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模型人事动荡背后，产业三重逻辑正发生根本性变化

2026年3月4日凌晨，阿里最年轻的P10级技术负责人林俊旸在社交平台留下一句“me stepping down. bye my beloved qwen.”（我卸任了。再见，我亲爱的千问。），宣告离开他一手带领至全球开源之巅的千问团队。戏剧性的是，前一天，他主导的Qwen3.5系列小模型刚获马斯克公开赞誉。

据悉，林俊旸的辞职与Qwen团队计划分拆有关。通义实验室计划将已发展为“全栈AI实验室”的Qwen团队打散，拆分为预训练、后训练、文本、多模态等独立的水平分工团队。这与林俊旸坚持的“预训练、后训练及基础设施应紧密结合”的技术理念产生根本冲突。

除了林俊旸， Qwen后训练负责人郁博文、Code负责人惠彬原也相继离开。

从大模型火爆开始，大厂、创企、高校的国内外人才流动络绎不绝，但当下在AI落地价值兑现的节点，林俊旸的离职却释放出更多技术理想与商业现实碰撞的意味。

离职风波背后，阿里AI 新一波架构调整在即

通义实验室计划将林俊旸领导的Qwen团队进行“水平分拆”。这一决策，表面上是将涵盖预训练、后训练、文本、多模态的“垂直整合”体系，拆分为专业化分工的独立团队，以提升管理效率。然而，其深层驱动力，是阿里巴巴面对内外部压力时产生的多重战略焦虑，这些焦虑最终转化为对组织形态的激进调整。

这一点在千问大模型的演进中早有体现，其每一次关键路线定调都伴随着组织架构和团队的调整。

2021年，阿里相继发布了百亿、千亿乃至十万亿参数规模的M6模型，这一项目由达摩院人工智能科学家杨红霞带领周畅、林俊旸等人研发，展现了强大的工程能力，这也被视为千问大模型系列的前身。随着技术路径的演进，公司决策层逐渐将重心收敛至表现更优、更具潜力的M6多模态路线上，语言模型体系AliceMind团队在赛马机制中落败，同期自动驾驶、XR等重场景的业务团队的核心负责人相继离职。

2022年到2024年期间，阿里云酝酿并落地“1+6+N”组织变革，原达摩院核心团队重组为通义实验室并入阿里云，周靖人回归担任CTO兼实验室负责人。此后，千问大模型开启开源与闭源双轨战略。期间，杨红霞、周畅等早期骨干被竞争对手挖走，最后千问大模型的研发落到了林俊旸肩上。

此后，在千问大模型的不断迭代中，林俊旸带领的年轻团队推行“全尺寸、全模态”开源策略取得巨大成功，截至2025年底，通义开源模型全球下载量突破6亿次，成为全球第一开源模型家族。

然而，就在2026年3月品牌统一为“千问”的高光时刻之后，就传来了林俊旸和多位技术负责人离职的消息。

此次人事变动被广泛关注，体现了市场对AI行业走向可持续的盈利路径的追问日益急迫。

近年来，经过巨额投入，千问大模型已在开源生态和技术影响力上取得显著成就——截至2026年初，千问开源模型全球下载量据称已突破10亿次，衍生模型超过20万个，成为全球最大的开源模型家族之一。但纯粹的“技术影响力”已不足以支撑故事。将研发体系从追求技术极致的垂直整合，改为水平拆分，打造追求稳定交付和成本可控的工业化体系，是向“商业现实主义”转型的必然一步。

一场行业性的战略重构

林俊旸的离职恰逢全球AI产业人才流动的高峰期。2024-2026年间，国内外头部AI公司普遍经历了核心高管的大规模变动，这标志着大模型产业从“技术狂飙期”迈向“商业落地和整军备战期”的深刻转型。

几乎与阿里同步，字节跳动也在经历一场更为彻底、历时更久的AI研发体系重构。其路径与阿里殊途同归，最终都指向了对传统“研究院模式”落幕。

字节的AI研发始于2016年成立的人工智能实验室（AI Lab），是抖音崛起的技术基石，却在之后随着抖音成熟，商业化成为首要议题，AI Lab的规模与影响力逐渐缩减。

