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智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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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政儒,民智国际研究院研究助理
(正文约3000字,预计阅读时间14分钟)
每个个体都被时代裹挟着前进,而历史在不断重演。
1955 年,美苏两国为争夺航天实力的最高地位展开了长达 20 年的太空竞赛。
从苏联的斯普特尼克 1 号(Sputnik 1)发射入轨,到尤里·加加林(Yuri Gagarin)成为首次进入太空的人类宇航员,再到美国阿波罗 11 号(Apollo 11)成功完成人类登月任务,这段太空竞赛的历史不仅仅反映了人们对宇宙深空探索的追求,更是反映出了大国竞争下的结构性趋势。
苏联和美国之间的竞争不仅仅源于对主导世界秩序的渴求及其意识形态影响力的扩张。更是在冷战的结构性安全压力下“被迫前行”。
而今天,相似的竞争,不同的挑战者,中美两国的竞争逐步升级。
2017 年特朗普政府颁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NSS)打破了美国政府对中国的定位,将中国定义为“战略竞争者”,标志着美方一改自克林顿政府以来的“接触”政策,直接导致了中美关系进入全面竞争阶段。
2020 年后,中美竞争的核心已从早期的“贸易逆差”转向以技术堆栈(Technology stack)为战场的全方位重构。在这一轮围绕关键技术与产业的体系的重构之中,太空技术重新回到竞争前沿。
不同于冷战时期围绕“谁先登月”的象征性炫技较量,当下的太空竞赛更加关注的是谁能够以更低成本,更高频率进入太空。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可回收火箭项目逐渐成为中美双方竞逐的关键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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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朱雀三号火箭成功完成 10 公里级垂直起降飞行试验
(图源/搜狐网)
竞争目前在什么阶段?
马斯克的火箭回收项目由 SpaceX 主导,旨在通过全重复使用大幅降低太空探索成本。
截至 2026 年 2 月,单枚一级助推器已经实现最高 33 次飞行回收循环,其猎鹰九号(Falcon 9)是目前全球唯一实现高频,大规模重复使用的轨道级火箭。
在猎鹰九号实现商业化回收时,星舰(Starship)目前正在研发全重复使用系统,目标是实现一级助推器和二级星舰飞船的全部回收。
根据 SpaceX 的更新,马斯克宣布 SpaceX 的太空探索战略将暂缓载人火星登陆计划,将重点放在月球定居点的建设上,计划建设一座具备“自我扩展能力”的月球城市。
2026 年 2 月 13 日,中国的长征十号运载火箭系统完成了低空演示验证飞行并在海上安全溅落。并成功完成火箭一级箭体海上打捞回收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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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征十号海上回收系统(图源/微博)
火箭回收技术的目标是什么?
火箭回收技术可以说是迈入“星空未来”的敲门砖。它能够极大地降低火箭发射成本,能够实现大量多次低成本的发射。
根据相关报道,猎鹰九号内部发射的边际成本已经降至仅 1500 万美元,发射成本为 6200 万美元,相比之下竞争对手单次发射成本高达 4.5 亿美元。
马斯克在 2026 年的达沃斯论坛(Davos)中表示,星舰的全重复使用成功后将会将太空飞行的成本降低到如今的 1%。
根据统计,预计 SpaceX 2025 年的营收能够达到 155 亿美元,截止到 2025 年的第二季度,星链服务已经实现 21 亿美元的净现金流。
这代表着航空航天业的自助循环以及可持续投入。良性的经济循环促进新技术的研发,新技术吸引投资,创造利润,再投入新技术研发,并且逐渐演变为技术优势和垄断。
如今,马斯克在达沃斯论坛上提出了更大胆的设想:通过火箭回收技术大幅降低发射成本,正在为开发“无限能源”打下基础。
他指出,太空中的太阳能效率是地面的五倍,且不受天气和季节影响,有望实现全天候高效发电。
在此基础上,他进一步描绘了在太空建造 AI 数据中心的蓝图。由于太空极低温环境可实现高效散热,这类数据中心能极大降低能耗,他预测这一构想有望在三年内成为现实。
但有分析指出,马斯克的最终目标是实现更宏大的太空殖民。他计划以极低成本的大规模运输为前提,先在月球建立自给自足的科研与补给站,最终在火星打造一座可容纳百万人口、具备独立生存能力的城市,从而让人类成为跨行星物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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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星殖民想象图(图源/百度)
然而,火箭回收的意义并不止于成本压缩或商业成功。在无政府的国际体系(Anarchic International System)中,进入太空的能力本身即构成战略资源。
可回收技术所降低的,是进入太空的边际成本;而边际成本的下降,意味着规模能力的扩张。随着发射门槛被持续压低,卫星星座部署与轨道资源占据将不再受限于高昂费用,而成为可以快速复制的能力。
在这一背景下,竞争的焦点已不再是“谁能进入太空”,而是“谁能够更快、更频繁、更大规模地进入太空”。
技术优势一旦转化为规模优势,便不再只是市场竞争的问题,而成为体系权力分配的重要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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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图读懂中美太空竞争(图源/雪球)
火箭回收如何构筑战略优势?
