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者中最特别者见三工人随口起名三立

李大钊，原名李耆华，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1913年东渡日本留学时，他依取《方言》中的“钊，远也，燕之北部曰钊”之意，改名为李大钊，以表明自己救国救民的远大抱负。

朱德后来投身于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一生任劳任怨、鞠躬尽瘁，屡建不朽功勋，也以其“红色品德”赢得了人民的景仰。

刘少奇，原名刘渭璜。1918年夏，刘渭璜对同学张子珩说：“我要改名少奇，我感到应当少小就立奇志，即使抛头颅、洒热血，也要为国家、民族的振兴献出自己的一切。”从此，他改名为刘少奇。

邓小平，原名邓先圣。5岁时，他到村里的私塾读书，授课的老先生见他生着一张圆圆的脸，宽宽的额头，浓浓的眉毛，虽然个头不高，却聪明又精神，很快就喜欢上了这个孩子。

董必武，原名董用威，号璧伍，是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曾担任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辛亥革命爆发后，董用威满怀救国壮志投身革命洪流，从此，摈弃原名，以“璧伍”之谐音，改名为董必武。

“革命五老”之一的徐特立，原名徐懋恂，又名立华，建国后曾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16岁那年，他乘船去南岳衡山时，看到同船的乡官小吏嫌船开得太慢，就对船夫拳打脚踢，甚是愤恨。于是发誓今后若当船夫，就只运猪决不载人；将来若取得功名，就只做教官，决不当贪官。为此，他改名“特立”，即要“特立独行，高洁自守，不随流俗，不入污泥”。

王若飞，原名王荫生，曾任八路军副参谋长、中共中央秘书长等职。王荫生从小崇拜民族英雄岳飞，在读了《木兰辞》之后，有感于“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的佳句，遂为自己改名为“若飞”。

向警予，原名向俊贤，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妇女运动领导人之一。她在周南女校读书时，一次学校举行运动会，一位运动员夺得400米冠军，却在到达终点后突然晕倒。有人说这个运动员虽然精神可嘉，但为了一次比赛拼命不值得。

向警予听后，很不同意这种观点，说：“这位同学的拼命精神十分可贵。从今天起，我决定改名为‘警予’，警钟的‘警’，‘予’就是我。我要时刻敲响警钟，提醒自己不要忘记用这种拼命精神去求学救国家。”

黄公略，原名黄汉魂，曾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军军长。由于崇拜西汉时期张良的老师黄石公的谋略，于是，他改名为“公略”。

萧楚女，原名萧树烈，中国共产党早期青年运动领导人之—，曾任黄埔军校政治教官。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被袁世凯窃取后，萧树烈从屈原的“忽反顾以流涕兮，哀高丘之无女”得到启迪，取了屈原用于象征爱国志士的“女”字作为名字，以示他要作“楚女”的伟大抱负。

关向应，原名关致祥，曾任八路军一二○师政委。1924年5月，他离开大连来到上海，从此走上革命道路。他在闸北市民协会协助陈为人从事革命工作的同时，又进入共产党人创办的上海大学学习，改名“向应”，意在立志响应“主义”之召唤，为之而奋斗终生。

罗亦农，原名罗善扬，1927年起任中共江西省委书记、长江局书记等职，是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的领导者之一。他曾对其夫人说：“我过去的名字叫罗善扬，现在叫亦农，意思是我既能为工人服务，亦能为农民服务。”

张太雷，原名张曾让，曾任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兼广东省委书记，领导广州起义。参加革命后，他决心要以名明志。他之所以要改名为张太雷，就是要把自己化为改造社会的“巨雷”。

彭湃，原名为汉育，是早期农民运动领导人之一，曾任中共中央农委书记等职。参加革命立志报国的他，改名“彭湃”，激励自己像大海那样汹涌澎湃，去冲刷黑暗社会的污泥浊水。

彭真，原名傅懋恭。在从事党的地下工作中，他用过许多化名。1937年到延安后，傅懋恭改名为彭真。他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过：人生在世，要一辈子追求真理、服从真理。

李立三，原名李隆郅，中国工人运动领导人之一，建国后曾任中共中央华北局书记处书记等职。1924年的一天，时任中共上海区职委书记的李隆郅，同刘少奇一起去给工人开会。

在进入会场前，刘少奇说李隆郅这个名字不好写，建议他改个名字。正好这时他们对面站着三个工人，李隆郅随即说道：“就叫李三立吧。”刘少奇当即表示赞赏，说：“这个名字好，笔划很少，工人们容易记也容易写。”李隆郅想了想，又说：“还是改为李立三的好。”从那以后，李隆郅就改名为李立三了。

陈毅，原名陈世俊，自号仲弘。后来，他感到名字还是要讲究一些，蕴含点什么意义。于是，他给自己改名为陈毅，以勉励和警示自己无论干啥事都要具有毅力，方能有所作为。

许光达，原名许德华，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曾任国防部副部长兼装甲兵司令员等职。南昌起义部队南下失败后，他回到长沙寻找党组织。在白色恐怖下的长沙无法立足，便于1929年初辗转河北清河、北平、唐山，又南下江苏、安徽找党。

