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岁日本间谍盗走中国国宝，掠夺记录比斯坦因更狠！

《 李柏文书》之一

橘瑞超与《李柏文书》

本文选摘自陈晓露著《失落之城：楼兰四千年》

斯文·赫定、斯坦因的西域探险，虽然动机不纯，但客观上推动了楼兰学术研究的发展，但下一位参与楼兰探险的主角——日本人橘瑞超，相较他的两位前辈，则是给学术界带来的麻烦大于贡献。

日本西域探险背后的组织者是大谷光瑞，京都西本愿寺第22代宗主。当时，他以西本愿寺法主明如上人的嗣子（后又接任法主职位）的身份，组织了三次赴中国西北考察的探险队，所以日本探险队又称 “大谷光瑞探险队”。

自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国门开放，欧美基督教的传播等外界各种信息的进入，使得日本佛教界倍感不安。同时，欧洲东方学界对梵文、巴利文、藏文等原典的研究成果，也对建立在汉文佛典基础之上的日本佛教界，提出了强有力的挑战。另外，日本皇室当时正在力推神道教成为日本国教，这更加深了日本佛教界的生存危机。为了应对这种形势，时任西本愿寺第21代宗主大谷光尊进行了一系列调整和改革。其中一项重要措施就是派遣留学生，到海外与其他佛教群体建立联系并学习他们的做法。

大谷光瑞（1876—1948）

其中，作为宗主之子的大谷光瑞被派往伦敦等地，考察各国的宗教情形。当时，设在伦敦的皇家地理学会是世界地理学界的一个情报中心，信息十分灵通。大谷光瑞在这里了解到了斯文·赫定、杜特雷依、斯坦因等人的西域考察状况，受到极大启发，认为佛教是通过新疆传入中原，所以对新疆的佛教遗址进行调查，是寻找中国佛教源头的重要途径，这也是他作为日本佛教领袖的责任。因此，大谷光瑞下定决心，要利用自己掌握的资源，率西本愿寺参与到西域探险中。在这种情况下，大谷光瑞组织西域探险的初衷，显然是为了寻找使佛教在日本继续发展延续下去的方法，而不是专注于学术研究。

1902年，大谷光瑞带领少数追随者，开始了西域探险之旅。然而，探险刚开始没多久，大谷光瑞的父亲去世，他不得不提前返回京都接管西本愿寺，虽然其他几名队员又坚持了一年，但这次探险收获并不大。

1908年，大谷光瑞任命18岁的僧侣橘瑞超为探险队队长，与野村荣三郎共同执行此次探险任务。他们两人从外蒙古进入新疆，先在吐鲁番地区开展发掘，然后在库尔勒分头行动：野村沿天山南麓西行，前往库车调查克孜尔石窟，然后去往喀什；橘瑞超则向南穿越罗布沙漠，寻找楼兰古城。楼兰经斯文·赫定发现后，声名响彻欧洲，亦为大谷光瑞所熟知，因此也成为大谷探险队的主要目的地之一。他们目标明确，在三次考察中的后两次，探险队的主要成员橘瑞超都到达了楼兰地区。

1909 年，橘瑞超到达了楼兰遗址，获取了大批汉文文书和佉卢文文书，其中包括举世瞩目的《李柏文书》。从我们了解到的这次探险的全过程来看，大谷光瑞为其进行了充分的准备，因此取得了较好的结果。当时，虽然斯文·赫定已经出版了关于发现楼兰的那次西域探险的游记和学术报告，但楼兰的一些信息仍然很模糊。大谷光瑞清楚，仅仅通过旅行记来判断楼兰的正确位置，是十分困难的。因此，他积极同斯文·赫定本人联系，希望获取更详细的情报。

