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丨《车轮上的血汗工厂》：贝尔泽代表作出版，沈原教授撰后记深度解读

图书品牌：群·学

（卡车司机研究译丛）

[美] 迈克尔·H. 贝尔泽（Michael H. Belzer）著

王海宇 傅聪聪 王誉梓 於京天 译

2026年2月出版/89.00元

ISBN：978-7-5228-6844-8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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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本书回溯了20世纪70年代末以降美国卡车运输业的放松管制浪潮，剖析政策变革对卡车司机工作条件、收入水平以及行业安全标准造成的系统性侵蚀，揭开了去管制化背后的社会隐痛，呈现市场竞争叙事之下被遮蔽的真实社会代价。

贝尔泽曾作为长途卡车司机奔波近十年，切身体验与学术关怀的交织，赋予本书无可替代的实证深度和理论穿透力。他在书中提出“安全成本外部化”理论，剖析低价竞争如何诱使货运公司将安全成本悄然转嫁于司机个人与社会公共利益之上，戳破了“去管制化必然带来普遍繁荣”的神话。

去管制化的光环之下，是谁在付出代价？

超越卡车司机的困境，揭示“血汗工厂”的历史延续与时代变体

将卡车司机的遭遇置于经济结构转型和劳动力市场变革的宏观视野下，

审视了竞争性市场力量的“黑暗面”，

并为理解所有依赖竞争与分包模式的行业提供了新视角

作者简介

迈克尔·H. 贝尔泽(Michael H. Belzer) 美国康奈尔大学产业与劳动关系博士，韦恩州立大学经济学教授。其研究集中于运输经济学与劳动政策的交叉议题，主要关注卡车运输业管制改革、卡车司机职业安全与健康、物流行业劳动关系等。学术服务方面，曾担任美国运输研究委员会卡车运输业研究委员会创始主席，并为运输安全与劳动政策相关立法提供咨询。

译者简介

王海宇 清华大学社会学博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傅聪聪 清华大学政治学博士，北京外国语大学亚洲学院副教授、东南亚研究中心研究员

王誉梓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研究生

於京天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

目录

前言／Ⅰ
第一章　对竞争力量的新看法／001
第二章　二十年衰退期／021
第三章　从机构管制走向市场管制之路／058
第四章　行业转型／088
第五章　集体谈判仍发挥重要作用／122
第六章　劳动力市场失灵与制度的作用／159
第七章　如果世界其他地方都像卡车运输业会怎样？／182
第八章　作为公共政策的去管制化竞争中的赢家与输家／203
附录／223
术语表／234
注释／239
参考文献／267
中文版后记　沈原／279

内容摘要

《车轮上的血汗工厂》中文版后记

沈原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中国卡车司机调查”课题组负责）

《车轮上的血汗工厂：美国卡车运输业去管制化中的赢家与输家》一书，比较全面地描述了自20世纪80年代美国政府推行“去管制化”即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以来，制度和环境的改变对卡车运输业及卡车司机群体的影响。该书于2000年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在运输经济学等相关研究领域内享有较高声誉。作者迈克尔·H.贝尔泽，1993年毕业于美国康奈尔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在密歇根大学执教，自1997年起任教于韦恩州立大学，主要从事交通经济学和劳动经济学研究。他对美国的卡车运输业和卡车司机群体进行过长期调查。这部著作的很多判断就基于这些调查所提供的数据。

虽说贝尔泽是一位经济学教授，但他的这部著作却在很多层面上展示出社会学的关怀，因此也可视为是一部综合了经济学和社会学视角的著作。我们邀请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讲师王海宇博士等四位青年学者将之译为中文，以飨读者。我认为这部书有如下五点值得特别注意。

