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盟AI治理进入新阶段

马 博

越南《人工智能法》于3月1日正式生效，越南成为东南亚首个以专门立法方式建立较完整人工智能（AI）监管框架的国家。该法以风险导向治理为主线，强调对高风险系统的合规评估、透明披露与事故处置，并在概念体系与治理逻辑上明显向欧盟《人工智能法》靠拢。在东盟整体仍以“软法指南、部门监管”为主的格局下，越南率先走向“硬法化”，释放出清晰信号，即东盟区域就AI的发展开始从“谁先做出来”延伸到“谁先把规则做成可执行的市场门槛”。

对越南来说，这是一次“规则先手”的战略布局。过去几年，东盟多数国家在发展AI时倾向以自愿性原则、行业指南和伦理框架先行，再由个人数据保护、网络安全、消费者保护与知识产权等基础性法律兜底。新加坡、马来西亚、文莱等普遍强调指导性框架与试点工具，避免过度立法抬高成本。越南则通过立法提前确立责任边界与执行路径，降低企业合规不确定性，也为吸引投资与产业链落地提供制度确定性。

要看到，越南并非照搬欧盟的立法。欧盟更强调围绕用途与场景界定风险，并配套市场监管与处罚体系。越南在借鉴风险治理语言的同时，对风险分类进行了精简，更突出“影响后果”的评估，并为后续配套细则与清单动态调整留出空间，以适应技术快速迭代。这种本土化取向在东盟并不罕见。泰国与印度尼西亚在推进AI监管讨论时同样强调，需要与本国行业监管体系衔接，避免合规成本过高压缩创新空间。东盟整体并不追求单一模板，而是在安全底线与发展激励之间做现实权衡。

当前，东盟AI发展呈现明显分层。新加坡将自身定位为治理与验证中心，由官方推动AI Verify等测试工具，把“负责任AI”转化为可检测、可复用的合规流程。马来西亚强调“主权级全栈AI生态”，在算力与数据中心等基础设施上加码。泰国与印度尼西亚更强调行业监管分权，由金融、医疗、教育等部门按本行业特点界定高风险场景。柬埔寨、老挝、缅甸等仍处在数字基础设施与制度底座补课阶段，个人数据保护与执法能力尚不完备。这种差异决定了东盟短期难以形成统一强制性监管体系，更可能长期维持“区域软法共识”和“国家硬法多样化”的并行格局。

事实上，东盟的真正挑战并不只是立法，而是如何避免数字碎片化带来的合规摩擦。AI天然跨境，如果各国定义、风险分类、披露要求与事故通报机制彼此不兼容，企业就会陷入重复评估与重复备案，区域市场反而被规则切割。东盟已推出《东盟人工智能治理与伦理指南》，并发布面向生成式AI的扩展指南，说明区域在透明、公平、安全与问责等原则上正在形成共同语言。未来《数字经济框架协议》若纳入AI章节，更有望把原则共识进一步转化为操作接口。

在国家多、语言多、发展差异大的现实下，东盟更需要可落地的路径。例如，数据保护制度应成为共同底座，推动数据保护机构在AI治理中承担更强的协调角色；跨境数据流动规则需逐步对接，先从低风险数据与合规数据集做起；多语种与低资源语言问题应被视为区域公共品，建设面向公共服务与反欺诈治理的多语语料与评测基准，鼓励开源模型的本地化微调，降低语言壁垒。

地缘政治压力上升也在塑造规则选择。算力、数据、模型与标准越来越与供应链安全、市场准入相互绑定。中国在东南亚AI基础设施和大模型市场的存在感迅速增强，开源获得了欢迎，成本优势扩大了使用比例。与此同时，美国AI在该地区的发展提出要对抗中国在国际治理机构中的影响。东盟国家的挑战不在于简单选边，而在于维护自身发展权与治理自主权，避免标准阵营化把区域市场切割成多个互不兼容的“合规孤岛”。越南立法既对齐国际治理语言又保留实施弹性，体现的正是这种现实主义平衡。

‍总体而言，越南率先在AI领域立法更像是在区域数字经济竞争中抢占制度高地。东盟未来未必会出现欧盟式统一法典，更可能走向“软法共识加深、硬法路径分化”的格局。关键在于，区域能否在开放合作中避免被外部裹挟，真正将AI治理转化为产业升级和社会信任的资本。全球AI竞逐正在加速，在技术浪潮面前，谁能更早构建可用的制度框架，谁就更有机会参与未来秩序的塑造。（作者是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