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明：农村体育教师短缺突出；想青少年息屏要提供替代场景

3月5日，姚明在接受新京报采访时表示，只有在制度层面进行统筹，才能为青少年营造更加平衡、健康、可持续的成长环境。

你在此次全国两会上关注体育老师的身心健康问题，请问目前校内体育教师紧缺程度和课程压力如何？有无详细的调研数据？

确实在学校体育呈现出明显“高需求”态势的同时，体育教师队伍建设却面临新的压力。北京姚基金公益基金会调研显示，当前不少学校体育教师整体处于“紧平衡”状态。随着课时增加与专项教学要求提高，师资补充节奏却相对滞后。超过六成体育教师处于中高强度教学区间，不少教师每周承担16节以上课程，同时还需承担课后服务、专项训练、体质监测和赛事组织等多项职责，长期处于高负荷运行状态。

与此同时，师资供给整体缺乏弹性。近半数学校认为体育教师数量明显不足，大多数学校编制多年未有明显增长，需求增加往往直接转化为个体压力。此外，体教融合背景下，体能训练、专项技术、运动康复等专业能力需求持续上升，但相关专业人才储备不足，专业结构与课程升级之间仍存在差距。城乡之间、区域之间配置不均，农村和薄弱地区师资短缺问题更加突出。

可以说，当前中小学体育教师队伍建设面临的主要矛盾，并非简单“缺人”，而是在高需求背景下形成的“超负荷运行与低配置并存”的结构性问题。如果这种状况长期存在，不仅会影响教师职业吸引力，也将制约学校体育由“课时保障”向“质量提升”的顺利推进。

我们也关注到体育教师师资数量明显不足等问题，推动问题解决目前还需要哪些政策上的支持？需要疏解哪些堵点？

我认为要在规范的前提下探索多元补充路径，通过政府购买服务、定向培养和支教机制等方式，缓解阶段性压力，特别是加强对农村和薄弱地区的支持。

还要完善区域流动和支援机制，增强师资配置的灵活性，使资源配置更好地适应学生规模变化和政策节奏。围绕专项教学和体能训练需求，加强相关专业培训，提升供给质量。同时完善工作量核算和激励机制，减轻教师高负荷压力，增强职业吸引力。

在教学组织方式与评价方面，可以探索分层与项目化教学，提高资源使用效率。建立符合体育学科特点的综合评价体系，将学生体质提升、课堂质量和实际工作量纳入考核，强化质量导向与制度保障，提升配置科学性与公平性。

你一直在关注青少年的屏幕使用问题，在2025年的全国两会上，你提出“息屏24小时”的建议，此次“息屏+”建议可以说是2.0版本的再升级？

是的。需要看到的是，我国未成年人屏幕治理具有明显的国情复杂性。一方面，留守儿童和流动儿童规模较大，手机与网络在维系亲子沟通和情感支持方面具有现实功能；另一方面，区域发展仍不均衡，数字技术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弥补教育资源差距的作用。因此，简单复制以刚性限制为主的管控模式并不可行。

我国屏幕治理应坚持“规范引导、合理使用”的方向，在保护与发展之间寻求平衡。近年来，我国已初步形成以法律制度为基础、政府主导、多方协同的未成年人数字保护体系，整体呈现“堵疏结合”的治理格局。但在基层实践中仍面临一些现实难题：区域差异导致政策落地效果不一；家校衔接机制不够顺畅，放学后及周末存在管理空档；部分未成年人通过技术手段规避“青少年模式”；教育数字化背景下线上学习安排客观上增加了屏幕时间。

实践表明，单纯依靠技术限制或法律禁令，难以从根本上改变青少年对屏幕的依赖结构。因此我提出了进一步的建议。

对于这些问题，你和北京姚基金公益基金会做了哪些调研工作？

在实践中调研发现，时间倡议具有提醒和引导意义，但如果缺乏现实替代场景，青少年即便短期“息屏”，也难以形成长期稳定的线下参与习惯。问题的关键不只在于“用多久”，更在于“离开屏幕后去哪里、做什么和谁在一起”。

资源条件较好的家庭往往可以通过培训机构或商业场所，为子女提供丰富的线下活动选择；而普通家庭和资源相对匮乏家庭，更依赖社区、学校等公共空间获得安全、稳定、低成本的活动场所。

我们也发现现实中，校内外公共服务空间仍存在不足。校内空间功能高度教学化，除教室和操场外，供学生自由交流的非教学空间有限，课间和课余时间被压缩，稳定的现实社交场所匮乏。校外层面，一些社区空间主要面向成人和老年群体，适合青少年长期停留和自主活动的场所不足；农村和城乡接合部地区公共服务投入有限，可及空间更为稀缺。

在“双减”政策释放课余时间的背景下，若缺乏相应公共空间承接，部分青少年只能被动转向线上娱乐和屏幕使用。

为此你提出了建设青少年公共服务空间的建议，这一场景的建设对于推动青少年主动“息屏”有哪些帮助？

公共服务空间不仅是物理场所，更是连接个体与社会的重要载体。它为青少年提供低门槛、可持续的面对面互动环境，使同伴交往和社会支持在日常生活中自然发生。在数字时代，现实空间所提供的具身参与、多感官体验与持续互动，有助于青少年重建稳定的活动节律和社会秩序，降低孤独感和社交退缩风险。

公共服务空间还具有重要的社会公平意义。公共服务空间供给是否充分，直接关系到不同家庭青少年获得现实参与机会的公平程度。

同时，公共服务空间并非建好场地就能自动发挥作用。青少年注意力稳定性和自我管理能力仍在形成阶段，其行为选择高度依赖具体情境和外部引导。如果缺乏持续活动组织和稳定陪伴机制，空间容易沦为“被动存在”。只有通过反复进入、共同使用和持续实践，公共空间才能真正转化为具有吸引力和归属感的社会场域。

因此，有必要推动屏幕治理思路由单一的时间倡议，进一步走向以空间建设为基础的实践升级。通过扩展青少年公共活动空间，完善活动组织和陪伴机制，将阅读、体育、劳动实践和面对面交流等线下活动纳入常态化公共服务体系，让青少年在息屏之后“有处可去、有事可做、有人可伴”。当现实空间能够承载正常的交往需求，屏幕使用自然会回归更加合理的状态。

青少年屏幕依赖问题，并非单纯源于技术本身，而与现实活动机会不足密切相关。只有在制度层面统筹空间供给、活动组织与家庭支持，形成家校社协同参与的多元治理结构，才能推动屏幕管理从阶段性倡议转向日常生活结构重塑，为青少年营造更加平衡、健康、可持续的成长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