立足于结构视角研究卡车司机群体

这里所说的结构视角即是从卡车运输业所处的制度环境和产业政策出发的宏观研究视角。此前我们组织了对维斯利（Steve Viscelli）《大卡车：公路货运业与美国梦的幻灭》一书的翻译出版。维斯利做研究主要是从卡车司机个人的微观立场出发，写作所依据的主要是参与观察和田野访谈的经验材料，而其精妙之处在于对卡车司机劳动过程的方方面面做了颇为细致的描述。在维斯利笔下，卡车运输业的制度安排和美国政府的产业政策隐退为遥远、间接的背景。贝尔泽与之不同，他的研究立足于“去管制化”以降卡车运输业结构演变和政府政策调整的宏观转型过程，由此出发探讨卡车司机群体。这种自上而下、由宏观而至微观的研究路径为理解卡车司机的工作条件和各种具体问题提供了新的视界。因此，将贝尔泽持有的宏观视角与维斯利持有的微观视角彼此参照，即将制度结构与个人行动两相结合起来，将能更全面地把握卡车司机的行动逻辑。

基于三个基本构架探讨卡车运输业

可以看到，贝尔泽分析20世纪80年代后的美国卡车运输业，是以产业结构、劳动力市场和卡车司机工会作为三个基本构架入手分析的。

首先来看卡车运输业的产业结构。根据贝尔泽的总结，美国的卡车运输业自“去管制化”以来产生了重要的结构转型，一是整车运输和零担运输的分化和专业化；二是既存老公司纷纷破产和新公司的大量进入，而这些新公司往往既不参与雇员的福利计划和退休金计划，也不允许卡车司机工会进入；三是取消了“运价局”等以往的机构管制，这些转型使恶性市场竞争成为脱缰野马，推动了货运市场激烈的价格竞争，使运价迅速逼近成本水平，由此构成了卡车运输业中企业运营和司机工作的结构性压力。

其次来看劳动力市场。劳动经济学和劳工社会学均以劳动力市场为研究对象，尤为关切劳动力再生产问题。贝尔泽的著作也凸显出这一特点。他对卡车运输业劳动力市场的分析揭示出由于激烈的市场竞争，卡车司机的工资日渐降低，接近“糊口工资”水平，以至在行业中产生明显的“劣币逐良币”过程——众多优秀的老司机被迫离开而不甚合格的新司机大批涌入。劳动力市场的此种结构演化不仅降低了卡车运输业的工作效率，危及企业生存，而且放大了“公共安全”等社会问题。

最后来看卡车司机工会。与维斯利一样，贝尔泽也格外强调卡车司机工会的作用，在他看来，虽说当下工会的作用已日渐式微，但其存在对缓解卡车司机的困境仍具有重大作用，比如在工资领域中独特的“工会溢价”效应。总之，贝尔泽对卡车运输业产业结构、劳动力市场和卡车司机工会三个构架的分析，打造了本书的基本轮廓，表现出他所持结构分析观点之巨大的理论穿透力。在三个构架剧烈变化、相互影响下，无论是卡车运输业，还是卡车司机群体，都陷于巨大的困局之中。

“血汗工厂”：对“去管制化”后卡车司机状况的概括

在卡车运输业“去管制化”后，上述三个基本架构的变化对卡车司机造成了何种影响？按照贝尔泽的概括，那就是使美国卡车运输业退回到19世纪的“血汗工厂”。这无疑是一种制度退化，折射出资本主义在成长进程中一再发生的“返祖”现象。

人们对“血汗工厂”有诸多界定。按照贝尔泽的看法，撮其要者而述有三。第一，低工资，卡车司机的工资已逐渐逼近“生存工资”水平；第二，长时间，卡车司机的劳动时间较之先前更长，而且其中相当一部分劳动如等货、装卸、修车等均属无酬工作时间；第三，坏条件，卡车司机风餐露宿、四处奔波，在途遭遇各种风险，难以同家人子女经常团聚，这些都归于贝尔泽所说的“坏条件”之中。上述三个条件使得卡车司机群体虽然身处20世纪末，却不得不返回到类似于19世纪初的“血汗工厂”条件下工作和生活。

