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资为何30年未见增长✪ 野口悠纪雄
本文节选自《镜鉴日本:日本经济的经验与教训》》一书
▍曾经的“收入倍增”时代1.岸田政府“令和版收入倍增”口号的时代错位
日本曾有过工资在5年内实现翻倍的高速增长时期。甚至有人认为,10年工资涨10倍也并非夸大其词。
但这样的高速增长在1995年戛然而止。自那以后,日本的GDP和企业附加值几乎停滞不前,未见实质性增长。相应地,自1990年代中期以来,日本工资水平也未有起色,这一停滞状态已持续近30年。
2021年秋,自民党总裁选举期间,岸田文雄提出“加强分配功能,扩大中产阶层,实现‘令和版收入倍增’”的口号。然而,在当前时代背景下,提出“收入倍增”无疑显得严重脱离实际。事实上,岸田内阁很快就不得不放弃了这一口号。
工资作为民众生活的基础,能否上涨是一个深受关注的话题。因此,本章将重点探讨:工资为何连续30年陷入停滞?工资快速增长的时期还能不能回归?实现工资增长需要满足哪些条件?等等。
2.工资长期停滞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首先,需要明确是什么导致了长达30年的工资停滞。
工资的形成机制大致如下:首先,营业收入减去销售成本,得出毛利润,该数值基本等同于附加值。(确切来说,毛利润并不等同于附加值。关于这一点,将在后文详述。)工资和利润皆从毛利润中分配。从长期来看,工资和利润的分配比例基本保持稳定。不过,受多种因素影响,分配比例在短期内可能会出现一定偏离。
伴随企业附加值在1990年代中期达到顶峰,工资及奖金总额同样见顶。而人均工资与奖金在2005年前后出现下降,是因为同期企业雇员数量有所增加。
综上所述,结论为:营业收入止步不前导致工资停滞。
▍工资长期停滞的原因并非分配比例下降
1.分配比例基本保持稳定
经常性利润的分配率会随着汇率等外部因素的波动而有所变化。从长期来看,1960年代的分配率较低,但自安倍经济学实施以来,分配率显著提升。
事实上,分配率保持基本稳定并非偶然。如果企业在确定雇佣规模时遵循理性决策原则,分配率自然会呈现出上述稳定性。
原因如下:在已知工资率的前提下,为实现利润最大化,企业会根据“边际生产力等于工资”的原则来确定用工数量(L)。
假设生产函数采用柯布-道格拉斯型,即Y=LaK1-a,其中Y为产出总量,K为资本投入,L为劳动投入,a为L和K在总收入中的比重。根据该函数,劳动的边际生产力(∂Y/∂L)=a(K/L)1-α。如果企业按照边际生产力等于工资水平(w)的原则来确定用工数量(L),可以得到等式wL=aY。因此,劳动分配率(wL/Y)随着a变动,当a为确定值时,劳动分配率不变。
上述分析意味着,工资长期停滞的根本原因并不在于分配率的变动。仅通过劳资谈判不可能提高工资水平。对单个企业而言,员工工资的提升必须以企业附加值的增加为前提。
换言之,若整个经济的附加值(即GDP)未能增长,提高工资是不可持续的。因此,实现工资增长的关键在于企业提升生产效率以及提高附加值。
2.实际工资的下滑
图9-1展示了1990年以来工资的变动情况(数据取自每月劳动统计调查的上半年值,因此2020年的名义工资指数为94.8,而非100)。名义工资在1990年代中期之前持续上升,但自1997年达到峰值后,整体呈现下行趋势,进入了停滞时期。实际工资则在1997年见顶后,长期呈现下滑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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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为图中内容做几点说明。
(1)个人工资实际有所提高
虽然整体工资表现为停滞,但从个人层面来看,工资未必明显下降。这是因为,图9-1反映的是全体平均工资,而个人工资通常会因定期晋升而逐年上升。因此,即便整体的平均工资增长乏力,个人工资仍有可能在大约55岁以前持续提升。这也是工资停滞现象未被人们普遍感知的原因之一。
(2)非正式员工增加是工资增长乏力的结果而非原因
有观点认为,工资增长乏力是由于非正式员工数量增加。事实上,自1990年代中期以来,非正式员工确实持续增多,但这种观点混淆了因果关系。真正的原因在于工资总额增长乏力迫使企业不得不通过增加非正式员工和短时用工来应对企业缺员的问题。
(3)近期附加值正急剧增长
