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院纪事

制图:董淑云(即梦AI生成)

□丘克军

住院对于我来说，是一件很纠结的事情，甚至是一件很忌讳的事情。并不是讳疾忌医，而是一种惰性。感冒发烧，咽喉肿痛，皮肤瘙痒，单位卫生室基本上可以解决，就断了去医院的念头。医院既是一个救死扶伤的地方，也是一个生离死别的地方；它诞生了很多生命，又送走很多生命。总的来说，那里的生命力很旺盛，即使别处门可罗雀，医院依然人头涌动。

我对医院的了解，是因为在那里送走了我的父母。人生就是这样匆匆而来，匆匆而去。从月球上看它的主人地球巨大无比，而从5500万至4亿公里之外的火星看地球，就显得十分渺小；人类诞生以来，就像非洲大草原上的动物一样，弱肉强食，战争不断，真的很不值得；每个人生就那么几十年，最多上百年，为什么不好好地活着，且行且珍惜呢?当然，作为高级动物的人类，也为地球村和宇宙创造了无以伦比的科技和文明。父亲为祖国的教育事业贡献了一生的智慧与心血，那年春节回家乡过年，发现80岁的父亲变得骨瘦如柴，那时候大家都处于一种过年的兴奋状态，也就没怎么在意；几个月后上广州大医院一检查，已经是前列腺癌晚期。当儿女的兄弟姐妹都很自责:为什么当地单位的年度体检就没有PSA(前列腺特异抗原)这一项呢?!PET-CT显示已经转移。医院做了“去势”手术，术后PSA指标迅速下降，父亲的肌肉、体重也得以恢复；这期间，父亲做的是整理他几十年的教案精华，还写了一篇散文《家乡的华南虎》。我则每天奔赴在单位与医院之间。

最终，还是人算不如天算，过几个月，PSA指标又开始狂飙起来，父亲进了ICU，从ICU回到普通病房，父亲已经预判到大难之后的结果，开始交代后事。一个中午，他嘱咐去深圳看同学的姐姐早点出发，不要错过了火车，自己吃了点粥后就午睡，结果就永远睡过去了。父亲从普通病房紧急转入ICU，抢救了两天也没醒过来再看一眼接到电话从深圳赶回的姐和兄弟姐妹们。看着父亲被送往地下室的太平间，兄弟姐妹们心如刀绞，绝对不相信至亲的父亲就这样永别了!这那个时候，我脑海浮现出余秋雨《借我一生》第一章“长辈的山”中描写的:

我的父亲余学文先生，于今天中午去世。在上海同济医院的二号抢救病房，我用手托着他的下巴。他已经停止呼吸，神色平静却张大了嘴。好像最后还有什么话要说，却突然被整个儿取消了说话的权利。

我和父亲的关系与余秋雨的情况差不多，聚少离多；余秋雨只能在其父亲从上海回乡下时见上面，我也是只有父亲寒暑假回乡下才能见上面。人生的聚散与永别，总是怀有一种特殊的心情。

母亲是挣扎中离世的。母亲自上世纪三十年代来到这个世界，就一直十分顽强，从不向命运低头。这在我另外一篇《生命之歌——写给亲爱的母亲》(见光明网)文章中有所描述。疫情期间，九十多岁的母亲新冠一直阴性。2022年11月30日，广州放宽限制后，母亲因为心脏病入院，出院后就阳了。在家呆了半个多月，吸氧和药物无法控制，而此时医院人满为患，也只能排队挤进医院一个6人病房。那时候医院的病毒浓度可想而知，几乎所有医护人员都是带着病毒、忍着病痛工作，人性的亮点在他们的身上闪着光芒。母亲吸着强氧、吊着抗炎药液和免疫球蛋白，支撑到第4天，中午喝了点粥，呼吸依然急促困难，到晚上11点，极端难受的母亲抓住我哥的手反复叫喊:“快救我!快救我!”由于用力过度，一下子晕了过去。心电图变成了一条直线。目送母亲下太平间的时候，兄弟姐妹们心里一直不是滋味，因为一个月后就是春节了。人生永远处于一种聚聚散散境地，母亲离开了我们，和亲爱的父亲在一起了。