1908年秋，橘瑞超与野村荣三郎刚刚启程，大谷光瑞听说斯文·赫定结束西藏探险后回到了印度，便致电祝贺并劝说斯文·赫定到日本访问。这一邀请得到了东京地理学会和文部省的支持。斯文·赫定随后接受了这一邀请，于1908年11月到日本访问，受到了大谷光瑞的热情接待，并下榻西本愿寺。

橘瑞超的学生金子民雄后来推测，大谷光瑞在接待斯文·赫定时，向其询问了楼兰的具体位置。由于斯坦因已经于 1906年到访过楼兰，楼兰已不再是秘密，因此斯文·赫定便做了详细回答。

在斯文·赫定离开京都的次日，大谷光瑞就发电报向在吐鲁番的橘瑞超告知了楼兰的具体经纬度。无疑，这一关键信息的获取，对橘瑞超顺利抵达楼兰至关重要。由此可见，尽管日本探险队的具体行动由橘瑞超执行完成，但主导者大谷光瑞在团队中扮演着更为重量级的角色，是决定探险成败的灵魂人物。而他显赫的身份及人脉，显然也发挥了重要作用：1902年，日英缔结了军事同盟，大谷光瑞的妻子是贞明皇后的姐姐，他正是通过与皇室的特殊关系，获得了英国领事馆的支持和帮助。

橘瑞超（1890—1968）

结束了楼兰的考察之后，橘瑞超又沿着塔里木盆地南道向尼雅和安迪尔遗址进发。尼雅的考察未能完成，他便经克里雅赴和田考察，再从和田前往喀什，与野村会合。橘氏又在叶城、莎车等地做了一些小规模发掘，然后前往印度与大谷光瑞会合。

第二次探险是大谷探险队三次考察中收获最大的一次。然而，橘瑞超的旅行日记却在发表之前失火烧毁了，其演讲稿《新疆探险记》中没有描述发掘情况。幸运的是，野村荣三郎的日记保存了下来，使这次考察的相关情况能够被后人所了解。

大谷探险队第三次中亚之行（1910—1914），由橘瑞超和吉川小次郎两人具体执行。第二次探险结束后，橘瑞超没有回到日本，而是随大谷光瑞前往欧洲，宣传推广他们的探险成果，以期引起关注。

到达英国后不久，橘瑞超被选为皇家地理学会会员，并被承认为资深探险家。可以推想，这是大谷光瑞努力公关的成果。这一身份的取得，无疑对仍然年轻的橘瑞超来说是一个不小的鼓励，而且影响了他下一次探险的侧重点。

在皇家地理学会收藏的大谷光瑞探险队第三次考察计划书中，橘瑞超写道：“上次探险主要是以考古为目的……这一阶段的目标是探索地图中未知的地方。”由此可见，橘瑞超十分珍视皇家地理学会会员资格这一荣誉，决定把下次探险的重点从考古转移到地理发现。他通过在伦敦的经历，敏锐地发现这类成果更容易受到认可和欢迎。

在探险队的账单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和大谷光瑞花费了不少资金用于采购质量上乘的手表、闹钟、指南针、米尺等用于地理探险的科学仪器。在接下来的第三次探险中，橘瑞超也开辟了很多新的路线，意图探寻和勘测前人未曾踏足的地域。

1910年10月，橘瑞超先前往吐鲁番，发掘阿斯塔那墓地，获取了大批汉文文书和丝绸残片；然后往南穿越库鲁克塔格山脉，由北向南横穿罗布沙漠，再到楼兰，剥取米兰壁画；之后，他又去过库车、喀什、和田等地，在敦煌与吉川小一郎会合，购买了少量文物；两人先后去往吐鲁番发掘了一些古物后，橘瑞超先回到日本，吉川小一郎继续考察到1914年。

与斯文·赫定、斯坦因等人不同的是，大谷光瑞探险队不是由博物馆等学术团体资助派遣的，其成员本身也不是学者，人们对其真实目的一直有所怀疑，英国情报机关就把橘瑞超视为间谍。特别是，探险队的考察范围很广，似乎并非他们自己宣称的仅限于佛教遗址；而且，大谷光瑞本人与日本军方有很多接触，他针对亚洲问题也有不少公开发言。在日本学者撰写的著作中，他们也未能完全为大谷探险队洗脱军事间谍的嫌疑。