轨道资源稀缺性,以及所谓“先到先得”的规则无疑正在重塑竞争门槛。根据国际电信联盟(ITU)的规定,卫星轨道位置和频段遵循“先登先占“原则。
一旦某个高度被大规模星座(如星链)占据,后来者不仅面临频段干扰,还需避开密集的卫星网。同时因为优质轨道层有限,随着卫星的数量飙升,碰撞风险和空间碎片问题使后来者的准入门槛大幅度提高。
2026 年 7 月,马斯克宣布将 4400 颗星链卫星轨道从 550 公里降低至 480 公里以获取更加优质的通讯条件。
中国的国网(GW)星座和千帆星座早已将核心轨道锁定在这个高度。马斯克凭借火箭回收带来的低成本优势直接圈走 480 公里“黄金频段”的三分之一资源(总容量为 1.2 万颗卫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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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源/百度
同时,信息主导权也体现出低轨通信的性能与代际优势。低轨卫星具有无法比拟的技术优势,低轨卫星距离地面更近,信号往返延迟可降低至 27 毫秒,而高轨卫星则为 500 毫秒,这对于自动驾驶,远程医疗以及实时军事指挥至关重要。
并且由于低轨卫星寿命较短(仅 5 - 7 年),因此需频繁更换。同时考虑到同一高度卫星数量的限制,可回收火箭项目的研发将会直接关系到能否在卫星通讯的竞争中取得优势。
此外,军事与国家安全的应用,意味着作战形态正在被重塑。低轨卫星星座具备极强的生存能力,击落单颗卫星无法瘫痪整个网络,这就使其成为现代国防(例如导弹预警,无人机操控)的基石。
例如导航卫星系统是美国太空优势的一个典型案例,在军用领域,人造卫星可用于侦察,监测,核查,预警,通讯,导航等军事任务。这将会直接涉及到“通信主权”。
像如国家主权一样,它具备排他性,资源有限性。对这些技术的使用将会直接关乎中美竞争的态势。
这就形成了一个产业闭环——AI 与可回收火箭实际上是相互赋能的。在达沃斯论坛中,英伟达 CEO 黄仁勋将人工智能的技术栈比作“五层蛋糕”,并强调能源是 AI 的底层基础。
结合马斯克提出的,在外太空大规模运行 AI 系统的可能将会比在地球上更加经济——取之不尽的太阳能与绝佳的散热环境,未来在太空中部署 AI 或将极大地提高模型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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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球光伏基地想象图(图源/百度)
然而,同一片太阳能,目前正在照亮西半球战场。
实战检验:伊朗上空的“星盾”敲响警钟
2026 年 2 月 28 日,当全世界的目光聚焦于德黑兰上空的硝烟时,一场更隐秘的战争正在距地表 550 公里的轨道上展开。
这一天,美国太空部队首次以独立军种身份参与对伊朗的实战打击。
但真正值得警惕的,不是炸弹的落点,而是引导炸弹的那双“眼睛”——马斯克的“星盾”系统。
这是人类战争史上第一次,由商业航天公司构建的低轨卫星星座,在实战中承担起完整的杀伤链闭环:从天基情报侦察、目标定位,到通信中继、导弹预警,直至打击导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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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源/Google
伊朗法尔斯通讯社(Fars News Agency)报道了导弹击中德黑兰市中心目标的惨状,但很少有人意识到,那些让伊朗防空系统形同虚设的精确打击能力,本质上源于美国在可回收火箭技术上积累的规模优势。
