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为“大一统”王朝的元朝与明朝，谁的疆域更大？

#上头条 聊热点#

蒙古人的生活方式以游牧为核心，征服是其生存逻辑的自然延伸。

有观点认为，在13世纪初，蒙古草原上的一个部落，倘若在同一区域内驻牧超过3个月，当地草场的植被覆盖率会下降40%以上，猎物数量减少60%，最终导致部落人口锐减20%—30%。

可以说，脆弱的草原生态系统，根本无法支撑部落长期定居。一旦部落停滞迁徙，便会因资源枯竭而衰落，最终被更强盛的部落征服。

一方面，这种“迁徙即生存”的逻辑，塑造了蒙古人尚武、善战的特质；另一方面，不断迁徙、寻找更加肥沃的牧场与生存空间，成为了蒙古部落的生存必修课，而头领能否率领族人穿越千里草原，找到水草丰美的新居所，直接决定其威望与号召力。

有观点认为，直到1227年成吉思汗逝世，他始终践行这一生存逻辑，其南进华北平原的决策，正是这一逻辑的延伸。

成吉思汗的帝国

1）忽必烈的远征

一个世纪前，女真人于1115年建立金朝，鼎盛时期的疆域涵盖了华北平原、东北以及今内蒙古东部地区，总面积约361万平方公里，统治人口达到了5300余万。

1234年，蒙古与南宋联军攻破了金朝最后的“据点”蔡州。至此，历经百余年统治的金朝彻底宣告覆灭。

很快，蒙古人将目光投向偏安江南的南宋。

南宋凭借长江天险与坚固城防顽强抵抗，其中长江流域的西北门户襄阳、樊城，成为双方争夺的核心。

攻克襄樊的战事，从1268年一直持续到了1273年，差不多是蒙古灭宋过程中最惨烈的攻坚战。据《元史·阿术传》记载，蒙古军共计投入兵力约10万人，南宋守军大约2万人，双方反复拉锯，蒙古军多次强攻均遭挫败。

最终，蒙古人得益于波斯人的攻城技术支持——工程师阿老瓦丁、亦思马因研制的“回回炮”（可发射百斤重石弹，射程达300米），迅速击穿了樊城、襄阳的城墙。1273年，襄阳最终陷落，南宋的长江防线彻底崩溃。

两年后的1275年，蒙古军兵不血刃地接管了南宋都城杭州，但残余势力继续南逃。1279年崖山海战，蒙古军彻底摧毁了南宋小朝廷，全面完成了对中原的统一，前后历时11年。

忽必烈在元大都

在灭宋战争取得决定性优势后，忽必烈将注意力转向始终援助南宋的日本，试图将其纳入蒙古统治范围。

1268年，忽必烈首次派遣兵部侍郎黑的、礼部侍郎殷弘出使日本，携带国书劝说日本终止与南宋的结盟，并向自己称臣纳贡，但镰仓幕府未予任何回应。

此后，1271年、1273年忽必烈又两次遣使，均被对方拒绝，蒙古人“先礼后兵”的策略宣告失败。

1274年10月，忽必烈派遣蒙古—高丽联军伐日，这支军队由水师6700人、步兵23000人组成，驾乘900余艘大小舰船，从朝鲜半岛出发，穿越朝鲜海峡直抵九州。

据《元史·日本传》记载，蒙古军登陆后一路烧杀抢掠，甚至将赤裸的日本妇女尸体钉在船舷上示威，这激起日本民众的顽强抵抗。

就在蒙古军准备向内陆推进时，一场突如其来的台风席卷了九州海岸，300艘蒙古军舰沉没，近万名士兵葬身大海，蒙古军被迫收拾残部撤离，第一次伐日以失败告终。

忽必烈“傲慢”的招降诏书

1279年，忽必烈彻底平定南宋，同时再次将伐日提上日程。两年后1281年，他纠集了一支更庞大的军队，分两路讨伐日本。

东路军由蒙古、高丽联军组成，共4万人、战船900艘；南路军由南宋降军组成，共10万人、战船3500艘，总兵力达14万人。

但是，此次伐日依旧厄运连连。

南路军战船多为仓促建造的漏船，航行中大量船只破损；军队出发后不久便遭遇了断粮危机，士兵战斗力大幅下降；加之大军仓促集结，指挥混乱，行至日本海域时，再次遭遇强台风，大部分战船沉没，士兵伤亡惨重，第二次伐日再度失败。

