商业利益，操纵十字军攻打同为基督教的拜占庭帝国。

美以攻伊：伊朗地处波斯湾与中亚交汇处，是能源通道（如霍尔木兹海峡）的关键节点。控制伊朗不仅关乎石油安全，更是美国主导中东秩序、遏制竞争对手（如中俄在该地区影响力）的关键。以色列则希望通过打击伊朗，打断其“抵抗之弧”（伊朗-叙利亚-黎巴嫩真主党）的链接，确保自身绝对安全。

从“宗教虔诚”到“利益包装”

十字军东征的参与者（特别是早期）确实存在强烈的信仰狂热。而现代战争虽然也借用“民主自由”或“反恐”的旗号，但其背后更多是冷冰冰的石油利益、军火订单和地缘战略计算。以色列担心的不是伊朗的“异教”身份，而是其现实的导弹射程和地区代理人的威慑力。

“东方”与“西方”的身份对立

在十字军时代，形成了“基督教世界”与“伊斯兰世界”的简单二元对立。而在今天，这种对立被复杂化了：一方面，美国与沙特等伊斯兰大国保持盟友关系；另一方面，以色列与一些阿拉伯国家（通过《亚伯拉罕协议》）实现关系正常化，共同对付伊朗。这说明，现代中东的战争更多是地缘政治阵营的重组，而非单纯的宗教战争。

抵抗意志的跨时空共鸣

有趣的是，十字军最终因内部勾心斗角、目标不一而失败。同样，今天伊朗

所依赖的“抵抗轴心”（包括也门胡塞武装、黎巴嫩真主党等）被认为是一种

多层次的战略纵深。正如萨拉丁通过联合埃及与叙利亚击败十字军，现代中东的反美力量也在试图通过构建联盟来对冲美国的军事压力。

作品声明：仅在头条发布，观点不代表平台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