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朝鲜办厂的两年：他们穷到吃不起肉，却把最好的给了我

关厂那天，天上飘着细雪，新义州的风刮得人耳朵生疼。三十多号人站在车间门口，没一个人打伞，朴大姐把围巾角掖进棉袄领子里，朝我挥手时，袖口磨出了毛边。我坐上回丹东的旧面包车，后视镜里，金美香还站在原地，手里攥着个蓝布包——后来才知道，是她妈熬了三个晚上织的围巾，灰蓝得像冻住的鸭绿江水。

其实厂子刚开张那会儿，谁也没想到能撑到年底。2012年春天，我过鸭绿江桥，就几分钟车程，可桥这头丹东霓虹灯一亮，对面新义州连路灯都懒得点全。厂房是郊区租的旧库房，墙皮掉得能刮下三两灰，四十台缝纫机是从丹东废品站淘来的二手货，有的踏板弹簧都松了，踩一脚“咔哒”一声，像在咳。

招工那天，人排到铁门外头。姑娘们穿洗得发硬的蓝布衫，阿妈妮头发抿得一丝不苟，介绍信叠得方正，揣在胸口最里层。我没看学历，只看手——指甲缝干不干净，指节粗不粗，有没有常年捏针线留下的茧。挑出三十二个，当场有人蹲在地上哭，不是委屈，是真不敢信：这年头，还能领到钱？不是粮票，不是布票，是哗啦啦响的硬币，五毛一块，数得清颗数。

她们一个月工资折合人民币四十五块六。我算过账，够买二十斤高粱米，或七斤带鱼干，或给家里三个孩子各添一双胶鞋。朴顺女——厂里都喊她朴大姐——三年没摸过现钱，头回领工资手抖得打不开信封，跟翻译小金说了一长串，小金转述时喉头动了动：“她说，上回摸钱，还是她男人在平壤当司机时带回来的，后来人没了，钱也烧了。”

第二个月，我从丹东冷库拖来一吨冻带鱼。中午炸得焦黄酥脆，油星子溅到搪瓷缸上“滋啦”一声。结果好几个人筷子悬在半空，不动，低头用塑料袋包好，塞进裤兜。我装作擦桌子，转过身去。你真拦？拦得住一个饿瘦的胃，拦不住七口人等着喝那口鲜汤。

金美香十九岁，瘦得胳膊腕子细过我拇指。下午两点准准地发白、冒虚汗，缝纫机声都跟着发飘。给她加饭，她摇头；说这是规矩，她才接。后来小金悄悄讲，她把午饭撕成三份：一份嚼两口垫底，两份裹在油纸里，带回去分——奶奶一口，弟弟一口，最小的妹妹舔舔油纸角。

我感冒那回，朴大姐端来一碗泡菜汤，热得烫嘴，汤上浮着几粒辣椒籽，底下沉着三片白萝卜。她没说话，就坐我对面盯我喝完，自己碗里只剩半勺冷饭。那汤的咸劲儿，现在想起来，嗓子眼还发紧。

风是下半年开始变的。海关突然卡布料，朝方合作单位三天两头来补章，今天要水电证明，明天要环保备案——可那厂房连电表都是老式机械盘，拨一下才转半圈。年底通知下来，“重组合作模式”几个字印得端正，实则就两条路：交出去，利润对半；或关门，设备折成朝元结清——那钱，连新义州菜市场都花不出去。

我选了关门。

散伙饭没吃，就一人发了一条手工皂，朴大姐硬往我手里塞围巾，金美香低头系结，手指绕了三道，死结。

回丹东算账，亏三十二万八千四百。老婆摔了筷子，我扒拉两口剩饭：“值。”

这话说得轻巧。可你摸过那围巾就知道——细密，微弹，洗过三次还带着点山毛榉木纺车的涩香。

前两天下雪，我又戴上了。

围巾旧了，边角起了毛球，可一绕上脖子，还是像有人在背后，轻轻推了我一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