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在黄浦：红色热土上的战斗岁月

自忠路、云南中路、思南路等上海市黄浦区地标，镌刻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周恩来的革命足迹。从领导工人武装起义冲破黑暗统治，到在隐蔽战线筑牢革命堡垒，从为凝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奔走联络，到在国统区坚守和平立场、捍卫正义的斗争前沿，他以坚定意志与高超策略，书写了波澜壮阔的革命篇章。

2026年3月5日

是周恩来总理诞辰128周年纪念日

让我们一起追忆、缅怀这位共和国总理

临危受命，出任起义总指挥

1927年2月23日晚，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秘书兼中央军委委员的周恩来接到通知，速往指定地点参加中共中央和上海区委召开的联席会议，准备发动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成立中共特别委员会，由陈独秀、罗亦农、赵世炎、汪寿华、尹宽、彭述之、周恩来、萧子璋8人组成，作为第三次武装起义的最高领导机关，下设特别军事委员会，周恩来出任负责人，并担任武装起义总指挥。3月3日，周恩来在军事委员会会议上作《关于上海的武装起义》的报告，明确指出过去起义失败的原因，“问题全在于没有准备”。而临危受命之后，即以求实、缜密的作风，雷厉风行地展开他所辖领域的各项准备工作。强化纠察队正规化训练，领导制定《武装暴动训练大纲》，并解决工人纠察队的武器装备问题。1927年3月21日晨，特委获悉北伐军已占领松江，中共上海区委正式决定武装起义。位于自忠路361号（原西门路西成里173号），就是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发布命令地。中午12时，罗亦农代表中共上海区委和上海市民代表会议常务委员会发布紧急命令，举行全市总同盟罢工。

自忠路361号（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发布命令地）

正午，随着南市小南门警钟楼（中华路581号）的钟声敲响，停泊在黄浦江上的轮船和全市工厂汽笛齐鸣。上海80万工人参加罢工，同时学校罢课，商人悬旗罢市。周恩来亲临前线，在他的指挥下，上海工人阶级拿下敌人固守的最后一个据点——北火车站。经过30个小时艰苦激烈的战斗，缴获了长短枪近4000支，轻重机枪数十挺，机关枪百余挺。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的胜利，是周恩来在大革命时期为中国革命所建立的一项特殊功勋。

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信号台——小南门警钟楼

白色恐怖下的红色中枢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进入低潮。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的中央机关连遭破坏。在严酷的白色恐怖环境下，负责中央组织工作的周恩来，制定了一套秘密工作制度，提出党员职业化，机关社会化、群众化的重要原则，要求党的机关必须以商店或住家等合法形式出现，住机关的工作人员要夫妇两人，女同志要像家庭妇女一样买菜、烧饭、洗衣等。住机关和来往机关的人，穿着、语言、举止等都必须符合公开身份要求，但住家进出人员不能太多，不能开会等。如果机关设在商店，进出人员则可多些。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紧邻天蟾舞台的云南中路171—173号（原云南路447号）的中共中央政治局秘密机关。“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后，中共中央决定从武汉迁回上海。1927年9月底至10月上旬，中央机关各部门陆续转移上海。

中共中央政治局机关旧址旧貌

1928年4月，中央机关会计熊瑾玎以商人身份租下紧邻天蟾舞台的云南路447 号二楼的三间房屋，作为中央政治局办公地点。该处紧靠熙熙攘攘的四马路 ( 今福州路 )，隔壁是热闹的天蟾舞台，一楼是二房东周生赉开设的“生黎医院”，每天有许多人前来求医问药。机关人员进出或政治局委员来开会，可从医院大门进入出后门由扶梯上二楼，或从楼背后一条不为人注目的小弄堂进入后门直接上二楼。机关对外挂出“福兴商号”招牌，经营湖南纱布，熊瑾玎自称“老板”。为便于掩护，中央又调来一名湖南籍女党员朱端绶当“老板娘”。熊瑾玎和朱端绶在工作过程中，产生了真挚感情，于1928年中秋结婚，成为一对革命伉俪。周恩来特别嘱咐朱端绶，这是中央最重要、最机密的机关，要胆大心细，一丝不苟。为了做好掩护工作，他还派人教朱端绶放置警号、对付特务等各种办法。由于熊瑾玎、朱端绶细致谨慎，加上有布庄、戏院、医院等掩护人员出入，政治局机关在白色恐怖腥风血雨中历时三载安然无恙。当时，实际主持中共中央工作的周恩来明确限制人员出入该秘密机关，只有政治局委员和有关省委领导才能来此。1931年4月，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被捕叛变，中共中央政治局机关面临暴露危险，周恩来带领特科和中央机关工作人员紧急转移，云南路447号秘密机关安全撤离。1946年，周恩来数次来上海，他很想再去云南路政治局机关旧址看看，但因工作繁忙无暇分身，曾让熊瑾玎专程重访此处，并拍摄照片。

凝聚广泛的革命力量

周恩来是我们党从事统一战线工作时间最长，经验最丰富的领导者，他在黄浦区的多处历史点位留下了躬身践行统战工作的珍贵足迹。

中国饭店旧貌（今贵州路160号）

1937年7月，周恩来、博古、林伯渠再赴庐山谈判。途经上海时，在贵州路160号（原中国饭店）约见上海办事处主任潘汉年和中共上海三人团领导人刘晓，对上海党组织工作恢复和重建作了重要指示，强调日本全面侵华已不可避免，要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依靠群众力量揭露国民党的反动本质，把抗战变为真正的抗战。抓住全面抗战时机，以文化界为基础做好统战工作，开展既合法也是群众性的抗日活动，同时要注意保存和积蓄革命力量。对党组织发展不能操之过急，对负责干部要注意隐蔽条件。“七月指示”为上海党组织的恢复和重建指明了方向，对重新规整党组织队伍，开展秘密工作起了重要指导作用。

周公馆门牌

周公馆今貌（今思南路73号）

1946年5月，根据“双十”协定，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前往南京，与国民党谈判落实事宜。因上海是中国最大城市，很多政要、民主人士及其他各界知名人士都聚集上海。在上海设立中共办事处，可以为党在国统区活动提供一个合法阵地，同时也可以使代表团活动有回旋余地。但国民党当局不准设立“中国共产党上海办事处”，因此有了在思南路73号（原思南路107号）的“周公馆”。在这里，1946年7月至10月，周恩来四次来沪，召开记者招待会揭露内战真相，会见民主党派人士争取支持，召开文化界座谈会呼吁和平。

周恩来在上海期间，于武装起义部署、秘密机关运作、统战工作推进等方面，都留下了清晰的革命印记。如今，位于黄浦区的周公馆、中共中央政治局机关旧址、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纪念地等建筑，经妥善保护与修缮后原貌留存，承载的历史记忆从未褪色。

记者 / 宋梅

编辑 / 樊陆佳

资料 / 黄浦区委党史研究室

通讯员 / 周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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