在此种条件下，卡车司机为了自己和家庭的生存而不得不走向“自我压榨”的道路，由此引发了极为严重的社会后果，用贝尔泽的话说就是产生了巨大的“负外部性”：损害卡车司机的身心健康、阻碍他们自身人力资本的提升、瓦解周边的社会关系以及破坏家庭关系等，都是这种“负外部性”的具体体现。

对卡车司机群体内部差异的具体解析

虽说“去管制化”后的卡车司机总体上可以说几无例外地全都陷入困境，但卡车司机群体之内还是有分化的，工作部门、生产条件和地域身份等不同因素都会造成群体内差异，在工资收入和劳动强度等方面体现出较大不同。这就是说，虽说共同操持同一职业，但卡车司机与卡车司机之间也有诸多不同。贝尔泽的著作提示我们，对这种差异性需要加以特别关注。

按照贝尔泽的分析，首先，卡车司机受雇部门不同，他们的工资收入也不相同。零担司机的工资普遍高于整车司机。其次，工会化程度也对司机工资产生较大影响。在工会化企业中，司机的工资普遍高于非工会化企业的司机，因此，工会是否介入以及介入程度高低会直接影响司机的生存状况。最后，地域性也是一个影响工资收入水平的因素；传统上中心区域的司机工资就一直高于边缘区域的司机工资。由此可见，卡车司机固然是同一群人操持的同一职业，但由于各种具体条件的不同，他们的工资收入和劳动状况也有不同。这些差异化特征会如何影响卡车司机群体的行动，理应构成分析的一个焦点。

对策建议

在从事学术讨论的同时还关注公共政策，对美国卡车运输业的状况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是贝尔泽这部著作的又一个不同凡响之处。贝尔泽希望透过这些对策建议，能够改善卡车司机的处境。

贝尔泽的对策建议包括以下三条：第一条是要将《公平劳动标准法》推展到卡车司机群体。美国的《公平劳动标准法》颁布于1938年，核心条款涉及最低工资、童工标准、加班费和记录保存等，实质是保护劳工在工作场所的权利。但在汽车运输业，由于 “汽车运输豁免”条例的影响，因卡车司机工资按里程计费而无法得到加班费。这显然并不公平，亟须加以纠正。第二条是修改服务时间，有效防止疲劳驾驶，禁绝企业过度使用人力而危及卡车司机健康。第三条是通过集体谈判来强化行业。但要推动集体谈判，当然要建立和增强集体谈判的主体即卡车司机工会。由于汽车运输业原子化劳动的特征，动员大量司机同时参加工会会议是一项困难重重的工作， “去管制化”后尤甚，因此需要采取变通手段，如允许司机使用“授权卡”参与选举等。就是说，首先要通过各种可能方式将卡车司机组织起来，而后才可能举行集体谈判，达成企业内部的权力均衡。

由上可见，这三条对策建议主要是针对卡车运输业“血汗工厂”制度的基本特点而发的，而贝尔泽之所以能如此尖锐地提出这些对策建议，应该说缘出于他深谙卡车司机的苦状。贝尔泽本人在参与学术工作之前曾以卡车运输为业，在此岗位上工作达十年之久，故他对卡车司机在劳动和生活上的遭遇可谓有切肤之痛。

总之，贝尔泽的这部著作思想蕴含丰厚，既涉及学术探讨，又包括对策建议。在贝尔泽看来，卡车运输业的一切困局归根结底就在于“去管制化”释放出来的那种不受约束的竞争力。一旦撤除了羁绊绳索，此种竞争力便如同洪水猛兽一般喷发出来，涤荡着经济和社会生活领域，眼下是卡车运输业，日后必会轮转至更多行业。在它面前，无论企业还是劳工，统统会沦为输家。面对它，我们看不到谁会成为赢家。

译介贝尔泽的著作，介绍他的主要发现，当然是一项有意义的学术工作，但更为重要的还在于这部著作对我国的劳工研究，特别是卡车司机研究的启发。我认为至少有如下三点值得注意。