即便抛开是否是间谍的问题，在了解到大谷收集品后来的遭遇后，我们依然感到意难平。1914年，西本愿寺执行部因财政问题卷入“疑狱”案件，大谷光瑞辞去法主职位，他领导的中亚考察也因此中断。

大谷探险队第一次考察所获遗物寄存在帝国京都博物馆（今京都国立博物馆），第二、第三次考察的收集品则主要存放在大谷光瑞在神户郊外的别墅“二乐庄”里。后来，由于理财不善，大谷光瑞变卖了二乐庄别墅，大谷的收藏品随之分散，一部分被买家寄赠给朝鲜总督府博物馆，今藏韩国首尔中央国立博物馆。寄存在京都博物馆的部分，后来又有一些入藏东京国立博物馆。大部分收集品在1915—1916年之间被运到旅顺，后寄存在关东厅博物馆，即今旅顺博物馆。其中有部分敦煌文书于 1954 年调配到了中国国家图书馆保存。“二战”之后，旅顺的一些大谷收集品被运回日本京都。1948年大谷光瑞去世后，在西本愿寺发现了两个从大连运回、装有收集品的木箱，后被龙谷大学收藏。此外，还有一些文物散落民间，成为私人收藏。

大谷收集品本身没有进行总体编目，又频繁易主，给学术研究造成了巨大障碍。文物变动过程中导致的丢失、编号错位也在所难免，以致其中许多现在都已下落不明，令人不得不扼腕叹息。尽管 1915 年大谷光瑞曾委托学者香川默识，将收集品中的精品影印刊布于《西域考古图谱》一书，但是，书中没有相关描述，对于现代研究者几乎没有什么价值。

目前，人们对大谷探险队考察成果的认识仍然十分有限，研究也极其缺乏。除了文物四散流落，更重要的原因是大谷探险队的考察本身完全谈不上“科学”二字，探险队的主力成员——橘瑞超参加探险时年仅18岁，没有受过任何考古学的训练，甚至缺乏田野调查的基本常识，他的旅行日记充满了个人的主观感受，对考察过程、考察对象本身及其环境不着一词，更遑论记录遗物的发现位置、出土原境。甚至，即使是这样缺乏科学规范的旅行日记，还大多在发表之前失火烧毁了，研究者连复原探险队的具体路线和遗物的收藏经过这一基本任务都无法完成。很多收藏在博物馆里的大谷文物，即便保存状况尚好，但由于缺乏出土单位，便成为不可靠的材料，难以利用，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第二次探险的重要收获物——《李柏文书》的出土地点问题。

所谓《李柏文书》，是指橘瑞超于1909年在罗布泊附近发现的一批书信草稿，其中两件文书篇幅较长，根据内容判断应为前凉西域长史李柏写给焉耆王龙熙的两封内容大致相同的书信草稿，另外还有约40件文书残纸，与这两件同时出土且文字多有近似，被认为与其高度相关，因而一并被称为《李柏文书》。

这些文书不仅是前凉经略西域的直接证据，而且为书法史增添了宝贵的第一手实物资料。众所周知，魏晋时期是隶书向行书转变的关键阶段，但以往人们知道的魏晋真迹只有王羲之等少量书法家的作品，十分珍贵，且仅能为皇家等绝少数社会上层精英所见。《李柏文书》篇幅较长、字数较多，又由普通书吏写作而成，是探讨魏晋时期书法发展演变状况的绝佳标本。