2022年底，我自己也无可避免地“阳”了。后来我发现，身边不少人躲过了这一劫，一直没“阳”过，真是不幸之大幸。我有基础病，心里咯登咯噔的，赶紧找医生朋友，他马上让我做肺部CT，一看结果:毛玻璃肺，有些部位白得像书法家草书里的“枯笔”，毛毛草草的。他说:“马上入院。”我在各个平台查了一下“毛玻璃肺”，脸色变得紫青紫青的。我不怕死，这是任何生物(碳基生命)的必然终点，谁也无法避免；但我这个时候不能死，因为我要为刚刚去世的母亲下葬和祭扫，看一看墓地里母亲和父亲又在一起的情景。

这个时候，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住院部连走廊也住满了病号。我被安排进了一个三人间，还算幸运的，不想第二天病房阳台再住进了一个患者；在这个窄小的病房里，我住在靠门口的床，邻床是一位七十多岁的老太太(男女病人混住，已经成医院常态)，再里面是一位八十多岁的退休公务员，阳台住的是韶关过来的病人。4个病人，加上3个陪人(我不需要陪人)，这个小病房一下子住进了七个人，比外面走廊还拥挤。到了晚上，失眠的我整个夜晚都在听监护仪嘀嘀嗒嗒的声音和那平时难以听到的此起彼伏的呼噜声。听着呼噜声，我也诗绪飞扬:

纸船明烛照天烧，神州大地尽舜尧；

呼噜震天敲金鼓，国泰民安瘟神逃。

我属于一级护理，全天候心电、心率、血压、血氧监护全上了，还要吸氧。点滴(吊针)为左氧氟沙星和人血白蛋白，附加妥布霉素雾化喷喉。抽血化验是住院的“例牌菜”，最痛苦是凌晨6点在手腕脉门处深扎针抽取动脉血，那种疼痛不是一般人能够承受的，邻床的老太太也只能咬紧牙根挺住。真的不知道哪位科学家、哪个团队研发出这五花八门的验血方法。邻床的老太太入院时十分虚弱，幸亏她三个儿女都在身边悉心照顾。做生意的小儿子经济上给予了顶力支持。人血球蛋白那时成为疯狂的抢手货，从入院时的600元一支，一天一个价，从600到1000，从1500到2000，最高冲到2500元一支，还得有“门路”才买得到。

这老太太有福，儿女们花了十多万元让医院给她吊了40多瓶。出院时他们亲爱的妈妈精神抖擞地回粤西老家过年。点滴这人血球有个讲究，50毫升就两千多元，医院想患者之所想，先用少量生理盐水润管，再点滴人血球蛋白，完了还用50毫升生理盐水把管里的冲到血管里去，保证不浪费一丁点球蛋白液。我想，除了人类，其他动物没这么聪明，机器人当医生的时候也不会考虑到这样做吧。

在医院里，除了听到监护仪器的嘀嗒声和“集体病房”的呼噜声，还听到另一种声音，那就是医护人员的问候声、关心爱护声。那段日子，几乎全院上下都在为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服务，其他科室的医护人员除了保证本科室的正常工作，都要分批次到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增援。他们在自己也“阳”的情况下践行着救死扶伤的使命。整个病区听得最多的是护士们那“我为什么不长多两只手?忙不过来呀”!那天使般带着笑声的喊叫，既缓解了自己的疲惫，也给病人带来一片温暖。

我怀疑自己得了一种叫“首月住院”的“特殊病”，时隔三周年，住院依然是1月份，2026年元月，我又住院了。月中的时候，我挂了个内分泌科的教授号，教授一看我在社区医院的化验单:“血糖那么高，服药又降不下来，快住院拿个治疗方案。”不由分说就开了住院单。

医院永远是人满为患，这次我住进了一个四人间。我住的是靠门口的一个“加床”，邻床是华南农业大学林学与风景学院的教授，中间是一位汕头病人，最里面那位说的方言听不懂，不知道其来自何方，其妻子一直陪伴着他。一到晚上，呼噜声也热闹起来，失眠的我还听到一个女声在说梦话。原来最里面的夫妻一起睡在那张一米见宽的病床上。我想我不是在构思小说大纲，脑洞大开，而是在住院，必须认清现实，于是赶紧按响床头铃，叫医生开了一粒安眠药服了，然后渐入梦乡。