ChatGPT的爆发促使字节彻底反思。公司高层承认对GPT反应迟钝，并决定另起炉灶。2024年初，字节启动AI体系重组，拆分出两个直接向CEO梁汝波汇报的独立一级部门：Seed（专注基础模型研究）和Flow（专注AI产品创新）。这一调整标志着字节AI研发从分散、依附于业务的模式，转变为集中、独立且拥有最高优先级的创始人工程。

2025年，这场重构迎来高潮。原Google DeepMind研究副总裁吴永辉加入字节，担任Seed基础研究负责人。随后，成立近十年的AI Lab被整体并入Seed团队，原负责人李航向吴永辉汇报。此次合并标志着传统“研究院”模式的彻底终结，被更扁平、高效、强调“研产一体”的新型研发模式取代。整合后，Seed部门形成了吴永辉（负责AI基础研究）与朱文佳（负责模型应用） 共同负责的双负责人机制。吴永辉明确了团队的首要目标是“探索智能的上限”，并加大对长期AGI研究的投入。

相较于资源雄厚的巨头，初创公司在高光时刻之后，经历资本降温、巨头碾压和开源模型冲击，也在被迫进行剧烈的战略调整，直接导致了高管层的动荡。

• 例如，零一万物包括联合创始人在内的多达7位技术核心高管离职，公司战略重心也从追逐通用人工智能（AGI）转向其他方向。
• 百川智能从多线开花到聚焦医疗背后，也经历了创始团队核心高管离职的人事动荡。
• MiniMax在2024至2025年间，其产品负责人张前川、副总裁兼战略投资负责人魏瀚曈等核心管理层相继离职或淡出。

这些变动清晰地反映出，当通用大模型的创业窗口关闭，公司必须转向垂直场景或寻求被收购时，原有团队的战略共识被打破，人事重组成为必然。

国际巨头的动荡同样剧烈。

• OpenAI经历了联合创始人Ilya Sutskever、“超级对齐”团队负责人Jan Leike、CTO Mira Murati等多位高管的离职，背后是安全派与商业化派在资源分配、公司目标上的根本冲突。
• xAI原12名联合创始人中已有至少5-7人离开，原因包括马斯克的高压管理风格、Grok的负面事件以及组织合并后的调整。
• Apple在2025年末短短四天内，四位核心AI高管先后退休或跳槽Meta，根因在于其在生成式AI大模型浪潮中明显“起步慢”，AI团队士气低落。
• Google与Microsoft则上演了双向“挖人+整编”的戏码，2025年Google至少有11名AI与云高管流向Microsoft。

根据公开信息不完全统计

AI行业三重逻辑的根本性变化

“林俊旸”们的离职，只是时代的一个注脚，是中国乃至全球大模型产业进入深水区后，行业竞争逻辑的根本性转变。

体现在组织上，技术理想主义让步于商业现实主义。无论是阿里的“水平分拆”、字节的“研究院消亡”，还是创企的“战略转型”，都表明纯粹的、由技术天才主导的研发模式，正在让位于更强调效率、协同、可控和商业回报的工业化体系。组织的形态必须适配产业从“技术验证”到“规模商用”的阶段变迁。

在竞争层面，是从通用模型竞赛转到垂直场景深耕。当基础模型的性能与成本门槛被开源模型和巨头抬到极高时，通用模型变成极少数玩家的游戏。对于大多数参与者而言，竞争的主战场已下沉至具体的垂直场景(如医疗、编程、办公)。这导致人才流动也从追逐AGI转向拥有明确场景和商业化路径。

随着工业化体系成形，个人英雄逐渐退场，估值重塑。在AI这场马拉松中，单一的明星架构师、天才研究员带来的技术突袭红利是短暂且不可持续的。长期的竞争力取决于系统的、可持续的工程化能力、生态构建能力和商业闭环能力。因此，组织的价值正在超越个人的价值，体系化的造血能力比依赖个人的“输血”更为重要。

从技术拓荒到商业变现的转变，是市场需求转向的结果，也迫使阿里乃至整个中国大模型产业进行深刻的战略聚焦与组织重构。这个过程中，并不是技术路线的失败，而是组织形态适应市场新阶段的必然调整。成功的标准不再仅仅是发布一个顶尖模型，而是能否建立一套能够持续产出领先技术、并高效转化为多元商业价值的现代化体系。（文｜Leo张ToB杂谈，作者｜张申宇，编辑丨盖虹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