附加值增长主要源于销售额的增加。那么,由此带来的工资上涨,是否就可以说是一件好事呢?答案是否定的。销售额的提升主要是由于工资上涨额度转移到了产品价格上。
▍工资走势发生显著变化
近几年,日本工资长期停滞的趋势发生了重大变化。首先,2023年名义工资明显上升,2024年则进一步大幅增长。2024年名义工资指数(102.8)已接近1997年高点的水平。
也就是说,过去1/4个世纪以来工资增长乏力的局面正在发生实质性变化,当前产生的变化尤为重要。
1.物价高涨推动春季劳资谈判大幅提薪
上述变化的直接诱因,是自2022年以来物价的急剧上涨。全球范围的通货膨胀和日元贬值推高了进口价格,进而导致国内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大幅攀升,实际工资下滑。为弥补实际工资的损失,社会普遍要求提升工资水平。
首先,2023年春季劳资谈判实现了较高幅度的加薪。根据日本劳动组合总联合会(以下简称“联合”)的统计,平均加薪幅度为3.80%,其中基本工资提高2.33%,定期晋升加薪1.47%。这一加薪幅度已创下自1993年以来的最高纪录。
厚生劳动省的统计数据如表9-1所示,2023年加薪幅度为3.60%。
2024年春季劳资谈判进一步实现了5.1%(厚生劳动省的统计数据为5.33%)的高幅度加薪(其中基本工资加薪幅度为3.56%)。加薪效应已在全经济范围内扩散,使工资水平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显著提升,名义工资增速明显高于历年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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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指出的是,上述变化并非源于日本经济自身的结构性转变或政策推动,而主要归因于全球异常的通货膨胀等外部冲击。
2.2025年加薪进一步加速
2025年,日本加薪步伐进一步加快。联合于2024年11月28日召开中央委员会,提出2025年春季劳资谈判的基础工资提高目标为3%以上,加上定期晋升的加薪部分后达到5%以上。
对于中小企业,联合进一步提出在基础加薪基础上再上调,要求加薪幅度达到6%以上。此举旨在缩小大企业与中小企业之间的工资差距。
2024年11月6日,联合所属的UAZENSEN(日本纤维化学食品流通服务一般劳动组合联盟)在春季劳资谈判动员大会上宣布,2025年“基础工资提升”部分设为4%,再加上定期晋升加薪,合计加薪基准定为6%。政府方面则持续推动提升最低工资水平,截至2023年,全国平均最低时薪已突破1000日元。鉴于政府提出的显著提高最低工资的目标,联合建议对非正式员工以7%的加薪作为参考标准。
3.实际工资已连续3年负增长
如前所述,名义工资近期涨幅明显,但决定居民生活水平的关键指标并不是名义工资,而是实际工资。因此,有必要重点关注实际工资的变化趋势。
根据图9-1,自1990年代后期以来,日本的实际工资呈持续下降趋势。具体来看,截至2024年5月,实际工资已连续26个月下滑。虽然2023年6月和7月出现过小幅正增长,但8月和9月又重新转为负值。以2022年9月至2024年9月为区间,名义工资增长5.7%,但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上涨6.6%,导致实际工资下跌0.8%(此处采用“除自有住房归属租金以外的综合价格指数”作为参考)。2024年10月和11月的实际工资同样为负增长,虽然12月实际工资曾短暂转为正值,但全年实际工资同比仍下降2.9%,连续3年出现负增长。
实际工资增长率无法转正的主要原因在于,物价涨幅长期高于工资涨幅。也就是说,虽然春季劳资谈判推动了工资的显著提升,但实际工资下行趋势并未得到遏制。
▍实际工资难以上涨的根本原因:生产率未能有效提升
1.企业规模越小,薪资涨幅越低
近年来,日本工资涨幅呈现明显的两极分化。许多中小企业受限于人手短缺被迫加薪,但实际加薪幅度普遍偏低。此前分析对象为员工5人以上的企业,而在员工30人以上的企业中,2024年名义工资涨幅达到3.3%,已超过物价涨幅,因此实际工资实现了0.1%的正增长,为两年来首次转正。由此可见,企业规模越小,薪资涨幅越低。
同时,春季劳资谈判中“基础工资提升+定期晋升加薪”的加权平均加薪率,经联合统计,2024年整体为5.1%,而工会成员不足300人的企业仅为4.45%。
2.生产率提升带动加薪?
