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门答腊岛，郁达夫的最后岁月

在文学的殿堂里，我们常常会看到那些高坐在殿堂之上的神一般的文学大拿，以文学之名，用一支巧言令色的笔，为自己书写冠冕堂皇的词语。

唯独、唯有郁达夫，他是高于他的笔的。他笔下的自己，孱弱不堪，游走于女人与大烟之间，而真实的郁达夫，别人口中的郁达夫，是坚韧的，他超脱于自己笔下的人物，他没有真正地沉沦，他是个彻头彻尾的积极抗日派，一个活在现实中的勇敢的斗士。

从《日记九种》中出来，我就迫不及待地阅读了日本学者铃木正夫的研究报告《苏门答腊的郁达夫》。（这个选择让我伤心。）

我不太爱看日本人写的东西，我常常觉得，他们往往凭借一个非常微小的论点，就引申开来，写出一整本厚书，而看到最后，最有价值的，也仅仅只有那个最初的小论点。

可是，在纪实文学这回事上，日本学者铃木正夫展现了非凡的韧性，二十年（该书出版后他继续寻找真相，可谓是用毕生来追问真凶）求索求真，铃木正夫数次寻访印尼，最终还原了郁达夫人生中最后的岁月，以及，郁达夫的死亡真相。

坦白说，读完《苏门答腊的郁达夫》，我很伤心。我希望我对他的认知与理解，依旧停留在1927年的夏天，那个意气风发的渣男，那个豪情万丈的理想主义者。

可是，众多他人的嘴，逐渐拼凑出一个文学之外的郁达夫，一个真正值得我们崇敬的人。欢迎走进《苏门答腊的郁达夫》，一起见证这位文学巨匠最后的岁月。

1937年8月，郁达夫受邀举家前往新加坡，担任《星洲早报》文艺副刊的编辑。两年后的1940年3月，这对民国风云伉俪协议离婚，王映霞返回国内，郁达夫继续留在新加坡。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新加坡沦陷，郁达夫被迫出逃。彼时的郁达夫，因出版了《沉沦》在日本已经很有名气，拥趸无数。

新加坡沦陷后，最先进入新加坡的是改造社社长山本实彦，他到达的第一句话是：“我是来给郁达夫报名的，他在哪里呢？”如果当时山本实彦找到了郁达夫，可能他会被保护去往日本。

山本实彦经人打探后得知，当时的郁达夫已经与胡愈之等一众文人，辗转逃到印尼的苏门答腊岛。据张楚琨《忆流亡中的郁达夫》描述：

1942年4月，郁达夫来到苏门答腊的西部小镇巴爷公务。巴爷公务的华侨很多，多为福建人，不会说国语，多操着闽南语或者马来语，郁达夫这个浙江人因为语言问题，也受到了一些困扰。

刚抵达巴爷公务时，郁达夫计划申请当地华侨的帮助，租一间小房子，做点小生意，过上平静的隐姓埋名的生活。

可是他一抵达巴爷公务，就因一场与日本兵的意外交流，被居民误认为日本间谍，遭到了同胞的抵制与冷漠。郁达夫起初不知因果始末，只以为当地华侨不肯帮助他这个海外而来的孤客，后来其他文人抵达巴爷公务、代为澄清后，郁达夫才与当地华侨熟识起来。

1988年的巴爷公务车站

随着交往颇深，郁达夫这个化名赵廉、在当地开办酒厂的“生意人”，也因德才兼备受到了当地居民的尊重。至此，郁达夫便在巴爷公务生活了下去，度过了他人生中最后的岁月。

郁达夫平静的日子没过多久，就因为扎眼的日语能力，被日本宪兵队征为翻译。这在郁达夫看来，是苦不堪言的一件事。他作为郁达夫的身份常年被日本人惦记着，又整天得假装不懂国事的富商在日本人眼前转悠着，连睡觉都不敢睡踏实，生怕梦话把自己泄露了去。

在这样巨大的压力下，郁达夫利用职务之便，救助了不少印尼人和华侨。他不仅从日本人手里救人，还利用宪兵队翻译的身份、依仗日本人的权势，阻止印尼当地人欺压华侨，阻止华人与华人之间互相倾轧。

王任叔《记郁达夫》中有一段描述非常有趣。

“我现在也戒酒，在宪兵部，我绝对不喝一口。” 我相信他是实话。之后，我在他的住屋里，却常常看他喝酒。从文章上来理解达夫，一定会判断：他是一个放纵无度的诗人，他不会有什么自制力。但从他宪兵部的生活上看来，他实在是一个有极强自制力的人。这似乎又是我对达夫的一种新发现。但仔细一想，达夫如果没有他的勤谨和自制力，等身的著作是写不下来的。 王任叔《记郁达夫》

