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
文｜孙玉良
在今年的全国两会期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讨论再度升温。中国科学院院士、上海交通大学校长丁奎岭代表的一番话，引发了舆论场的广泛关注。丁奎岭代表认为，AI不是来抢饭碗的，所有的工种都不会被AI取代。人工智能并非简单的替代者，而是赋能者。
这一观点代表了科技乐观主义者的主流看法。然而，我对此还是有不同意见，不太相信丁代表的预言。在我看来，现在已经有一些工种因为AI的到来退出了历史，相比于安抚公众情绪，我们更应该认真研究AI时代的再分配制度。
第一，历史的经验，未必能解决未来的难题。
丁奎岭代表的观点，在历史中确实能找到依据。第一次工业革命时，珍妮纺纱机让无数纺织工人失业，但最终工厂的烟囱比倒下的织布机更多；汽车普及后，马车夫消失了，却催生了庞大的汽车产业链。
然而，前几次工业革命，本质上是对“体力”的延伸和替代，人类的“智力”依然是核心生产要素。但这一次的AI革命，剑指的是“智力”本身。当AI不仅能写诗、编程，甚至能初步具备诊断疾病、分析法律案例的能力时，那些曾被视作“避风港”的脑力劳动岗位，也开始变得岌岌可危。
如果连白领、金领阶层都在被大规模替代，那么“新岗位”究竟会在哪里出现？如果AI自己就能形成闭环，资本完全可以用“算法+机器人”替代“算法+人类”，那么未来留给普通人的空间，可能比我们想象的狭窄得多。
第二，AI不会失业，但“人”可能会。
丁奎岭代表或许是从科研的角度，看到了AI带来的无限可能；但我更多是从社会学的视角，看这场技术狂欢下的阴影。科技发展的成果，从来不是自动平均分配的。历史上，每一次技术跃迁都伴随着财富的再分配。蒸汽机成就了工厂主，互联网成就了平台巨头。在AI时代，掌握算法、数据和算力的头部企业，将成为最大的赢家。生产效率的提高，所带来的巨额利润，大概率会进一步向少数资本和技术精英集中。
如果这一趋势得不到遏制，就会出现一种可怕的场景：一边是GDP的增长、股市的繁荣，另一边却是大量失业人口的徘徊。我之所以强调“不相信”，正是因为已经看到了这种结构性矛盾的苗头。当社会的消费能力因为大规模失业而枯竭时，AI生产出来的商品又能卖给谁？这不仅是公平问题，更是经济循环的致命隐患。
第三，与其回避焦虑，不如直面“再分配”这一核心命题。
传统的社会保障制度，建立在“充分就业”的假设之上。但如果未来社会真的不需要那么多人参与“生产”，那么如何让不参与生产的人也能有尊严地活下去，就成了必须面对的课题。这或许意味着我们需要更超前的思维：第一，探索“机器人税”或“数据税”： 当机器人取代了人类的工作，向使用机器人的企业征税，用于补贴失业人口，是否是一种可行的思路？第二，完善全民基本收入（UBI）的讨论，无论是否工作，每一个公民都能获得一份足以维持基本生活的收入。这听起来像乌托邦，但在AI高度发达的未来，这可能是维持社会稳定的必要成本；第三，重新定义“劳动”与“价值”，当物质生产被AI接管，人类的精力可以更多地投向人文关怀、艺术创造、情感陪伴等领域。但这些领域的价值，需要通过合理的再分配机制来体现。
丁奎岭代表的乐观，代表了人类对科技进步的向往；而我的“不信”，更多代表对普通人生存状态的关切。与其急于告诉大家“不会失业”，不如正视这场革命的颠覆性。AI时代带来的最大挑战，不是技术本身，而是我们的社会制度能否跟上技术的步伐。只有未雨绸缪，研究如何让科技的红利公平地惠及每一个人，而不是让焦虑在沉默中积聚，我们才能真正有底气地说出：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集体主义和共同富裕永不失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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