《李柏文书》之二

图源：深圳市书法院

从内容和书体来看，40余件《李柏文书》残纸，应为不同书吏抄写的内容近似的书信草稿，它们或为同一封信抄写了多次，或为写给不同收信人的内容近似的信件。被发现时，这些残纸多数已被揉成团块，似是在书写完后不久即撕成碎片。因多封信件的内容近似，所以它们被认为是书信未发出之前的草稿，而非收到后的废弃信件。也就是说，文书的出土地点，应即其发出和写作的地点。

部分保存较完整的《李柏文书》内容是：“五月七日，镇西长史侯李柏顿首顿首。别来（有缺字），恒不去心。今奉台使来西，月二日到此海头（“此”字被圈去旁边注“海头”二字）。未知王消息，想国中平安。王使回复罗，从北虏中与严参事往，想是到也！今遣使符大往，相闻，通知消息。书不悉意。李柏顿首顿首。”

李柏其人，见于中国古代正史《晋书·张骏传》，这种直接在遗址中发现历史文献中记载的人物遗留下的实物的情况，在考古学上并不常见，因而《李柏文书》发现以后，就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极大关注。

根据《晋书》的记载，李柏是前凉的西域长史，驻节楼兰。327年，同属于前凉并驻守在吐鲁番的戊己校尉赵贞背叛了前凉王朝，意图分裂割据，称雄一方。李柏了解这一情况后，向前凉王张骏作了报告，请求出击赵贞，结果为赵贞所败。张骏免除了李柏的死罪，击擒了赵贞，以吐鲁番为高昌郡。

《李柏文书》很可能就是李柏出击赵贞前，给焉耆王龙熙写的书信草稿。当时，戊己校尉的管理中心位于高昌，李柏攻打赵贞前，需要先取得焉耆的支持。如是，李柏作为西域长史，应该就是在其治所——西域长史府写的这封信。也就是说，《李柏文书》的出土地点就是前凉的西域长史府。

大谷探险队第二次考察结束后，橘瑞超到伦敦拜见了斯坦因，并向其出示了李柏文书的照片，他们二人共同认定这些文书出自楼兰古城，即斯坦因编号的LA遗址。这个结论被斯坦因写进了他的第二次西域考察报告《塞林迪亚》一书中。橘瑞超在东京地学协会所做的演讲中，也明确宣称文书出自斯文·赫定发现的楼兰遗址，即楼兰古城。

《 李柏文书》之一（局部）

《 李柏文书》之一（局部）

1914年，我国学者王国维在考释斯坦因与橘瑞超所获西域汉晋简纸文书时发现，在《李柏文书》的某一件中，“今奉台使来西，月二日到此”一语中的“此”字被圈去，旁边注上了“海头”二字；另一件文书则直接书写成“月二日来到海头”。从而，他认定“此地决非古楼兰，其地当前凉之世，实名海头”。

王氏之说提出后，人们不仅无法确定《李柏文书》的出土地点，而且对于楼兰古城是不是楼兰的问题，也产生了巨大质疑。斯坦因所获文书中，的确有多件写有“楼兰”字样，但这些文书多为断简残纸，少见《李柏文书》那样篇幅齐整者，因此很难判断其来历。也就是说，斯坦因在楼兰古城 LA 遗址发现的写有“楼兰”字样的文书，到底是待发出的草稿，还是外地寄来的文书，目前无法确定其性质，都具有一定可能性。如果按《李柏文书》，LA遗址当时的名字应该叫做“海头”，而非楼兰。另外，王国维误用了地图，以为 LA 遗址的位置是在罗布泊东北，因此坚决地否定了它是楼兰的可能性。

王国维的论断十分巧妙，表现出国学大师深厚的简牍学功底。不过，他对 LA 遗址的位置判定有误。在他那个时代，罗布泊的具体位置、与周边湖泊的关系如何，学术界尚未弄清，他出现这一错误是可以理解的。那么，搞清楚 LA 遗址是位于罗布泊西北后，如果《李柏文书》的出土地点无误，研究者原本应该很快就能够推断出来，楼兰与 “海头”实为一地。楼兰古城邻近罗布泊、孔雀河下游，“海头”作为其别名或俗称，并不奇怪。然而，问题并未这么简单地解决。