值得玩味的是，进入19世纪以后，所谓“神风救日”的神话开始在日本流传开来，即认为是上天派遣台风拯救了日本。

到了20世纪40年代，这一词汇被再度使用，成为了二战末期“神风特攻队”的命名来源，这支特攻队以自杀式空袭的方式攻击美国海军，妄图挽回败局。当然，这些“努力”都是令人啼笑皆非的无用功而已。

《蒙古袭来绘词》 中的元军形象

2）如何铸就“大一统”？

征服南宋之后，忽必烈面临一个关键问题——蒙古作为草原游牧民族，如何获得中原汉人的认可，确立统治的合法性？

最终，他采纳了汉人幕僚的建议，提出了“一统天下”的论调——蒙古人有权统治中原，核心依据是他们结束了自唐末以来，宋、辽、金三足鼎立长达300余年（907—1279）的分裂局面，实现了中原地区的统一。

将四分五裂的领土整合为“大元王朝”这一统一政治体，这一构想大概率出自忽必烈最信任的汉人幕僚刘秉忠。

刘秉忠原为僧人，1242年被忽必烈延揽。1249年父亲去世后奔丧回家，忽必烈赐金百两为治葬之用，且遣使送至邢州。服丧期满后再度入幕，成为了他的核心谋臣。

刘秉忠深知，倘若蒙古人不主动遵循中原王朝的统治逻辑，就永远无法获得汉人的真心臣服。因此，他向忽必烈谏言，核心策略之一便是让蒙古政权“华夏化”，将其纳入中原王朝序列，以正统王朝的身份统治天下。

忽必烈采纳了这一建议，于1271年正式定国号为“大元”，自称为大元王朝的创立者，明确将自己定位为辽、金、宋三朝的合法继承者。

为了彻底确立元朝的正统地位，忽必烈刻意摒弃了“华夷之辨”，提出了更具包容性的“大一统”理念——将蒙古、中原、西域、西南等多个民族和区域聚集在自己的统治之下，实现“天下一统”，因此他有资格成为“天子”，统辖天下万民。

在元朝，可以看到很多异样的面孔

与此同时，忽必烈在汉人智囊们的谏言下，下令编撰全国性方志——《大元一统志》，这部志书囊括了元朝各省的地理、行政区划、人物传记、风土人情等内容，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全国性的一统志，史无前例。

在此之前，各朝代的方志均为地方性志书，但仅记载某一地区的情况，而元朝打破这一传统，以“一统”理念为核心，编撰全国性方志，彰显其统治的统一性。

1291年，《大元一统志》初版修成，合计1300卷；12年后的1303年，元朝官方又对其进行了重修扩版，增至1380卷，详细记载了元朝疆域内11个行省、数百个府州县的情况，为后世朝代编撰一统志树立了典范。

3）明朝的“大一统”尝试

明朝建立后，朱元璋于1370年下令编撰本朝的一统志，即《大明一统志》，但由于初期国力有限、政务繁忙，编撰工作迟迟未能正式启动。

直至1418年，朱棣首次申令重启修志工作。1454年，朱祁钰再次申令修志，且催迫甚严，要求限期完成。

七年后的1461年，《大明一统志》终于问世，合计90卷，虽在规模上远不及《大元一统志》，但延续了元朝“一统志”的编撰传统，彰显明朝对“天下一统”理念的继承。

坤舆万国全图

需要明确的是，朱元璋统治下的明朝疆域，远不及忽必烈时期元朝的疆域。

元朝鼎盛时期，疆域涵盖了中原、蒙古草原、西伯利亚南部、西域、西南地区以及朝鲜半岛部分地区；而在明朝初期，朱元璋被迫放弃了元朝统治下的蒙古草原以及西域的部分地区，这些区域传统上被视为“胡人区”。