可回收技术降低的边际成本,正在逐渐转化为卫星星座的快速部署能力;而星座的规模优势,最终演变为战场上的不对称优势。
SpaceX 凭借猎鹰九号(Falcon 9)的重复使用,将单次发射成本压缩至 6200 万美元,得以在 550 公里轨道上部署超过 6000 颗星链卫星;其军用版本“星盾”则直接服务于五角大楼的全球打击需求。
更具讽刺意味的是,就在美军对伊朗动武的同一周,伊朗航天局局长哈桑·萨拉里耶宣布,将在年底前发射“沙赫德·苏莱曼尼”(Shahid Soleimani)卫星星座的原型。
这个以被美军刺杀的将领命名的星座,试图依靠本土运载火箭,在制裁的夹缝中争夺一丝太空存在感。而它瞄准的轨道高度—— 480 公里,正是中美早已短兵相接的“黄金频段”。
伊朗的困境揭示了一个残酷的现实:没有自主可控的低成本进入太空能力,就没有轨道资源的分配权;而没有轨道资源,在下一场战争中,你将暴露在敌人的每一颗卫星之下,却无力回击。
据媒体报道,美军此次行动中,天基系统(Space-based system)实现了对伊朗目标的“降维打击”。
这给我们的启示是双重的:一方面,必须加快以可回收火箭为支撑的低轨星座建设,防止在太空基础设施上被美国拉开代差;另一方面,商业航天力量与国防体系的深度绑定(如 SpaceX 与五角大楼的合作模式),正在成为大国太空博弈的新常态。
当国际电信联盟“先到先得”的规则遭遇军事需求的倒逼,太空竞争的残酷性已远超技术层面。
大国竞争新维度:技术堆栈与秩序重塑
在当今全球秩序深度调整的背景下,中美之间的技术竞争正呈现出结构性升级的趋势。
以可回收火箭为例,这不仅是航天技术的突破,更标志着两国围绕太空基础设施、轨道资源及未来产业规则展开的深层次博弈。
在经济与科技日益被“武器化”(Weaponization)的国际格局中,美国长期借助金融霸权、技术封锁与供应链管控,将全球关键节点的资源优势转化为战略杠杆。
这种对“相互依赖”(Interdependence)的武器化运用,逐渐被中国所认知。所谓的“卡脖子”困境,使中方愈发清醒地意识到:真正的地缘政治力量,不再源于可被替代的产品供给,而在于对核心技术的自主掌控。
由此,以关键技术为支点的“技术主权”(Techno-sovereignty)竞争,正成为大国博弈的主要形态。
中美间系统性挑战,在结构逻辑上几乎是必然的。正如国际关系学者米尔斯海默在《注定失败:自由国际秩序的兴衰》(Bound to Fail: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中所警示的:冷战后,西方精英曾致力于将中国嵌入由美国主导的世界经济体系,寄望于经济繁荣能带来政治趋同。
然而,他们低估了一个关键变量——经济崛起本身便意味着权力再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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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约翰·米尔斯海默(图源/Google)
当单极格局逐渐松动,中国的高速增长便不再仅仅是经济现象,而成为重塑国际秩序结构的力量。随之而来的,是特朗普政府以来美国国家定位的摇摆与保护主义回潮,这进一步激化了全球无政府状态下的安全竞争。
在这一结构性压力下,中美两国均难以在太空竞赛中单方面退出。以火箭回收技术为代表的轨道资源争夺,不仅关乎通信主导权,更牵涉军事部署能力与未来产业标准。
面对潜在的结构性压力,双方都不得不在新一轮太空博弈中争取先发优势。
撰稿:李政儒
编务:单骁睿
责编:邵逸飞
图片来源:网 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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