1959年，《李柏文书》出土50周年纪念之际，日本学者森鹿三会见了橘瑞超，向其询问《李柏文书》出土地点的问题。橘瑞超提供了一张他记忆中当时出土文书地点的照片。森鹿三将这张照片与斯坦因1914 年2在罗布泊荒原发现的另一个遗址——LK 古城的图片相对照，认为两者是一致的，并提出了《李柏文书》出土于 LK 古城的说法。

森鹿三的观点发表后，在国际国内的学术界引发了激烈的争论。从考古遗存来看，LK 古城位于 LA 古城西南约50公里处，是一处较为孤立的遗址，周围遗址仅有 LM、LL 等不多的几个，其环境资源远不及 LA 古城周边。

如果李柏是在这里写作了《李柏文书》，那么写信的时间又出现了几种可能：或许是李柏在被赵贞打败、被张骏赦免死罪后，为争取戴罪立功而写；又或许是李柏于张骏击擒赵贞之后所写。然而，这些推测又与史书中的其他记载相悖。从书法字体、文书材料等方面来看，《李柏文书》与楼兰古城其他文书十分相似，风格接近，两者似存在联系。而 LK 古城并未发现其他文书，也就是说，如果《李柏文书》出自 LK 古城，那么该遗址就仅出土了这一组文书。这种孤证的情况，在考古上虽然并不少见，但亦存在可疑之处。

《 李柏文书》之二（局部）

然而，1968年橘瑞超又清楚地告诉金子民雄，《李柏文书》是在楼兰佛塔附近发现的。这再一次引起了学术界的混乱。

《李柏文书》的出土地点直接关系到楼兰城及汉晋时期西域历史的诸多问题，许多学者纷纷发表看法，提出了各种各样五花八门的猜测。事实上，《李柏文书》出自 LK 古城的最关键证据，就是橘瑞超提供的出土地点照片。橘氏在文书发现50年后才出示那张出土地点的照片，很难不让人对照片的可靠性产生怀疑。去过沙漠的人都知道，沙漠中的景观惊人地相似，若非对沙漠环境十分熟悉之人，很难判断两处地点的差别。况且，即便橘瑞超经过西域探险之后对于沙漠已十分熟悉，若是事隔半个世纪后，其记忆尚能准确到依靠一张并无特殊标记的照片来辨认地点的程度，那么为何在过去的50年间一直保持缄默？对于橘瑞超前后矛盾、漏洞百出的说法，关注这一问题的学者们无不感到恼火却又无可奈何。

目前，研究者们从多个角度提出了多种证据，基本认定了《李柏文书》的出土地点就在LA 古城。然而，LK 古城是“海头”的错误说法，曾长期流行于知识界和普通人的认识中，直到今天仍有影响。现在的历史爱好者在查询罗布泊周边遗址信息时，仍可以到处见到上述说法。

纵观这场持续时间几乎与楼兰研究史等长的学术论争，我们不难发现，《李柏文书》研究的关键问题，就是它的出土地点。一旦这个问题确定，其他相关史实也就能够随之敲定。而这番论争，本是可以避免的。斯坦因就曾在不同场合批评过大谷探险队欠缺科学素养，同时又不得不艳羡橘瑞超“惊人的好运”。

因此，对考古有一定了解的朋友都知道，考古学界有个规矩：在整理出土文物时，第一步就是将包含其出土信息的编号写在文物上面，无论是多么珍贵的文物，都不例外。对于文物保留和发挥其应有的历史价值，这是最为重要的步骤之一。当然，在写编号时，考古人员会尽量选择写在不起眼、边缘的位置，用尽量小的字号，以便最大限度减少对文物美观性的影响。

《 李柏文书》之二（局部）

BY｜古籍

文｜陈晓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