考虑到元朝“天下一统”的理念已深入人心，明朝若想确立自身的正统性，就必须宣称自己“不逊于元”。因此，自朱元璋以来，明朝的国家话语中始终充斥着“天下一统”“国朝一统”“一统万方”等表述，极力彰显明朝的统一地位。

朱元璋对“一统”的重视，从他1370年亲自下令创作的《大一统颂》中可见一斑，这首诗虽文采平平，但直白表达了他对“一统天下”的追求：

大明天子驾飞龙，开疆宇定，王封江汉远朝宗。庆四海车书会同，东夷、西旅、北戎、南越都入地图中。遐迩畅皇风，亿万载时和岁丰。

明朝疆域虽辽阔，但无论东西南北，均不及元朝版图，甚至与鼎盛时期的唐朝也有着很大的差距。

朱棣即位后，意图恢复元朝的疆域规模，发动了多次对外征战——北进蒙古草原，五次亲征漠北，取得了不俗的战绩；南征安南（今越南），还在1407年设立了交趾布政使司，一度将安南纳入到了明朝版图。

但是，明朝的军事优势并未持续太久：

北征蒙古虽然取得了局部胜利，却无法彻底征服蒙古部落，草原地区依然长期处于“群王时代”的动荡之中；南征安南后，当地的反抗此起彼伏，明朝不得不在1427年被迫撤军，放弃了对安南的统治，朱棣恢复元朝疆域的企图最终失败。

明朝北方边境线的变化

成书于明末（1607）的百科式图录类书《三才图会》，在记载明朝赓续的条目中，刻意采用了反元的修辞策略。该书宣称，“元氏以夷狄入主华夏，其地西北锥过于前，而东南岛夷则未尽附”——这里的“西北锥过于前”。

也就是说，元朝灭亡后，中亚地区仍有一支蒙古部落（察合台后裔）控制，元朝并未真正完全统一西北；“东南岛夷则未尽附”，则是指日本在1274年、1281年两次击退蒙古伐日大军，未被元朝征服。

该书编者进一步宣称，这些“未统一”的局面，随着明朝的建立而彻底改观：“唯我天命统一华夷。幅员之广，东尽辽左，西极流沙，南越海表，北抵沙漠。”

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一说法显然是在刻意美化明朝疆域。

现实情况是，进入16世纪以后，明朝的疆域已较元朝大幅缩减。结合地理学家王士性（1547—1598）在《广志绎》中的记载：

与元朝相比，明朝的北方回缩了500公里，从贝加尔湖附近回缩至长城以北；东北方向回缩了250公里，放弃了元朝在东北的大部分羁縻地区；西北面回缩了1000公里，放弃了元朝统治的西域东部地区；西南面也回缩了1000公里，对云南、贵州等地区的控制范围大幅缩小。

在这些回缩的区域中，西南地区是明朝最易拓展势力的区域。

有明一代，乃至清朝初期，中原汉族通过持续的移民开垦和行政机构设立，逐步向西南地区渗透。

据统计，从明朝中期以后，每年向西南地区移民约10万人，等到了明朝末年，当地的汉族人口占比从明初的不足20%提升至50%以上；同时，明朝在西南地区设立了10余个府、50余个州县，逐步加强对该区域的直接统治。

庚戌之变主题绘作

而北方边境则是明朝最难以拓边的区域，为抵御蒙古部落的南下，明朝最终在北方边境建立了“九边”缓冲地带——即辽东、蓟州、宣府、大同、太原、延绥、宁夏、固原、甘肃等军事重镇；并在“九边”最外围筑起了全长约8851.8公里的明长城，明蒙以长城为界，区隔中原与草原，明确了“内外之分”。