工资提升的实现途径多种多样,但最健康、最可持续的加薪方式,仍是依靠生产率的提升。此处的生产率,是指单个劳动者创造的附加值产出。所谓附加值,简而言之,就是销售收入减去成本后的剩余价值。企业创造的附加值,最终在工资和企业利润之间进行分配。
生产率提升首先来源于技术进步。例如,企业将传统纸质办公流程升级为计算机处理后,信息处理效率显著提高,从而带动生产率提升。
提高资本装备率同样有助于生产率提升。所谓“资本装备率”,即每位劳动者拥有的资本存量。例如,过去10人共用5台计算机,如今升级为10人各自拥有1台计算机,即便计算机性能不变,人均资本装备增加,生产率也会随之提升,这正是资本装备率提高的典型体现。
广义上的技术进步还包括企业引入新商业模式等创新举措,这些变革同样对生产率提升至关重要。在经济分析领域,上述情况被称为“全要素生产率(TFP)提升”。
3.单位劳动成本显示生产率实际在下降
那么,如何判断当前日本劳动生产率的变动呢?其中的重要指标是单位劳动成本(ULC),其计算公式为:
单位劳动成本=名义报酬支付额÷实际GDP
简言之,单位劳动成本反映了生产每一单位产品所需支付的名义报酬金额。该指标若下降,说明加薪是在生产率提升的基础上实现的;若上升,则意味着工资增长超过了生产率提升幅度。
日本近年的单位劳动成本变动趋势如图9-2所示,2021年、2022年前后,日本单位劳动成本变动不大。然而自2023年前后起,该指标急剧攀升,2024年尤为明显。其主要原因是在2023年和2024年春季劳资谈判中实现了较高幅度的加薪,影响扩展至整个日本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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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实际GDP并未显著增长。主要原因在于物价上涨抑制了消费支出,进而使得家庭消费增长乏力。在此背景下,工资水平的提升推动了单位劳动成本的显著上升。
因此,在2023年、2024年,工资的上升实际上并未伴随生产率的提升。
与此同时,物价持续上涨进一步加重了国民生活负担。为应对物价上涨压力,各企业不得不在春季劳资谈判中提升工资水平。
此外,在2020年,单位劳动成本同样出现上升。这主要源于新冠疫情期间,工资水平并未显著下调,而GDP却出现了大幅回落。
▍通货膨胀环境下企业利润增长,工资分配率下降
1.基于法人企业统计调查数据的分析
这里将对近年工资与利润的分配比例进行分析。以下分析所用数据来自法人企业统计调查,但有几点需予以说明。
首先,在该数据中,部分工厂工人的工资被计入销售成本。因此,用“销售额减销售成本”计算的毛利润,并不完全等同于附加值。虽然企业年报中会公布附加值数据,但季度报告未做相关计算,因此此处将毛利润作为附加值的替代性指标。
其次,关于“工资”指标,本分析采用的是员工的薪酬加奖金,但实际上还应考虑高管的报酬及福利费用等项目。
不过,这里关注的重点并非工资分配率的绝对数值,而是其变化趋势,因此上述因素对整体分析影响有限。
需要补充的是,工资分配率受奖金等因素的影响,季节波动较大,因此本分析采用包含本季度在内的向后连续4个区间的变化平均数据,以平滑季节性影响。
2.工资上升的3种情形
工资增长通常有3种主要机制:
1.生产率提升带动附加值增加;
2.提高工资分配率;
3.将加薪带来的成本通过提高销售价格,向下游环节转嫁。
那么,当前日本出现的工资上涨,主要源于上述哪一机制?第一种机制,如前文所述,目前生产率并未显著提升。
那么,工资分配率是否得到了提升?以下将按资本金规模,把企业分为三类:资本金在10亿日元及以上的“大企业”,资本金在1亿~10亿日元的“中坚企业”,资本金在1000万日元至1亿日元的“中小企业”,再分别进行分析。
3.工资分配率下降,利润分配率上升
工资分配率的走势详见图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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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指标长期保持相对稳定,但在新冠疫情期间出现上升。这主要是因为,在企业利润下降的背景下,工资并未同步下调。然而,疫情结束后出现了反向调整,工资分配率明显下降,目前水平已显著低于疫情前。
上述趋势在不同规模企业中均有体现,以大企业最为突出。也就是说,大企业对于加薪的现实需求更为迫切。
前文已指出,大企业加薪幅度普遍较高,这或许正反映了上述加薪压力。
4.中小企业是否通过压缩利润来加薪?