第一，需要将该行业的制度安排纳入分析框架。从这个角度看，我们对卡车司机的过往研究中，对公路货运业的制度和结构的分析尚不充分。特别是对我国特有的一些行业安排如“挂靠制度”等，探讨它们究竟如何规范和调控卡车司机的工作和生活，以及卡车司机的日常行动又如何反过头来改进和“变通”了制度安排本身，理当构成重要的着眼点。在这方面，中国劳动关系学院的周潇老师近年来的相关论文做出了有益尝试。但还远远不够。在这方面还需进行更多、更深的探讨。

第二，当我们研究某个劳工群体时，除把握其群体共性外，还需特别注重“异质性”分析，即需从群体共性走向其内部的分殊和差异，如是才能把研究进一步推向深入。这也就是斯莫尔等人就质性研究所设立的“差异性”标准。贝尔泽分析的精当之处在于，他看到了即使同处卡车运输业之中，身处零担和整车等不同部门中的司机却有重要差别；他也看到了即使是同一个卡车司机工会，领导层与普通会员之间，以及传统成员与激进的“民主联合会”成员之间也大为不同。差异及其张力推动了群体的运动和变化。在这方面，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马丹老师最近的论文给出了范例。她采用传统中国社会学的“记账法”对十三位卡车司机的全年账目进行录写和分析，结果发现不仅各种不同工种如城配、长途、零担、短线、普货、危化品等运输部门，而且年龄和性别等社会因素，都会导致劳动节奏的差异与劳动收入的不同。这种对同一群体内部差异性的研究，为更深入地探讨卡车司机迈出了开拓性的一步。

第三，理论使用的适切性问题。我在这里所说的“适切性”，意指理论之于其所解释的案例需正向对位。社会学上有所谓“关键个案”之说，即一个案例与某种理论正相对应（或正相反对）。我认为推展到理论也是一样，也有个“关键理论”的问题，即面对某种案例，总有某种理论最适宜与之对话。理论“适切性”的意涵大抵如是。我们在研究中一个常犯的错误就是忽略了理论的适切性，从而导致分析过程中的“理论错位”，把不确当的理论当做分析透镜，或把只具有局部适用性的理论运用于全体，这些都是“理论错位”的表现。

我认为贝尔泽在这部著作中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关于理论适切性的范例，这体现在当他试图揭示卡车运输业的市场效率时，对“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两个概念的斟酌和运用。其实，到底运用何种理论来解释卡车运输业的竞争效率，在经济学家中也有很大争议。贝尔泽虽说并未明确表达出他最终倾向于何种解释，但从书中的分析思路来看，他实际上是试图针对不同的竞争优势动因，运用不同的理论解释工具，重点在于所用理论与解释现象的正向对位。在强调有能力设计、建造和使用尺度更宽、车身更长和马力更大的货运卡车，借以提升运输效率方面，大企业具有明显优势，这就适用于“规模经济”观点来解释；但如何在规定工时内通过实现更大的满载量，通过多拉快跑赢得竞争优势方面，他又提出重点并不仅在于“货量”，而更在于“货量的位置”——那些设置了轴辐装卸系统的企业具有明显竞争优势，这又落脚在空间结构安排，需用“范围经济”观点来解释。简言之，同在卡车运输业，赢得竞争优势可能来自不同动因，故需用不同理论来解释，切忌以一概全。这就是对理论适切性的考虑。

综上所述，贝尔泽的著作对中国卡车司机的研究，乃至中国劳工的研究都具有一定的可借鉴性。不过，如果说从事劳工研究的社会学者读后可能感到些许遗憾，那必定出于本书缺乏关于劳动过程的具体描述。在我看来，把贝尔泽和维斯利的书结合起来阅读，使两者相互映照，或许可多少弥补这一缺陷。

中国卡车司机调查报告（No.1~No.5）

传化慈善基金会公益研究院“中国卡车司机调研课题组” 著

大卡车：公路货运业与美国梦的幻灭

[美]斯蒂夫·维斯利(Steve Viscelli) 著

孙五三 译

封面：photo by Melissa Askew on unsplas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