时间虽不长，但我也像海绵一样从这位华农教授口中吸收了不少学问，比如目前的生态保护，他认为不是满山遍野任其生长就是了，而是要规划树种，以满足国内巨大的木材产业需求；森林既要防火，又要“炼山”，才能让森林有序迭代，更加繁荣；森林火灾逃生，不仅要开辟防火带、运水灭火，还可以用火烧出一片无法再然烧的空地，反其道行之，才有生存机会。几天下来，我们从病友变成了“战友”(共同战胜病魔的朋友)。

医生苦于我的失眠，将我调到了一个双人间。医院就是“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病人换了一拨又一拨。我住入新病房的下午，病房居然入住了一位“00后”。真是稀罕!糖尿病本来是中老年人的“专利”，却袭击了不少年轻人。

这位年轻人是一位大学在读研究生，五天前呕吐、反胃去学校医院看医生，服药后病情依然故我，第二天又去学校医院诊治，医生叫他立即到市区大医院急诊。两位同学打车送他到医院急诊，结果直接进了ICU。同学俩通宵守护到第二天下午，一直等到他父亲从三千多里的家乡赶到医院。我相信小伙伴们终身难忘患难相助的这一天和情同手足般的同学、兄弟情谊。第四天他才从ICU转到普通病房，依照一级护理管理，心脏、心率、血压、血氧监护仪全上，又是嘀嘀哒哒响个不停，医护人员半夜三更不断过来处理紧急情况。据这小伙子自述:身高一米七八，身重200斤，平时多吃少锻练，血脂血糖奇高导致急性胰腺炎。

第二天上午，病房突然来了20多个年轻人，陆陆续续竟来了三十多个，把整个病房都塞满了。原来是小伙子的导师带领他所有研究生同学一起来探望这位进了ICU的同学，送上了鲜花、同学们凑的慰问金和热情的问候。导师还告诉小伙子，他的病情惊动了院校领导，正在为他申请三千至五千元的医疗补助；还叮嘱小伙子好好治病，出院后先不用回学校，直接和父亲回家过春节。这一幕令病孩父子俩流下热泪，也令一旁的我动容。

三年住两次院，住得我把医院热爱起来。很多人从原来认为同医生分别时不要说再见，以为说再见就是说自己又会生病，到现在恨不得经常见到医生，与医生交朋友；因为医生是自己的健康顾问、健康保护神。医院也一样，生离死别大都在医院，它却是每个人实实在在的健康长寿圣殿。随着国家的强盛，现代医院有如星级酒店。病房里洗手间、衣柜、电视机、时钟、空调、吸顶灯、阅读灯一应俱全，还有吸氧装置，病床有活动护栏，床头、床中、床尾高度可以任意调节，床头的呼叫按钮一按，护士马上到来，那种嘘寒问暖，关怀备至，与星级酒店的服务生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内分泌科的病人基本都是高血糖高血脂及并发症患者，一入院就给每位病人戴上全天候Wi-Fi监控的血糖仪和全智能胰岛素泵，完全模仿正常人体为全身血液给出定量胰岛素。在护士站的大屏幕上，每个病人的全天候血糖值曲线都一目了然，还设置了血糖过高过低的报警提示，医生随时根据实时数据调整用药方案。扫床头码就可以在医院食堂订餐，餐饮到点准时送到病人的床头柜面。

读者也许会说，住两次院就说了那么多，是不是住院太少、孤陋寡闻了?我十分认同这个说法。住院期间，我除了安心治病，写这篇“纪事”，还阅读了梁实秋的《割胆记》一文，文章记录了他入院割掉胆囊的整个过程:“二十二日那一天，天高气爽，我携带一个包袱，由太太陪着，准时于上午八点到医院报到，好像是犯人报案一般。”出院时，“一出医院大门，只见一片阳光，照耀得你睁不开眼，不禁暗暗叫道:好漂亮的新世界!”

三年两住院的我，何尝不是如此!住院既是全身治疗(各科都可以综合会诊)，更是一次心灵洗礼。出院时阳光灿烂，好一片春光明媚!

2026年春于广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