毛利润中经常性利润的比率变化如图9-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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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企业中,该比率自2010年以来持续上升,尤其是自2022年进入通货膨胀阶段后,增速尤为明显。
近年来,欧洲企业借助通货膨胀提高利润的现象被称为“贪婪资本主义”,并受到批评。类似趋势同样出现在日本的大企业中。
对中坚企业和中小企业而言,疫情前该指标变不大。中小企业在疫情后依然保持平稳,中坚企业则较疫情前略有上升。
社会普遍认为,一方面,大企业有能力提升工资,而中小微企业由于议价能力较弱,难以将成本转嫁,因此不得不通过压缩利润来加薪。另一方面,劳动力短缺也迫使其不得不提高工资。
然而,从图9-4来看,中坚及中小企业的利润分配率并无明显变化,至少没有下降。因此,仅凭数据难以得出“中小企业通过压缩利润实现加薪”的结论。
5.进口价格下降,消费价格却持续上涨
上述数据表明,即便在中小企业领域,也实现了较大幅度的工资增长,同时利润并未受到明显影响。这说明,加薪成本实际上已被顺利转嫁给消费者。
这一结论亦可从图9-5中得到佐证。该图对比了GDP统计中的进口平减指数与家庭消费平减指数(家庭消费平减指数基本等同于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图9-5中家庭消费平减指数为同比变化数据乘以10后得出的值)。
2022年,虽然进口价格大幅下跌,家庭消费平减指数却持续攀升。
这一现象与以往不同。过去,进口价格上涨时消费价格也会随之上升,然而2022年的情况却反其道而行。
可以将这一现象理解为企业将加薪所带来的成本转嫁到了商品销售价格上。因此,即使进口价格趋于稳定,消费者所支付的价格仍不断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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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人认为:“当前物价上涨是由海外通胀和日元贬值导致的,无法改变。”然而,该认识自2022年以来已不符合实际情况。
6.实际消费持续减少
日本的实际消费正在下降。根据2024年的家庭家计调查,2人及以上家庭的实际消费支出同比减少了1.1%。通胀导致支出缩水,呈现出典型的滞胀特征。
只要企业继续将加薪成本转嫁到商品价格上,实际工资就难以实现增长。
石破茂内阁虽以提升实际工资为政策目标,但只要现行加薪机制不做调整,这一目标就难以实现。人们必须对此有清醒的认识。
问题的根源在于加薪未建立在生产率提升的基础之上。要真正提高实际工资,生产率的提升是必要前提。
▍消费者成为加薪成本的承担者
1.加薪成本的转嫁
在生产率未提升的情况下,企业有时仍不得不提高工资。例如,中小微企业由于人手短缺,不得不通过加薪吸引和留住员工,即使生产率并未实质性改善。
在这种情况下,企业主要有两种方式筹集加薪所需资金:第一,压缩自身利润,将节省部分用于加薪;第二,将加薪成本计入产品价格,即向下游环节转嫁。
然而,要顺利将加薪成本转嫁到价格中,企业必须具备较强的议价能力。对作为大型企业下游的中小微企业而言,每次加薪都把成本直接计入产品价格往往难以实现。因此,更多企业只能通过压缩利润来应对加薪压力。
2.加薪最终由消费者承担
从当前日本整体经济来看,企业利润显著增加,因此可以认为,大部分加薪成本通过价格转嫁方式实现。
如果交易链各环节都采取成本转嫁,最终将体现为物价的上涨。也就是说,消费者成为最终的成本承担者。
过去日本价格体系较为僵化,价格转嫁难度较高。但近几年随着通胀加剧,消费者对价格上涨的接受度有所提高,企业进行价格转嫁也变得相对容易。
因此,名义工资虽有所上升,但实际工资却难以实现持续正增长。
3.物价与工资的良性循环未能实现,反而陷入恶性循环
政府正致力于营造有利于加薪成本顺利转嫁的政策环境。日本银行将当前的情况定义为“物价与工资的良性循环”,并以此作为推动金融正常化(加息)的判断依据。
但仅靠名义工资上涨,无法证明经济真正好转,只有实际工资实现持续增长,才称得上经济改善。如果加薪最终导致商品价格上涨,实际上只是加重了劳动者的负担。
更值得警惕的是,这一过程可能引发更严重的问题:物价上涨推动工资上涨,工资上涨又进一步推高物价,形成自我强化的恶性循环。
如此发展,物价与工资的螺旋式上升将把经济带向不可控的通货膨胀边缘。
4.石油危机时期的历史教训
