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维铮】因坚持孔子是“野合而生”，被指责侮辱中华民族的圣人

朱维铮

朱维铮，祖籍江苏无锡，1936年07月14日出生于江苏镇江，大学毕业于复旦大学历史系中国古代史专业，后留校任教。朱先生治学严谨、功力深湛，是中国经学史、中国思想文化史、中国学术史、中国史学史、中西文化交流史和中国近代史等多个领域的著名学者。

朱先生是中国经学史研究的重要传承者，承续钱玄同、周予同一脉。周予同曾是个热血青年，五四运动的最高潮“火烧赵家楼”，并扯下曹汝霖住宅的幔帐、和匡互生一起点燃的。

在史学史领域，朱维铮继承了陈寅恪、陈守实一脉的学术思想和治学方法，发展出中国史学史课程，并成为复旦历史系的特色。

整体从学术史脉络上看，有人认为朱维铮是晚清“朴学大师”孙诒让的再传弟子，是章太炎、梁启超、陈寅恪学术传人。

朴学又称考据学或考证学，主要是对古籍加以整理、校勘、注疏、辑佚等，以去伪存真、正本清源，使面目全非、久已散佚、真伪混杂的文献恢复本来面目，使许多晦涩深奥、不能卒读的典籍，可供阅读研究。

朱先生在海内外享有很高声誉。2006年曾获德国汉堡大学荣誉博士，这是汉堡大学授予中国人的首个荣誉博士，也是自季羡林之后德国高等学府授予中国人的第二个荣誉博士。

2012年3月10日，朱维铮先生因肺癌在上海新华医院去世。值其忌日，如去特摘录2007年07期《南方人物周刊》刊载的、他接受访谈的记录，以致追思。

朱维铮

朱维铮说：历史文化的传播从来是有层次的。作为研究者，一是文本的清理，二是历史事实的清理，譬如孔子活了73年，他这73年是怎么一回事。

原则就是，“无征不信”，“孤证不足为据”。我一辈子相信两句话：真理是由争论确立的；历史的事实是由矛盾的陈述中间清理出来的(马克思给恩格斯的信件)。

我们现在读到的《论语》的本子(注：今本《论语》，据阮元校勘《十三经注疏》本统计，白文12000字)，不是孔子的弟子或再传弟子编订的，也不是稍后些的人根据不同版本编订结集的，今天我们读到的本子经过了两次大的改造，一个是西汉后期，汉成帝的老师张禹编定的《张侯论》，有21篇；又过了200年光景，到了公元二世纪中期，有一个博学而影响很大的郑玄(字康成，中国第一位经学大师)，他以《张侯论》为底本，根据不同版本进行点校，就是“我认为这里该用这个字、该这么分章”，他把《论语》的今本给定下来了，而且两汉间对《论语》不同解释的结集，也是他。

郑玄死后不到一百年，何晏把郑玄的本子及其反对派的意见编成了《论语集解》。何晏后，南北朝时代，有一个叫皇侃的，受了佛教的影响，编了一个《义疏》的本子。到了公元八九世纪，唐代的韩愈、柳宗元有点像原教旨主义，他们对郑玄、何晏的本子都持怀疑态度，要回到原典。可哪里有什么原典！郑玄的时代距离孔子生活的年代已经600年了。

我讲这个结集的历史，是想说明，隔了这么遥远，又有这么多人物出场，即使其中“子曰”全部可信，拿它作为惟一依据将孔子捧上天或按下地，都是令人惊异的。

梁启超先生早在1920年就说过：自汉以来，围绕着孔子的今古之争、正学异端之争、考据性理之争从来没有停过，因而孔子渐渐变为董仲舒、何休，变为马融、郑玄，变为韩愈、欧阳修，变为程颐、朱熹，变为陆九渊、王守仁，变为顾炎武、戴震。而我的老师周予同先生说过，这话“颇能痛快地指斥数千年来学术冒牌失真的弊病”。

朱维铮大学毕业照

关于孔子是私生子的观点，朱维铮曾因此引起过学术界争议，说他侮辱了中华民族的圣人。

朱维铮说：孔子的出身不是我说的，是司马迁和郑玄说的，关于孔子的第一部传记是《史记》里的《孔子世家》，“野合而生”。

结合司马迁的记载、后世学者考证认为：孔子出生时，他的父亲70岁，母亲17岁，他的父亲是个武士；生下孔子后，他的母亲就远离他父亲的家族，住到一个非常贫困的地方，而且终生不告诉他父亲是谁，父亲死后也不告诉他坟墓在哪里。直到母亲去世，孔子15岁时，一个多嘴的邻居、一位车夫的母亲才告诉孔子，他的父亲是个武士，坟墓在哪里。孔子听了很高兴，因为他本来是个“贱人”，就是平民。

孔子自己承认：“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孟子也说，孔子小时候很“贱”(出身低微)，替人看过牛羊、管过仓库；另外孔子可能还当过吹鼓手，今天儒家流传下来的丧礼是最繁重的部分。

许多人以为朱维铮的学问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反叛，是异类。这其实是对朱维铮学术的误解。在学术基本面，朱维铮所坚守的就是“唯物史观”。

朱维铮先生为师五十二载，从未脱离教学第一线，未离开过复旦大学，是个卓越的史学教育家。他自己这样说：我虽不是名师，可当得上严师；名师未必出高徒，严师或许还能出几个。

令人感动的是：从2011年12月中旬，已是肺癌晚期的他，接受放疗后坚持上课；他提早到教师休息室缓坐半小时，一丝不苟讲完了人生的最后两节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