行前，他改名为许泛舟，希望像只凫雁似的小舟，即使泛遍天涯海角，也要找到党。后来，他被安徽党组织推荐去上海中央军事训练班学习。在上海受训结业后，被分配到洪湖根据地从事武装斗争。行前，他更名为许光达，意思是要以不懈的奋斗达到光明的彼岸。

徐海东大将，原名徐元清，出生于一个六代窑工的家庭，兄弟姐妹10人全靠做窑为生。他当过窑工，打过短工，后来在武汉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参加了北伐军。当他听说家乡黄安、麻城地区有了共产党，就决心回家乡闹革命。

黄麻起义失败后，他的家被抄，房子被烧，亲属20余人受其株连，惨遭杀害。但他毫不气馁，把这血海深仇铭记心中，把北伐时的名字徐少奎改为徐海动，其义是要像大海的波涛一样将反动统治搞它个天翻地覆。后来，人们把“海动”听成了“海东”，他随人所愿地沿用了“海东”之名了。

张爱萍上将，原名张端绪。1925年他在达县中学读书时，就积极参加学生运动和农民运动，创办“烂漫社”，出版《烂漫》小报。1929年，他离乡去上海找党、参军。为了坚定找的决心，索性要为自己改个名字。他首先想到了“萍”字。“萍”一为浮萍，漂泊不定；一为青萍，即宝剑，斩杀不平。由此，他改名“爱萍”，决心“不惧风浪大，掌剑走天涯”。

宋时轮上将，1907年出生于距醴陵城区28公里外的丁姑山。按宋氏宗族规矩，他取名为宋方友。在读高小期间，他改名为宋际尧。在渌江中学就读期间，与左权、蔡升熙等进步同学发起成立了“社会问题研究社”，开始探求真理。

1926年，宋际尧投身黄埔军校，开始了军旅生涯。为表达革命的决心，赶上时代发展的车轮，他正式改名为宋时轮。1927年1月，宋时轮参加中国共产党，从此义无反顾地献身于共产主义事业。

李聚奎上将，1904年12月31日出生，家人为此给他取名为新喜。李新喜22岁那一年，大革命的风暴席卷湖南，他与同村的伙伴被纪律严明的北伐军所吸引，瞒着家人要去投奔北伐军。天未亮，4人就相约悄悄上了路。走着走着，同伴中心细的李仲春说：“我们这样不声不响走了，家里一定会出来找的，我想，我们不能报真名。”

在李新喜取名时，李仲春望着天空闪亮的星星，对他说：“奎星是二十八星宿当中的一颗名星，你就叫李聚奎吧！天上星星聚在一起才亮，人聚多了才有力量。”没想到这一改，竟成了李新喜后来毕生的姓名。

他想到当初在里仁学校上学时，陈世乔校长讲过：“忠诚、勇敢、刚强不屈，这才是一个好男儿的阳刚之气。‘勇’字下为‘男’，上如‘帽’，就是形容士兵的。”为了激励自己当一个好士兵，杨世峻把名字改为杨勇。

孙毅中将，原名孙俊华，家住河北省大城县城关。1920年，家乡遭受大旱灾，刚满16岁的他不得已辍学外出谋生，去投奔一个当团长的邻居。临行前，他想到这次外出走的路—定不会平坦，于是，改名孙毅，因为“志决而不可动摇者，谓之毅”。

他本来只想靠个人的本事去闯荡，寻出一条生路，终卷入时代洪流，于1931年在“剿共”前线宁都随军发动起义，走上革命的征途。

刘振华上将，原名刘培一。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共山东省委发动山东各地群众，开展武装斗争。1938年元旦，他的家乡爆发徂徕山起义，成立八路军山东抗日游击第四支队。

1938年4月初，刘培一与3名同学一起参加了四支队。为表壮志，并免家人受牵连，他与同行的伙伴们都改了名。刘培一取振兴中华之意，更名为刘振华。此后，他在战火中成为我军高级将领，建国后参加了外交工作，为振兴中华贡献了毕生的力量。

晏福生，原名晏国金，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曾任广州军区副政委。1925年10月，他在安源一带任地下党的交通员进行秘密活动时，被矿警认了出来，差点暴露。他急中生智，对矿警说：“老总，你认错人了，我叫晏福生，晏国金是我堂哥，他老爹病重，让我出来找他回去。”他的机智为他赢得了一条生路。从此，晏国金索性就改名为“晏福生”。

钟赤兵，原名钟志禄，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曾任国防科委副主任等职。1930年6月，在平江起义后不久，钟志禄参加了红军。

“扩红”的红军问他叫什么名字，钟志禄心想：现在要当红军了，就不能讲“官”呀“禄”的，毛笔店老板常将“红”说成“赤”，参军就是当“兵”。于是，他有主意了，便答道：“我叫钟赤兵。”“扩红”的红军听后，连连夸道：“赤兵，这个名字很有意思，好，叫得好。”此后，钟志禄就改名“钟赤兵”了。

郭沫若，原名郭开贞，出生于四川省乐山县峨眉山下的沫水、若水相交处的沙湾镇。为纪念自己的出生地，也为表达自己常年在外思乡之切的感情，他便将原先听起来很普通的名字，改为“郭沫若”这一极富乡思之情、极具诗情画意的名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