1970年代石油危机期间,日本通过抑制工资增长成功克服危机,而英国则因大幅加薪,最终陷入“英国病”旋涡。
回顾历史并非为了怀旧,而是为了吸取经验教训。当下日本制造业似乎重蹈了2000年前后错误商业模式的覆辙。在工资问题上,同样值得借鉴历史教训。当前,需要考虑的并非日本的失误,而是能否将英国的失败经验转化为对日本的警示。
5.国民并未真正接受物价上涨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物价上涨虽然类似于税收和社会保险费的增加,但并不完全相同。税费一旦确定,个人就无法拒绝;而物价上涨,消费者可以选择通过减少消费来应对。
当然,对于生活必需品和基本服务,节约空间有限。但即使如此,整体消费仍有较大的压缩可能性。
有观点认为,在通胀环境下,国民已普遍接受价格上涨。但事实上,价格上涨尚未被完全接受。
家庭消费支出并未增加,反映出国民并未因物价上涨而增加消费。因此,实际经济增速几乎为零。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数据,美国、韩国等多数国家实现了较快经济增长,而日本几乎处于零增长状态。2023—2024年以本币计算的实际GDP增速,美国为2.8%,韩国为2.5%,而日本仅为0.3%。
与疫情前物价低涨时期相比,日本的经济增速进一步下滑。实际GDP因疫情一度下降,2021年有所回升,但此后持续停滞,2024年同比增幅仅为0.1%。
6.亟须通过生产率提升带动实际工资增长
时任首相石破茂在2024年10月发表的施政演说中明确表示:“我们将提升每个人的生产率,提高附加值,增加收入,让工资增幅超过物价上涨。”
将实际工资提升作为政策目标,并明确提出以生产率提升为实现路径,这意味着否定了依靠价格转嫁实现加薪的模式,是极为重要的政策承诺。
日本银行将当前的经济形势定义为“工资与物价的良性循环”,并持肯定态度,但石破茂对此表达了否定立场,可见他对上述形势判断的观点并不认同。然而,政府又同时鼓励企业通过提高商品和服务价格,将加薪成本转嫁出去,本身在逻辑上就存在矛盾。
若要确保工资实现持续增长,必须提升生产率,并加快向高附加值产业结构转型。这些任务难度极高,绝非短期即可达成,需要长期、踏实的努力。如果因为难度大就止步不前,日本的衰退只会进一步加剧。
▍总结
1.日本曾经有过在数年内实现收入倍增的时代,但自1995年以来,工资基本陷入停滞。
2.1995年以后,工资虽然未见增长,但劳动分配率基本保持稳定。工资长期停滞的根本原因并非分配比例下降,而是销售总额增长乏力。因此,如果整体经济无法扩张,工资也难以提升。
3.近年来,日本名义工资虽有所上升,但实际工资却持续降低。
4.实际工资难以提升,原因在于加薪并非源自生产率的提升,从单位劳动成本持续上升的数据即可看出这一点。
5.从近几年的数据来看,工资虽有所提升,但企业利润并未出现下降。同时,虽然进口价格下跌,消费价格仍在上涨。这表明,加薪压力已被转嫁至商品和服务价格。
6.如果加薪并非基于生产率提升或利润压缩,而是通过提高消费价格来实现,最终将导致工资上涨与物价上涨的恶性循环。1970年代英国经济陷入困境,正是这一机制的典型案例。我们必须从历史中吸取教训。
《镜鉴日本:日本经济的经验与教训》
中信出版集团 2026-2
ISBN:9787521784039
【内容简介】本书是日本著名经济学家野口悠纪雄的集大成之作。作者以亲身经历回顾日本战后 80 年的经济发展,分析其从战败废墟到高速增长,再到长期停滞的历程,探讨背后的制度、政策与社会因素。要真正读懂中国经济,必须看日本经济;要读懂日本经济,不能只看“失去的三十年”。本书贯穿日本战后至今 80 年的时间跨度,更加系统、全面、深入地分析了日本经济的变化。从具体的阶段来讲,分为战后复兴与高速增长、转型调整与泡沫经济、泡沫破裂后陷入长期低迷与通缩、缓慢复苏与新时期挑战四个阶段。本书不仅是对日本经济兴衰的深刻反思,也为面临类似挑战的国家提供了经验和教训,兼具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作者简介】
野口悠纪雄,1940 年出生于东京。东京大学工学部毕业后,进入大藏省工作。1972 年在美国耶鲁大学取得经济学博士学位。曾先后在一桥大学、东京大学、斯坦福大学及早稻田大学等任教授,于 2017 年 9 月起任早稻田大学商业及金融研究中心顾问。著有《失去的三十年:平成日本经济史》《泡沫经济学》《战后日本经济史:从喧嚣到沉寂的 70 年》等。曾获日经经济图书文化奖、三得利学艺奖、吉野作造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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