这段话可谓是荡涤了郁达夫文学作品中孱弱的自我形象。事实上，在他人的记录中，郁达夫的个人精神非常坚韧，人格远远超过了他笔下的自己。

周旋于日本宪兵队与地下秘密抗日之间的工作非常艰难，郁达夫屡次以酒厂事务繁忙为由，想要辞掉这份工作，日本宪兵队却很难在这个小岛找到同时会日语、中文、英文、印尼语和荷兰语的公务人才。可以说，郁达夫的语言天分在战时成为了身份上的枷锁。

精神上的痛楚也折磨着郁达夫，他向友人阐述：“蒋介石不会让我回国的，我现在就是个汉奸。

郁达夫最终选择在巴爷公务组建新家，一方面是考虑，有个实际婚姻的身份，可以更好地保护他；另一方面，他受了王映霞的伤害，认为妻子不必过分能干漂亮，便取了一个祖籍广东的华侨女子，当时正二十岁，叫何丽有。

郁达夫结婚摆喜宴的荣生旅馆

虽然在朋友眼中，新娘何丽有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美女，也不是有什么学识的女子，但是参加过这场婚礼的人回忆，郁达夫对这桩婚事很满意，在婚宴现场也很开心，还为这场婚礼赋诗四首。

何丽有与长子郁大亚

何丽有对丈夫的真实身份不得而知，只大约清楚，丈夫在国内是非常了不起的人物。何丽有待人接物非常妥帖，让郁达夫过了一段非常舒服的婚姻生活。

郁达夫与何丽有的长子郁大亚

二人安稳的婚姻生活一直持续到郁达夫失踪那天。婚后一年，两人有了一个男孩，郁达夫将孩子取名郁大亚。

1945年9月30日，郁达夫被日本宪兵队派来的印尼青年叫走、失踪几个小时后，他与何丽有的女儿出生了。

据当年在印尼与郁达夫有过交集的当事者回忆，赵君（郁达夫）酿的酒很不错，他给酒取名“初恋”和“太白”，面对华侨的酒取名“古浓富士”……还是很有一些大文学家的模样。

事实上，在日本投降前，日本宪兵队已经知晓了“赵廉”的真实身份，他们还与郁达夫打趣：“郁先生，你害的我们好苦。为了你的案子，我们工作了有大半年，到上海东京都去调查了。”

郁达夫依然镇定自若：“你们为甚么不问我，你们早问了我，我早就告诉你们了，费这么多的时间去调查干么？哈哈哈……现在请你干一杯罢。”

关于郁达夫的失踪，长久以来，流言纷纷。有说他是被印尼人绑架杀害的，有说他被华侨秘密送回国内了，也有说他是被郭沫若等人嫉妒害死的……这这里，不得不提到本书（《苏门答腊的郁达夫》）的作者铃木正夫。

铃木正夫为了追寻真相，屡次前往印尼，他也查询了棉兰法庭对苏门答腊战犯的审判资料，最后锁定了一名主犯。

他调查取证后认为，当时的日本宪兵队是出于害怕泄露秘密而偷偷处决了郁达夫，因为郁达夫在为他们做翻译期间，掌握了太多日军犯罪证据。

作者为了得到主犯的犯罪自白，持续“监视”了主犯二十余年，为了确保他还活着，屡次去他家附近转悠。直到1985年9月，郁达夫在国内重新以抗日斗士、文豪的身份获得重视，铃木正夫受邀参加郁达夫的学术讨论大会。

前往中国前，铃木正夫重新邀约了当年下令杀害郁达夫的主犯，答应匿名公布他的认罪与道歉。在铃木正夫拿出的铁证面前，主犯认罪了，这桩轰动南洋的悬案终于尘埃落定。

作者感慨，日本民众喜爱郁达夫，郁达夫却最终死于日本人之手，实在是命运弄人。

为了追寻真相、撰写此书，作者铃木正夫前后三次寻访苏门答腊，采访相关人士若干，历时四十余年——到真正的主犯承认罪行，历时六十余年。

《苏门答腊的郁达夫》内容详实，资料丰富，从众多他人的口中还原了一个真实的有血有肉的郁达夫。本文中资料皆源于此书，对相关内容感兴趣的朋友一定要阅读这本书，一定会感触颇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