这正如王士性所言：“若元人兼有沙漠……其广狭又不在此内”，直白承认了明朝疆域无法与元朝相比，尤其是在蒙古地区，明朝始终无法实现有效统治。

4）尾声：新的“大一统”的诞生

1635年十月，皇太极统一族称为“满洲”。十二月，满汉群臣“请皇太极早正大号”。

次年四月十一日，皇太极在盛京（沈阳）天坛祭天，“践天子位”，受尊号为“宽温仁圣皇帝”，改元崇德，同时接受了“博格达彻辰汗”的蒙古语尊号，并将新国家由“Aisin Gūrūn（爱新国）”更名为“Daicing Gūrūn”即“大清国”。

鉴于此，日本学者杉山正明认为，以此为节点，“大清”正式以“大元”的继承者的身份走上了历史舞台。

1643年，皇太极去世。在多尔衮的斡旋下，时年只有6岁的福临被拥立为帝，即顺治皇帝。

次年五月，清军入关；十月，顺治在南郊天坛祭天并再次于皇极门（太和门）即皇帝位，同时向全国颁布登基诏书，宣布“兹定鼎燕京，以绥中国”。

至此，中国历史上的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大清帝国，正式开启了以北京为都城的长达260多年的专制统治。

拉丁文版《中国新图志》里的“中华帝国新图”，首发于1655年

1662年，永历帝朱由榔在昆明被绞死，南明宣告灭亡。1683年，清军收复台湾，并在次年在此设置一府（台湾府）三县，清朝的大一统局面得以初步确立。

1688年，准噶尔汗国悍然向漠北喀尔喀三部发动了武装进攻。在土谢图汗察珲多尔济之弟，一世哲布尊丹巴罗桑丹贝坚赞的提议下，各部决定投附清朝。

1691年，康熙在多伦诺尔与喀尔喀各部首领进行会盟。伴随着各部“俱照四十九旗编为旗队，分左中右三路，设盟，实行盟旗制度”，漠北蒙古也被正式纳入进了大清帝国的版图。

1717年，准噶尔大汗策妄阿拉布坦以“护教”为名，派遣大策零敦多卜率精兵六千突袭拉萨，一举摧毁了同为卫拉特蒙古系统的和硕特汗国。

三年后，在当地僧俗首领们的共同请求下，清廷派遣大军将准噶尔军队尽数驱逐了出去，彻底结束了当地近二十年的动荡局面。

但因为利益分配不均，清朝的“盟友”之一，一直“觊为唐古特长”的青海和硕特右翼首领罗卜藏丹津，于1723年掀起了反清暴动，但很快就被镇压了下去。

1725年，清廷在青海推行盟旗制度，共编29旗，正式将之纳入帝国版图。

在经历了一系列的动荡之后，清廷于1751年颁行《西藏善后章程》十三条，正式在西藏确立了具有“政教合一”性质的噶厦制度，并通过完善治藏法律，设置驻藏大臣，派驻军队，设立金瓶掣签制度等手段，明确了双方的从属关系。

乾隆《内府舆图》全图，绘制于1760年

1755年二月，一直对“先朝数十年未竟之绪”耿耿于怀的乾隆发兵5万，兵分两路直捣伊犁，迅速摧毁了末代准噶尔大汗达瓦齐的统治。

可即便如此，西域境内的反清暴动依然屡禁不止。随着时间的推移，早已失去耐心的乾隆不仅要求对顽抗者“悉行剿杀”，即便是归诚者也“慎勿轻信贼言，致堕奸计”，产生了赶尽杀绝之心。

1759年，阿睦尔撒纳与大小和卓之乱被先后平定，西域局势日渐稳定了下来。

伴随着1776年两次平定大小金川之战、1789年的越南之战以及1791—1792年的两次廓尔喀之役，明朝故地以及内外蒙古、东北、西域以及西藏等地，统统被纳入到了大清帝国的版图，“中华”再度完成了新一轮的“大一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