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药巨头两会“诉苦”：集采大刀之下，国产创新药还有活路吗？

2026年3月初，十四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在北京开幕。几位医药上市公司的负责人带着厚厚的一叠提案走进了会场，在会上不约而同地把矛头指向了一个词：集采和医保支付。

这并不是一次简单的建言献策。袁玉宇试图在集采效率和市场创新活力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而戴立忠则更直接地要求医保部门为提高诊疗效率的精准诊断项目开辟绿色通道。陈保华的目光转向了制度缝隙处，在那里他看到了因采购与支付脱节所造成的各种问题。

去掉这些温和的词语之后，就暴露出一张复杂的利益网络。所有的商业叙事都是权力和资本之间的博弈。

2026年1月14日，天津。第六批国家组织高值医用耗材集采在这里集中开标。乐普医疗的代表一直盯着大屏幕，终于松了口气。他们三款药物涂层球囊全部中标，保住未来三年覆盖全国市场的入场券。

但是资本市场并没有给予太多的欢呼。因为人们都在算一笔账：用价格换来的收益到底有多少。

乐普医疗作为中国心血管介入领域的领头羊，曾经有过十年的飞速发展。但是在集采常态化的大背景下，龙头公司的归母净利润在2024年出现了大幅下降：八成。

这不是个例。医疗市场投资逻辑早已经被改变。以前华东医药等传统大厂依靠高毛利、高营销费用的仿制药赚得盆满钵盈，但是随着集采大刀一落，极低的中标价格直接击穿了整个行业的护城河。

代表委员们坐不住了。圣湘生物董事长戴立忠在两会上坦白了事实：“医保集采和价格治理虽然使检测费用大幅下降，但同时也使得部分企业的毛利率迅速降低，研发投入后继乏力。”

降价还不够，另一道紧箍咒就是医保支付方式改革，也就是按疾病诊断相关分组付费。在巨大的压力之下，医院为了节省开支而减少开单量，并且用廉价的老技术来代替高质量的新技术。企业做出了好的东西，但是医院却不敢用或者买不起。这就形成了一种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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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想弄清这场博弈的前因后果，就必须追溯到最初的那笔钱。

以前，中国医疗界最大的利益同盟就是药厂和医生。依靠庞大的销售团队以及回扣、好处费等手段打开医院大门的是药厂。药品价格越来越高了，而医生的收入也在不断增长，因此制药公司也获得了巨大的收益。

这样的模式使整个医疗体系陷入无效率的膨胀之中。但是买单的是老百姓，兜底的是国家医保。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速，医保基金的压力呈指数级增长。

医保基金的池子是有限的。2022年，浙江省温州市平阳县卫健局办公室里放着一张沉甸甸的医疗数据报表。这一年，平阳县医保基金当期亏损超过两千万元。巨大的窟窿要由所有的医疗机构一起分担，只有不到十分之一的重症患者去县外住院，就花掉了县里二十三分之四十五的医保资金。

水池快要见底的时候，控费就变成了一场没有退路的保卫战。平阳县作为试点，在门诊按人头、住院按疾病分组的方式上进行了尝试。

全国医保支付改革的缩影就是这样的。医保局不再按照项目实报实销的方式进行报销，而是给每个病种规定了价格上限。医院如果可以以低于天花板的成本治好疾病，结余的钱归医院所有，超支的部分由医院自行承担。

权力的杠杆瞬间发生逆转。以前医院是以利润为中心，开药越多赚钱就越多。现在医院变成了成本中心，超过医保限额的部分只能由医院自行承担。因此，正如戴立忠在两会上所说的那样，为了生存，医院只能把昂贵的创新药品拒之门外。控费的大锤终于落到了医药企业身上，在医院里体现得最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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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挤水分的运动中，政策制定者的初衷是好的：用集采把仿制药虚高的价格压低一些，节省下来的资金去支付临床价值大的创新药。这就是指“腾笼换鸟”。

但是现实的棋局要比理论更加复杂。华海药业总裁陈保华在提案中揭示了另外一个真相。部分地区的配套协同机制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因此集采没有中标的高价仿制药、原研药仍然可以享受较高的医保支付标准。这一采付脱节现象既违背了集采引导合理用药的初衷，又使合规中选和大幅降价的仿制药企业处于不利地位，形成不正当竞争。

更让人痛心的是创新药所处的困境。这两年来，中国创新药企风头正劲，不但研发能力提升很快，而且频频创下海外技术授权的大额纪录。2023年底，百利天恒和美国医药巨头百时美施贵宝签署了一份价值84亿美元的抗癌新药授权协议，在业内引起震动。

但是中国惊艳世界的创新药物在本土却陷入了困境。新药的出现，一般要经过十年时间以及十亿美元的投资。但是目前医保谈判机制下，企业要想进入医保目录，就必须接受严格的降价要求。

百利天恒的创始人朱义曾经直言不讳地说：“创新药是新的生产力，不能用白菜的价格来购买。”国内新药上市慢的原因在于对创新支付价格过低，资本方面自然不愿意大力投入资金。每一次谈判桌上的灵魂砍价，都在透支着医药行业未来的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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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来为中国的创新药物买单，成为当前最棘手的问题。

医保局的定位是保基本。在十四亿人口的大基数之下，基础医保根本无力承担所有的天价创新抗癌药和前沿诊疗技术。要求一个全民都能享受的基本医疗保障体系来为动辄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的高端医疗服务买单，本身就是一种错位。

两会期间，贝达药业董事长丁列明建议，在保证基本的前提下适当增加医保基金对创新药物的覆盖范围、完善谈判机制以保证合理价格和研发投入回报，并留出一定的时间窗口供企业自主定价。

这是对理想状态的一种呼唤。但是存量博弈的时代到来之后，医保的每一分钱都要掰成两半花。在患者减负与药企利润之间，政策重心自然偏向于前者。

真正的解药，也许不在基础医保的范畴之内。当基本医疗保险不能覆盖的时候，就需要多层次的支付体系来支撑，特别是商业保险。但是由于公立医院数据不能共享、精算模型缺失等种种体制机制问题的存在，中国的商业医保至今还没有建立起足够的支付力量。这就使得企业开发出世界一流的药物，而本国的病人因为支付能力不够而无法使用。

这就形成了一个危险的闭环。医保控费挤压了医院的资金，医院减少了对高价耗材和新技术的购买，药械企业的利润大幅下降，不得不减少研发支出，最后中国的患者面对前沿疗法的时候还是只能感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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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商业叙事最后都会回归到冷酷的利益清单上。

集采和按病种付费改革，彻底改变了中国医疗市场格局，打破了原有的暴利模式。这是时代进步所必须付出的代价。但是当手术刀挥舞得太过激烈，甚至伤及产业的创新血脉的时候，政策的钟摆就需要重新调整。代表委员们提出的议案，并不是企业单方面抱怨的结果，而是医药生态系统发出的一种警报。

精于计算投入产出比的人，一般不能容忍不切实际的幻想。但是真正的范式革命常常出现在后者那片无人知晓的荒野之中。如果创新的种子得不到这片土地上的等值回报，资本就会用脚投票，人才也会随之流失。一场只注重性价比的医疗改革或许可以解决当前账本危机，但是却会丧失中国医药产业在将来全球棋局中应有的中心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